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12月13日，侵华日军侵入南京实施长达40多天灭绝人性的大屠杀，30万生灵惨遭杀戮，人类文明史上留下最黑暗的一页。从1994年开始，江苏和南京都会在每年的12月13号举行哀悼仪式，包括撞和平钟、敬献花圈等等，但是这些都是停留在地方层面。2014年2月27日，中国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将每年的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1937年的12月13日，侵华日军侵入南京实施长达40多天灭绝人性的大屠杀，30万生灵惨遭杀戮，人类文明史上留下最黑暗的一页。从1994年开始，江苏和南京都会在每年的12月13号举行哀悼仪式，包括撞和平钟、敬献花圈等等，但是这些都是停留在地方层面。

2014年2月27日，中国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将每年的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决议的通过，使得对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纪念上升为国家层面。国家公祭日的设立表明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

2014年12月13日，国家举行了首个公祭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出席，南京全城默哀。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要谨记南京大屠杀给我们带来的伤痛。牢记历史，勿忘国耻！

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后，直逼南京。国民党军队在南京外围与日军多次进行激战，但未能阻挡日军的多路猛烈攻击。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在一片混乱中被日军占领。日军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指挥下，在南京地区烧杀淫掠无所不为。

12月15日，日军将中国军警人员2000多名，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扫射，焚尸灭迹。同日夜，又有市民和士兵9000余人，被日军押往海军鱼雷营，除9人逃出外，其余全部被杀害。

16日傍晚，中国士兵和难民5000余人，被日军押往中山码头江边，先用机枪射死，抛尸江中，只有数人幸免。

17日，日军将从各处搜捕来的军民和南京电厂工人3000余人，在煤岸港至上元门江边用机枪射毙，一部分用木柴活活烧死。

18日，日军将从南京逃出被拘囚于幕府山下的难民和被俘军人5.7万余人，以铅丝捆绑，驱至下关草鞋峡，先用机枪扫射，又用刺刀乱戳，最后浇以煤油，纵火焚烧，残余骸骨投入长江。令人发寒。这是日军少尉向井和野田在紫金山下进行砍杀百人的比赛，野田杀了105人，向井杀了106人，但不知谁先杀到100人，所以胜负难分，重新再赌谁先杀满150名中国人。

后来发表的《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中写道：“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来污辱这个城市”，他们“单独的或者二、三人为一小集团在全市游荡，实行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终至在大街小巷都横陈被害者的尸体。“江边流水尽为之赤，城内外所有河渠、沟壑无不填满尸体”。

据1946年2月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集体大屠杀28案，19万人，零散屠杀858案，15万人。日军在南京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达30多万人。

分散屠杀

1937年12月13日，《东京日日新闻》（即现在《每日新闻》）报道两名日本军官的“杀人竞赛”。日军第十六师团中岛部队两个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其长官鼓励下，彼此相约“杀人竞赛”，商定在占领南京时，谁先杀满100人为胜者。他们从句容杀到汤山，向井敏明杀了89人，野田毅杀了78人，因皆未满100，“竞赛”继续进行。12月10日中午，两人在紫金山下相遇，彼此军刀已砍缺了口。野田谓杀了105人，向井谓杀了106人。又因确定不了是谁先达到杀100人之数，决定这次比赛不分胜负，重新比赛谁杀满150名中国人。这些暴行都一直在报纸上图文并茂连载，被称为“皇军的英雄”。日本投降后，这两个战犯终以在作战期间，共同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中人员“实为人类蟊贼，文明公敌”的罪名在南京执行枪决。

奸淫

1937年12月，当时18岁的孕妇李秀英躲藏在南京安全区的一个地下室内。19日，日军士兵闯入地下室企图强奸这里的妇女，李秀英在反抗中被刺伤三十多刀，胎儿流产！

据估计，在日军占领南京之后一至两个月内，约有2万至8万名中国妇女遭到日军强奸。日军不分昼夜并在受害妇女的家人面前施行强暴，被强奸的妇女甚至包括12岁的幼女、60岁的老妇，乃至孕妇。很多妇女受到了轮奸，有些妇女甚至会被日军强奸数次，类似的事件往往导致有妇女受不住日军的折磨而死。受害人或是试图保护她的亲属如果稍有反抗，往往就被日军杀死，母亲身边的孩子因为哭闹也经常被日军一并杀害。此外，日军还强迫乱伦行为，不从就加以杀害。日军对妇女的大规模强奸和虐杀直到1938年2月才有所收敛。

