梁山一百单八将，英勇豪杰聚集，其中有三位好汉坚决反对招安，他们的坚持和勇气最终赢得了命运的眷顾。这三位好汉并非迎合潮流，而是义无反顾地宣扬他们的信念。他们的故事成为梁山英雄传说中最为独特而感人的篇章。

今天，让我们深入探讨这三位好汉的坚持与命运，揭示他们是如何在梁山的风云之中获得了好的结局。这是一个关于反抗、坚守信仰和英雄气概的故事，一个在梁山这个英雄聚集之地展现出的不同人生轨迹。跟随我们一同穿越时光，感受那个充满豪情与义气的古代世界。

鲁智深出生于一个军人之家，他也继承了父亲的军人血统，曾经在老种经略麾下当官。由于性情直爽，鲁智深经常为民请命，这也培养了他爱护百姓的仁厚之心。

一次，鲁智深替刀客金翠莲讨要公道，结果得罪了当地小霸王郑屠。两人大打出手，鲁智深一气之下，三拳打死了郑屠。为了逃避官府追捕，鲁智深只得改名换姓，在五台山出家为僧。

即便在寺院修行，鲁智深仍然保持着仗义执言的精神。当他在东京相国寺偶遇林冲被官府追杀时，鲁智深毫不犹豫地站出来帮助，却也因此再次被迫离开寺院，四处奔波。

在这些处世的经历中，鲁智深逐渐认清了朝廷的腐朽本质。当他得知宋江决定带领梁山英雄接受招安时，鲁智深毫不犹豫地表达了强烈反对。“只今满朝文武，俱是奸邪。”鲁智深批评道，“蒙蔽圣聪，洗杀怎得干净？招安不济事！”

可以说，鲁智深是一个忠义之心和正义感极强的人。他反对招安，完全是出于对朝廷腐败的失望和义愤。

然而，我们也要客观地看到，鲁智深的选择并非毫无争议。首先，他实际上并没有提出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仅仅一味地批评招安并无法解决眼前的困境。其次，从结果上来说，接受招安的大部分梁山好汉还是得到了不错的安排，没有像鲁智深预言的那样被腐朽的官场同化。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看待鲁智深的反对意见呢？笔者认为，这其实反映了他对朝政失望之余，也对梁山集团现状的一种担忧。在鲁智深看来，宋江接受招安，等于带领大家重新融入他痛恨的腐朽体制。这已经动摇了他对梁山这一乌托邦式理想家园的信心。

就像看到心爱的事业即将毁于一旦，鲁智深的反对充满了悲痛和不甘。也许正是这份情感的真挚，让人无法苛责他的单纯固执。总的来说，鲁智深代表的，是一种激烈而纯粹的义愤，也是梁山集团初创理想主义情结的最后守望者。

与鲁智深不同，武松最初对招安并不反感。武松本是东京扬州城的一个巡捕头领。当年，他接连击毙不法之徒张都监、张团练以捍卫正义，却也因此被迫上梁山，成为草寇。

刚落草时的武松还抱有幻想，想等招安之日再出山受职。“受了招安，那时却来寻访哥哥未迟。”武松如此向宋江表达自己的想法。可以看出，武松起初对官场还是抱有一定信心的。他相信只要解释清楚，自己击毙奸人的行为会为官府所理解。

然而，好景不长。武松的亲哥武大郎冤死狱中，再加上其他冤案不断发生，这一切都让武松认清了朝廷的腐朽本质。原来，朝廷早已风气败坏，没有他想象中的公正可言。

这一认知的转变，对武松影响深远。他开始反思起自己多年来服务朝廷的经历。原来自己视若命的体制，根本没有自己想象的那般神圣不可侵犯。它也会袒护恶人，践踏正义。

于是，在经历了这场痛苦的觉悟后，武松的立场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当宋江再次提出招安之事时，武松义正言辞地表示强烈反对，成为招安的坚定反对者。可以说，亲人被害的悲剧打破了武松对官场的最后一层幻想，也让他在道义上升华，为正义奋斗的决心更加坚定。

如果说，鲁智深和武松的反对更多是停留在言语上，那么李俊的反对则是采取了实际行动。李俊原本靠贩卖私盐为生，与朝廷势不两立。投奔梁山后，李俊率水军立下汗马功劳，在攻占高唐州时斩杀官兵无数。正是这种与官府对抗的生存状态，让李俊对招安蓄积了本能的警惕。

招安之事提上日程后，众人皆欢天喜地，唯有李俊心中犹豫。在祝家庄大捷之后，李俊生擒金陵水军统制官刘梦龙。本该把他带回梁山接受宋江处置，然而李俊却将刘梦龙就地正法，理由很简单：“此人若留，必生后患。”

可以说，李俊的行动最直接最凌厉地表达出了他对招安的不满和反对。他意识到，招安之后不可避免要与这些官府高官打交道，到时自己必然难逃一死。因此选择将隐患扼杀于萌芽状态。

正如李俊所料，招安之后，梁山好汉被当枪使，大批英雄被朝廷派往前线用命。而主动抽身而退的李俊则避开了这场浩劫，最后他带领朱武、黄信等兄弟远走暹罗，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政权，获得安宁。可以说，李俊敏锐的洞察力和果断轻狠的行事作风，让他成为三人中最具生存和现实主义色彩的一位。这或许也预示着，新王朝的建立往往需要像他这样凌厉与决绝兼备的人物。

当然，我们今天站在历史终点回望，总有看得更清楚的优势。但即便考虑到当时的局限，三人的判断与招安派相比，无疑更为准确和透彻。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在于三人看清了腐朽统治的本质，而宋江等招安派则仍抱有一定幻想。正是这层幻想，让招安派对招安后的前景作了过于乐观的判断。

可以这么说，三人之所以判断正确，正是因为他们是局外人。他们既没有官场权力的诱惑，也没有既得利益的考量，因此可以更清醒地判断局势，作出符合大势的选择。

而对宋江等招安派来说，他们始终属于体制内的人，难以摆脱体制的局限，做出超脱的判断。这也许可以看作是当权者与反对者见识差异的一个典型例证。总之，反对者的眼光往往比顺从者更为犀利与独到。这一点，在水浒三反对派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