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米塞斯

自由主义预先驳斥了民族主义的所有主张，除此之外，无需再做进一步的批评。但是，即使我们不提自由主义的学说，也必须认为日耳曼民族主义的计划也是不可行的。很显然，日耳曼人并没有强大到足以征服世界；更进一步说，即使征服成功，他们也无法享受胜利。

德国打造了一部庞大的战争机器，同时，其他国家愚蠢地忽略了构筑国防。尽管如此，即使有盟友支持，德国的实力也还是太弱，不足以与整个世界对抗。泛日耳曼主义者和纳粹的狂妄自大建立在一种徒劳的希望之上，他们以为在一连串的战争中敌国会各自孤立，从而成功各个击破。他们没有考虑到受威胁的国家组成统一战线的可能性。

俾斯麦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得以首先与奥地利作战，然后是法国，同时世界上其他国家则保持中立。他很明知地认识到，这种情形是极端幸运的。他未曾期望命运会以同样的方式再次眷顾他的国家，并坦承敌国联盟的梦魇（cauchemar des coalitions）使他寝食难安。泛日耳曼主义者就没有那么谨慎了。但是，1914年，俾斯麦担心的敌国联盟成为事实。今天，历史再次重演。

德国没有吸取一战的教训。稍后我们在关于“反犹主义的角色”一章中会看到，纳粹分子用了什么骗术来掩饰这一教训的意义。

纳粹坚信他们必然最终征服世界，因为他们已经挣脱了道德和人性的枷锁。因此，他们辩称：“如果我们成功征服了世界，这场战争就会是最后一场战争，而我们将永远确立我们的霸权。因为，当我们胜利时，我们将消灭我们的敌人；这样，未来的复仇战争或被征服者就不可能发动叛乱了。但是，如果英美胜利了，他们会给予我们尚可接受的和平。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受限于道德律、神意戒律或其他荒谬的约束，他们会强加给我们一个新的《凡尔赛和约》，或许比它更好，或许更糟糕，但无论如何不是灭绝，而是一个条约，这会使我们在一段时间后又能重新投入战斗。因此，我们将屡败屡战，直至有一天我们实现自己的目标——彻底消灭我们的敌人。”

为了便于论证，我们假设纳粹成功了，他们将他们所说的日耳曼式和平强加给世界，那么，这个世界的道德基础将只会是压迫而非互相理解。在这样的世界上，日耳曼人的国家能够顺利运作吗？在暴力和暴政原则至上之处，总会有一些群体渴望从奴役本民族其他人中获益。日耳曼人自己将陷入永无止境的战争。臣服的非日耳曼奴隶们可以从这些动荡中获益，以解放自己和消灭自己的主人。纳粹主义的道德准则支持希特勒通过其拥趸使用武器冲击所有反对其计划的国内反对派。纳粹冲锋队以其在啤酒馆、会议厅和街头巷尾的“战斗”为荣，以暗杀和重残袭击为荣。任何认为自己足够强大的人未来也会采取这种策略。纳粹准则的结果是无休止的内战。

纳粹说，强人不仅有权杀人，他还有权将欺诈、谎言、诽谤和伪造手段作为正当的武器。为日耳曼民族服务的一切手段都是正确的。但是，谁来决定什么才是对日耳曼民族有利的呢？

对于这个问题，纳粹哲学家非常坦率地答复道：正确和高尚就是我和我的同志们认为正确和高尚的事物；就是人民（das gesunde Volksempfinden，德语“民心”）的合理（sound）情感认为善良、正当和公平的事物。但是谁的情感是合理的，谁的又不是？关于这个问题，纳粹党人说，真正的日耳曼人之间是不存在争议的。但是，谁是真正的日耳曼人？谁的思想和情感是真正的日耳曼式的，谁的又不是？谁的观念是日耳曼观念——莱辛（Lessing）、歌德、席勒的观念，还是希特勒和戈培尔的观念？康德——他是渴望永久和平的哲学家——是真正的日耳曼人吗？还是施本格勒、罗森博格和希特勒——他们称和平主义是最卑鄙的思想——才是真正的日耳曼人？对此，那些连纳粹也承认是日耳曼人的人们之间存在分歧。纳粹试图以存在某些不幸拥有非日耳曼观念的日耳曼人来回避这种两难困境。但是，如果一个日耳曼人如果并不总是必然以正确的日耳曼方式思考和感受，那么谁来决定哪些日耳曼人的观念是日耳曼式的，哪些又不是日耳曼式的？很明显，纳粹在兜圈子。既然他们憎恨以多数投票这种显然是非日耳曼的方式做决定，那么对他们来说，不可避免的结论是，日耳曼式的事物就是那些在内战中获胜的人认为是日耳曼式的任何事物。

——摘自《全能政府》，可二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