约翰·马吉牧师详细记录了一起典型的强奸灭门惨案。12月13日，30个日兵闯入夏淑琴一家与房东居住的门东新路口5号，他们先杀死了房东夫妻和夏淑琴的父亲，用刺刀杀死了夏淑琴母亲怀里的1岁婴儿，之后轮奸了母亲和另一个房间里16岁、14岁的两个姐姐，她的祖父母在试图保护孙女的时候被杀死。之后日兵杀死了惨遭奸淫的母女，并且在她们的阴道里插进瓶子和木棍。当时7岁的夏淑琴和她4岁的妹妹被刺刀扎伤，她们因为昏死过去而幸存下来。最后，日兵杀死了房东的两个孩子，4岁孩子被刺死，2岁孩子被用军刀劈开脑壳。

日军在南京期间对女性的奸淫恶行是在军官默认、纵容、鼓动下的集团性暴力。日军发现女性就加以奸淫的现象非常普遍，而日军军官通常不会将其作为违纪行为加以处理。不仅如此，日军军官还把放纵士兵强奸作为鼓舞士气的工具。为了让部下发泄在上海战场上几个月的苦战中积郁的不满情绪并且鼓动部下进攻南京，日军军官向士兵宣传只要攻入南京“就可以拥有漂亮的姑娘”、“杀人、放火、强盗、强奸都可以”。日军举行入城仪式后，数万日军闯入城内，一周之内就有8000以上中国女性遭到奸淫。魏特琳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设立的收容所是日本士兵搜索“花姑娘”的主要目标之一。日军占领南京十几天后，罪行累累的各部陆续离开，而留在南京执行“警备”的第16师团仍然在长期进行强奸作案。1938年1月下旬，天谷支队接替16师团之后，强奸案件进一步增加了。

劫掠与纵火

照片后方的日本士兵用手推车搬运从商店里抢到的赃物。照片前方是大约五十具被害中国军人和平民的尸体。1938年1月10日 Life杂志，第50页。

南京沦陷之后的六个星期之内，日军几乎侵入了城内所有的建筑物。据统计，城内外23.8%的建筑被纵火焚毁，63.0%的建筑遭到劫掠，因各种原因遭到破坏的建筑合计88.5%，这些破坏绝大多数都是日军在占领南京后造成的。

日军占领南京初期，5万日本士兵从中国难民那里抢夺了大量生活用品和食物。此后的几个星期，日军闯入市内的建筑进行了大规模的抢掠，有的时候他们在军官的组织下将住宅、商店、机关、仓库等建筑洗劫一空，再用军用车辆把赃物运走，即使各国使馆也未能完全幸免。在占领南京后的一两年内，日军、日本宪兵还强占了大量中国人的店铺、住宅和建筑，有的直接由日军占用，有的则无偿交给来到南京的日本平民。除了日本军人，少数日本随军记者也加入到抢掠的行径当中。

从12月19日或20日开始，日军开始在市内纵火。日军在洗劫商店之后，经常将其付之一炬。市区南部从中华门到内桥、从太平路到新街口以及夫子庙一带是南京主要的商业区，几乎全被烧光，整个市区约三分之一的建筑物被焚毁。

中国文化珍品也遭到了大掠夺。据统计，南京市共损失古物26584件，计商代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字画7720幅、书籍45979册。

中国受害者叙述

南京大屠杀李秀英，怀着7个月身孕，与3个日本兵搏斗身中33刀，在鼓楼医院收治并留下了影像资料。她并赴日本进行对日索赔诉讼。于2004年12月4日6点10分在南京鼓楼医院逝世，享年86岁。

