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汉之际，一场浩大的历史变迁悄然上演。随着赤眉军的肆虐，关中大地陷入了一片战火与混乱之中，而地下的世界也未能幸免。赤眉军大肆掳掠，西汉的诸多帝陵几乎全数被盗掘，其中所藏的奢华陪葬品成为了他们贪婪的目标。西汉时期，厚葬之风盛行，帝王陵墓中尽是奢靡之景，从金钱玉帛到车马人偶，无所不包，这些丰厚的陪葬品无疑成为了盗墓者眼中的肥肉。

《晋书·索靖子綝传》中记载：“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西汉帝王不惜耗费天下三分之一的财力，只为营建一个死后的居所。如此巨大的投入，使得陵墓中的财物堆积如山，一旦被盗，不知可以让多少人瞬间成为巨富。面对这样的诱惑，不少人铤而走险，盗墓活动屡禁不绝，西汉帝陵的惨状也因此屡屡上演。

关中沦陷之后，赤眉军不仅发掘帝陵，洗劫宝物，甚至还有人侮辱死者尸体，连吕后也不能幸免。这一幕幕惨烈的场景，让人不禁感叹历史的无情。然而，这不仅仅是史书的夸大之词，更是那个时代残酷现实的真实写照。玉匣被扒开，王侯将相的尸骨暴露于野外，珍宝散落一地，遭人哄抢，汉室的威严在这一刻荡然无存。

建武五年（29），刘秀下诏修复长安园陵，西汉帝陵的惨状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阴影。在为自己修建寿陵时，刘秀不由得忧虑重重。他说：“今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他决定一切从简，不起山陵，希望以此让自己的陵墓永远安宁，不被打扰。

建武二十六年（50），刘秀来到邙山为自己的陵墓选址。在临平亭东南处，他看到了一片地势高敞、襟山带水的风水宝地。这里河水洋洋，舟船泛泛，如果死后能长眠于此，那么子孙万代都将因此而受益。将作大匠窦融也说：“园陵广袤，无虑所用。”空间足够宽裕，适合大兴土木。于是，北邙山再度迎来了长眠的王者。

东汉共有14位皇帝，但其中两位少帝被废，因此仅修建了12座帝陵。除了献帝禅陵位于今河南焦作市修武县境内外，其余均在洛阳附近。这些帝陵分为南北两个区域：洛阳城西北方向有5座帝陵，被称为“邙山五陵”；东南方向有6座帝陵。这些陵墓见证了东汉王朝的兴衰更替，也埋藏着无数帝王将相的传奇故事。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盗墓活动的猖獗，这些帝陵的地面建筑逐渐消失，陵冢也被严重破坏。如今我们站在邙山之上，看到的也不过是几个小山丘。由于盗掘严重和文献散佚，人们对于哪座陵冢归属哪位皇帝已经无法确定。例如刘秀的原陵就存在疑问。在孟津老城西八里、黄河南岸的白鹤乡铁谢村有一个叫“刘秀坟”的地方，传统观点认为这里就是原陵。但根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大汉冢才是更有可能的原陵位置。

与西汉帝陵相比，东汉帝陵在面积、设施和结构上都有所简化，大量使用瓦器作为随葬品。这都要归功于刘秀的提倡。他死时曾下遗诏：“朕无益百姓，皆如汉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他希望能像汉文帝一样实行薄葬。汉文帝是西汉诸帝中的一个异类，他修陵墓时使用瓦器，也不起封土，开创了皇帝薄葬的先河。刘秀推行薄葬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希望以此避免盗墓者的侵扰。

然而，严格意义上说，两汉的薄葬其实并不薄。汉武帝时就有人从霸陵盗取钱币，将大量货币埋入地下显然是厚葬的行为。刘秀之子中山王刘焉死后也大修陵墓极尽奢侈。到了曹魏时期帝陵规模继续缩小不封不树也没有珍贵的陪葬品。曹丕在《终制》里说得好：“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他深知厚葬致祸的道理因此推行薄葬制度。

刘秀自然无法想象两百年后的场景。在他的时代新王朝正冉冉升起。若要奠定万代之基业必须解决一个名分问题：再建汉朝究竟是中兴还是创业？到底是尊崇汉统还是别于汉统呢？当时长安被攻破、宫室遭焚毁、帝都成废墟、典章图籍不知所踪。汉家制度无从传续，旧典不存也无旧臣。刘秀身边基本上都是豪族强宗，他们成为了东汉王朝的支柱。

或许东汉陵墓规模的缩小也与此有关。在西汉国家掌握了一个庞大的人口群体——刑徒他们是修建宫室陵墓的主要劳动力。到了东汉很大一部分人口要给豪族吃掉国家能够役使的劳动力减少，如何能完成西汉那般规模宏大的工程？地下世界还有许多变化，比如西汉时期皇帝和皇后虽埋葬于同一陵园但位于陵园内的不同位置，但在东汉帝后则葬于一室。这很可能是受南阳豪族墓葬传统的影响。

再比如西汉承秦制陵寝坐西朝东。到了东汉由于刘秀及诸功臣多半习儒术，因此东汉帝陵采用死者头向北、陵墓朝向南的周礼。这些变化都说明了一个事实：汉制已然走上了另一条路。所谓刘氏天下是刘秀的刘。当然刘秀不可能公然宣扬此事，为了收拢人心他必须坚称自己是“中兴之主”。

然而洛阳的确还存在着一个群体：他们忘不了旧日的辉煌，同情前汉思念长安。建武十八年（42）杜陵人杜笃上书建议迁都长安，一时间身居洛阳的长安耆老都动了怀乡之情纷纷怅然伫立向西边望去。这群“遗臣”因乡情旧谊联合在一起试图通过亲近太子刘彊来达成回归长安的愿望。但刘秀是一个开创基业的君主，不可能活在西汉正统的阴影下。他依赖南阳、河北的豪族，必须坚持关东本位，那么洛阳就是最好的选择。

刘秀去世之后汉明帝继续为东汉“正名”。然而明帝为了尽孝不听父亲遗愿，在原陵大兴土木，导致原陵在东汉末年就被盗掘一空了。明帝还开创了上陵之礼，将元旦的庆典搬到了原陵，以此表达对光武帝的尊崇和孝心。这种盛大的场合让原陵成为了东汉王朝法统的象征。

然而随着东汉王朝陷入困境之中，豪族依然是结构性的问题，再也没有像汉光武帝、汉明帝这样的君主能够抑制他们了。皇帝幼小不得不依赖母后，外戚势力坐大，导致外戚与宦官专权，恶性循环。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士大夫奋起反抗，最终酿成“党锢之祸”。等到袁绍消灭宦官，才算终结这一循环。然而东汉已是名存实亡。

景初二年（238）魏明帝曹睿得知原陵被损毁，牧童践踏其上，大帝之冢残破不堪，于是下诏封禁山陵。这时洛阳已经从董卓之乱中走了出来，重现当年繁华。而北邙山上，高墓大陵萧条依旧，只有参天古柏无言地诉说着历史。这段历史不仅仅是东汉王朝的兴衰史，更是中华大地上一段波澜壮阔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