夏淑琴，全家9口人被杀7口，她被刺伤后从死人堆里爬出。

姜根福（1929年12月20日-），弟弟被日本兵摔死，母亲因为反抗强奸而被开枪打死，父亲被抓走，二姐因反抗强奸被刀劈死。

崔金贵，亲眼见慈善团体崇善堂的收尸埋尸过程，并确定崇善堂在埋尸时有计数。

尚德义，1937年12月6日上午11时被日军抓获，同时与1000名以上的中国男子一起被机枪扫射，绝大多数当场死亡。他由于被尸体压住晕倒而幸免于难。

伍正禧，在南京新华巷62号避难时，其二哥伍正保、大表哥云馆、三表哥三云、表叔老王被抓走并枪杀。祖父被刀捅死，30岁的表娘被强奸。

邵翰珍，父亲邵锦晴、祖父邵才潮和舅舅任发和被日军枪杀。

皇甫泽生，保卫南京的一个士兵。被日军俘获后与几百人一起，在板桥镇一个山沟里集体被日军用机枪射杀。日军在射杀后再用刺刀捅死幸存者。他和另一个重伤难友为仅存者。

孟宪梅，在淌水沟接水时，亲眼看到日军用多辆卡车把老百姓押到现在的汉中门新桥桥口下面用机枪射死。

陈光秀，在南京汤山镇许巷村，父亲被枪杀，包括弟弟在内的村里100多个年轻人被刺刀刺死。艾家四兄弟被扔到天空摔死。多名女性被强奸。母亲因为父亲和弟弟被杀导致忧郁而死。

刘文静，大方巷广场集体屠杀（一百多人）见证人。

天津工商银行退休职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刘钟铭当年在南京一家商铺当学徒，说道：“日本鬼子进城后见人就杀，城里到处都是尸体，载着日本兵的汽车就从尸体上开过去。那个惨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2007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开始建立历史证人个性化档案。共新建立档案12425份，包括39名外籍人士、103名原侵华日军老兵、2663名大屠杀幸存者和9620名大屠杀遇难者。

2012年8月3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赵斌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75岁。赵斌生于1937年11月27日，出生17天即遭遇南京大屠杀，是年龄最小的大屠杀幸存者。

战后审判

远东国际法庭的判决书上写道：“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这种估计并不夸张，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埋尸体达十五万五千人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由红十字会掩埋的是43071人，由崇善堂收埋的是112266人，这些数字是由这两个团体的负责人根据各该团体当时的记录和档案向远东法庭郑重提出的）。”法官之一的梅汝璈指出，对于南京大屠杀一案“花了差不多三个星期的工夫专事听取来自中国、亲历目睹的中外证人（人数在十名以上）的口头证言，及检查和被告律师双方的对质辩难，接受了一百件以上的书面证词和有关文件，并且鞫讯了松井石根本人”，“审理是特别严肃认真的”。松井石根听取了法庭宣布的罪状和科刑后，表示“南京事件，可耻之极”。法庭判决书中遂有郑重声明：“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毁了的尸体，以及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死的人们计算在内。”值得注意的是：远东国际法庭认定被杀害者为二十万人以上，未包括尸体被日军消灭了的被害者在内，而且这个数字仅是“在日军占领后六个星期内”的。

东京审判中，因为南京大屠杀而判罪者仅有身为乙丙级战犯的松井石根，罪状是未阻止南京大屠杀的进行；不过在南京军事法庭方面的审判则起诉了包括百人斩见报的向井敏明、野田毅以及南京大屠杀时期担任第六师团师团长的谷寿夫等人并判决死刑。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2014年2月25日下午，中国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草案。

受委员长会议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李适时就决定草案向会议作了说明。

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草案的说明指出，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在中国南京开始对中国同胞实施长达四十多天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三十多万人惨遭杀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这一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残暴行径，铁证如山，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设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早有历史结论和法律定论。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在国家层面举行公祭活动和相关纪念活动，是十分必要的。

说明强调，制定本决定是为了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罪行，牢记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表明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决定草案将每年的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中国大陆在80年代以前对南京大屠杀的纪念不充分。50年代虽然有在报纸和教科书中提到南京大屠杀，在60-70年代就有很大的空白。在文革期间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连高中历史课本都不记入南京屠杀了，如1972年广西壮族自治区试用的高中用《中国现代史》71页只写了“千百万人民遭到杀害”却没专门提到南京的屠杀。 徐师大77年编订的《中国历史大事纪年》也不曾提到。朱世巍曾经提到他的老师做贼一样告诉他南京大屠杀的事。传媒也有类似的现象：《新华日报》虽然在50年代上半有30多篇南京屠杀的报道，之后到82年就没有一篇了，人民日报在1960年5月30日登出了《决不容许历史的惨剧重演 南京人民怒斥美日反动派》之后，到了82年才又刊登南京屠杀的报道。南都的《曾“消失”的南京大屠杀》一文提到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馆长吴先斌谈起南京大屠杀，第一个想到的是他外公，一位没有经历南京大屠杀，但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老人。20世纪70年代，吴先斌上小学。有一次外公带他去南京秦淮河洗澡。在石头城桥边时，老人说：日本人在这里杀过很多中国人。年幼的吴先斌听了非常震惊。“关于南京大屠杀，国家记忆曾经缺失了，但民间记忆一直没有断过。”吴先斌觉得官方的修史不能表达全部情感，后来产生了创办关于南京大屠杀民间博物馆的想法。从1994年开始，江苏、南京都会在每年的12月13号举行哀悼仪式，包括撞和平钟、敬献花圈等等，但是这些都是停留在地方层面。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早在2005年和2012年全国两会上都有代表委员提出希望将每年的12月13号，也就是南京大屠杀同胞的遇难日上升为国家公祭日，上升为国家层面。

2005年，在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赵龙提交提案，呼吁每年12月13日举行国家公祭，由国家领导人参与公祭活动，同时还建议把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升格为国家级纪念馆，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2012年3月，在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市政协副主席、南京艺术学院院长邹建平，第三次递交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议案：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祭日举行国家公祭。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2014年2月2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草案。

2014年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上升为国家公祭日其实也是参考国际上一系列的做法，包括波兰二战集中营大屠杀纪念馆，每年也会举办这个公祭日以扩大其影响力，哀悼遇难者也表达对逝去生命的尊重。

2014年12月13日，“中国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来临之际，在位于河北邢台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陈列馆前，500余名学生组成“12.13”字样，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该市各中小学开展纪念活动，向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余万名同胞致以沉痛哀悼，并警示自身铭记历史，奋发图强。

以中国国家名义进行正式纪念与公祭，其世界意义在于，促使人类历史记忆长久保持唤醒状态，而避免出现哪怕是片刻的忘却与麻木，共同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一起维护世界和平及正义良知，促进共同发展和时代进步。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共同消除了威胁世界和平的法西斯邪恶势力，壮大了人类的进步力量，促进了全球的民族解放运动，对世界和平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艰苦卓绝，付出的巨大民族牺牲属于人类的浩劫，3000万人口伤亡、6000亿美元损失仅仅是冰冷的数字，造成30万人死难的南京大屠杀也仅仅是日本法西斯极端残忍暴虐的典型案例之一。

如果以全球视角审视中国拟确定和设立“两日”的立法举动，就会不难发现其蕴含与释放的重大世界意义，而不仅是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凝聚力量、奋力拼搏的应有国内启示，当然更非煽动旧有国恨家仇的民族主义象征。 企图否定和美化法西斯主义罪恶侵略历史，企图挑战与颠覆二战战后国际秩序，企图污蔑和攻击人类反法西斯胜利成果，企图漠视或泯灭中国人民抗战牺牲与贡献；此类历史修正主义、历史翻案之风，都是绝不允许的，都是必被坚决反对的，也都是必然失败的。

历史观绝不仅仅是如何看待历史、如何看待历史事件与人物的具体问题，而更是具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就会具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可以说，安倍政权领导和推动的日本右倾化行径是历史的倒退、时代的逆行、对公理的挑衅。因此，其也必然引起了周边有关国家和西方主流社会的强烈批判与坚决反对。

为二战历史确定国家纪念日和设立国家公祭日早已成为国际惯例。二战后，相关国家每年都会定期在诸如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屠杀纪念馆、俄罗斯卫国战争纪念馆、美国珍珠港事件纪念馆等举行国家纪念与公祭活动。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在此前夕立法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与设立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国家公祭日是极其必要的、是非常正当的。

二战期间，有关国家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文化传统的不同，组建了空前团结的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并最终取得了伟大胜利。即将迎来二战胜利70周年之际，曾经的同盟国各方应该继续求同存异、保持团结，共护和平、共谋发展。

“对历史闭上眼睛者看不到未来”，这是永远保鲜的普世格言。

公祭活动第一次上升至国家层面。这种国家级别的纪念仪式，不仅强调着现代中国人不忘日本侵华之耻，更是在为整个世界恢复、保存历史的真相和尊严。

“国家公祭日”古已有之，在古代称为“国祀”，在中国，向来是先人们精神生活中的大事，《左传》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历朝历代，在复杂的礼仪中，始终凝结成一个不变的核心，一个最根本的认识。如果说过去的祭天、祭地、祭祖的祭祀文化，反映的是一个文明成熟程度的话，大家对一段历史的复原以及回忆，乃至将其定格、固化为一个“公祭日”，反映的则是整个民族的成熟与强大。

任何历史都是现代史，都对现实有着巨大的警鉴价值，而对历史铭记，就是树起了一面镜子，无论是对企图颠覆历史的人，还是渴望和平的人，都需要这个镜子随时折射提示，从这个角度上说，中国的“国家公祭”，小而言之是中国人对自己同胞的记忆、缅怀，是对国人应有历史价值观的培养；大而言之，是中国人在替世界保留的一份珍贵遗产，是中国人就此确立与国际社会相处的尊严方式。

“国家公祭”虽然只有一天，但公祭的意义需要也一定要延续，这在国外也有先例，比如，美国的老兵日会对老兵提供一系列优惠活动，以此增加老兵福利；以色列则在阵亡将士纪念日限制娱乐活动……凡此种种，都是在增加普通民众对国家公祭的感性认识，有利于普通民众对历史的参与和审视，如此进一步将“国家公祭”的实质细化、落地，方能使“国家公祭”先形成民族习惯，再化作民族精神，使每个国人都可以在此熏染之中，逐渐具备大国公民的精神气质。

幸存者述

他要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他那苦命的爸爸，告慰他的在天之灵。（侵华日军）根本不是人，往父亲身上戳了好多刀。如今国家设立国家公祭日，这样的决定太好了，这对他们这些经历了那场灾难的幸存者来说，是个重大的安慰，大家非常拥护。

——83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王津

这是国家强大的表现，举行国家公祭，就是要告诉所有的人，那段地狱般的历史是不容忘却的。4个亲人被侵华日军残忍杀害，这种心灵上的创伤伴随了他一生。每当这个日子，她都会想念亲人，痛恨日本兵。这样苦难的历史一定不能重演。

——90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杨翠英

设立国家公祭日，表明国家对这段历史的重视，既是对死难者的尊重，也是对世人的警示。多年来，她一直坚持与否定历史的日本右翼势力做斗争，为维护历史公正而努力。尽管她年龄大了，但只要身体允许，她依然会坚持下去！

——85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

日方狡辩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2014年2月26日上午举行的记者会上，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将南京大屠杀发生的每年12月13日设立为“国家公祭日”草案一事表示：质疑中方的用意何在，对为何在战后69年才设立国家公祭日抱有疑问。 称“南京大屠杀”为“南京事件”，质疑死亡人数30万的说法，狡辩称死亡人数是无法查证的，变相否认“南京大屠杀”。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以立法形式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和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认为这一做法意义重大。

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称，中国人大将每年的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每年的12月13日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是为了“表明中国人民坚决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

美联社发表题为《中国称日本为“麻烦制造者”》的报道中，报道了中国拟设抗战胜利纪念日与南京大屠杀公祭日的消息。美联社引述新华社的报道称，这项决定目的是揭露日本在二战中的暴行，同时纪念中国人民的抵抗侵略的精神。

法新社发表题为《中国拟设立抗战胜利纪念日与南京大屠杀公祭日》的报道称，在与日本就历史问题与领土争端关系紧张之际，中国正在考虑设立抗战胜利纪念日与南京大屠杀公祭日。报道指出，参拜靖国神社使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国领导人决定设立公祭日的做法，是意图揭露日本领导人试图推翻二战结果的想法。

美国合众国际社的报道中，也介绍了设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历史背景。

彭博新闻社的报道指出，一些日本右翼分子“完全否认南京大屠杀”。报道称日本政府2012年宣布“购买”钓鱼岛是中日关系开始走向恶化的肇因。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刊登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长篇报道。文章在谈到南京大屠杀时强调，日本“犯下巨大的罪行是显而易见的”。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称，决定立法确定中国人民抗日胜利纪念日，是要“集中反映中国人民的意志，以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是为悼念死难者和“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罪行”，“牢记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表明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

菲律宾《》发表社论认为，中国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和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具有重大的现实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社论说，无数国家的历史表明，只有牢记历史，尤其是惨痛的教训，才能鼓舞人民奋发图强，励精图治，防止再次遭到军国主义野心家的蹂躏。

日本《》报道说，中国将日中两国间历史事件的纪念日确定和设立为国家级纪念日，表明中方不仅要从国家层面，同时也将在国际社会广泛揭批安倍政权的历史认识问题。

日本政治评论家本泽二郎说，面对安倍政权的危险动向，受害国应该对国民进行切实的历史教育。中国选择这一时机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和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是在清楚地表明反对日本再次走向帝国主义的态度。这也是在向日本民众发出呼吁，即日本民众要反省历史，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携起手来，对日本政治的错误走向说“不”，共同维护地区以及世界和平。

87岁的德国反法西斯主义者联盟主席福尔克马尔·哈尼施是二战幸存者、亲历者。他说，中国的抗日战争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画上了句号，对此应该确定一个纪念日。中国的这种做法是正确的，也是令人尊重的。

德国纽伦堡市前市长、纽伦堡－埃尔朗根孔子学院高级顾问勋莱博士在谈到中国全国人大确定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时表示，他对此十分赞同，这能使更多的人记住这些军事侵略的无辜受害者。他说，德国人在经历了二战之后誓言永不再战，而日本的诉诸武力则慢慢被社会所接受。如果日本军国主义抬头，将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德国巴伐利亚德中经济文化协会总干事盖格尔对中国以立法形式确定纪念日和设立公祭日表示完全赞同，他说，“做出这种形式的纪念是很重要的，否则以后很多年轻人可能就不再记得这段历史”。他表示，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了解这段历史的任何一个德国人都不会支持日本的这种行为。

波兰格但斯克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玛尔采利·布尔德尔斯基教授认为，确定抗战胜利纪念日和设立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的目的是为了铭记历史，教育后代，警示社会，应该让国人以及全世界有正义感、热爱和平的人们都能记住这段历史，牢记血的教训，从而使后人能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波中友好协会会长、波兰前驻华大使古拉尔赤克说，设立纪念日，就是要铭记历史，珍惜维护和平。

纽约政治评论家方焰说，中国确定和设立“两日”意义重大，既提醒国人不能忘记国耻，又为日本敲响警钟，警示安倍政府中国绝不能允许日本歪曲、颠覆和篡改历史。同时也是在向国际社会讲明历史的真相，有利于全世界人民擦亮眼睛，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印尼印华论坛主席、文化学者余麦风说，中国以立法形式确定和设立“两日”是非常必要的，特别是，安倍晋三的做法是在歪曲历史，中国这样做能够唤起世人的理解和了解。在当前国际形势下，表明中国严正的态度，是正确和及时的。

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教授胡云才说，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确定和设立“两日”，对于弘扬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民族精神和牢记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将对亚洲国家和国际社会反对侵略、维护世界和平运动起到积极的示范作用。

加拿大渥太华华人联合总会主席赵炳炽说，中国人民奋起抗击日寇，用千万同胞的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最终的胜利，扭转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也对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企图美化侵华罪行、复辟军国主义的时刻，由中国全国人大作出“两个决定”有重大的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用以提醒世人，历史不能忘，不容战争再发生，不能让军国主义复辟。

全英华人华侨中国统一促进会总会长单声说，以立法形式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和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这是揭露日本侵略者罪行最有效的方式，牢记日本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沉重灾难的铁证。

波兰华人李晓东对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表示非常赞同。在日本右翼军国主义抬头的形势下，由国家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日是非常必要的。能够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记住这段历史，更好地珍惜和平生活。

华侨杨英鹏说，纪念日和国家公祭日的确定和设立可以提升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为中国复兴梦共同奋斗。华侨于超说，非常赞同国家的新举措。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每一个中国公民不应忘记屈辱的历史，不能忘记今天的和谐安定生活是怎么得来的。

澳大利亚华侨华人代表在举行会议，坚决支持中国全国人大立法确定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和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