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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胳膊一伸，五十大元！”

从河南上蔡县城出发，一路向东南方向前行，3公里之外，有一个叫“文楼村”的地方，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楼村的人为了生活，尤其是为了盖上一间大瓦房，家家户户都有人卖血。

当时卖一次血可以赚50块钱，相当于城里人一个月的工资。

只是村里人也没有想到，一边他们是积极响应“献血光荣”的口号，另一边他们也靠着卖血改善了家里的生活，可是命运却给他们安排了一个不治之症：艾滋病。

因为卖血，当时文楼村家家户户都有艾滋病人，1999年有关部门去文楼村调查，发现文楼村里每5个村民中，就有一个是艾滋病人。

在2003年，文楼村艾滋病人死亡最多的那一天，村里一下子就死了7个人。

那一年，文楼村几乎每天都是办丧事的唢呐声，这也让村里人开始反思，当年他们为了盖瓦房卖血，究竟有多不值得。

那么文楼村究竟是如何成为“中国艾滋病第一村”的？现在又如何了呢？

接下来的内容，让我们来一探究竟！

在文楼村的人开始卖血过日子之前，实际上这个村和普通的村子一样，村里人都是靠着种地过日子。

不过村里的耕地数量不多，人均耕地不过是一亩左右。

光靠着种菜、买菜，当时村里人忙活一年到头，如果家里人口多，可能连吃饱饭都不够。

这可该怎么办呢？

改革开放之后，“快速致富”的春风，从东南沿海一路朝着内陆挺进，在市场经济的感召下，很多人都开始做着发财梦。

然而对于生活在偏远农村的人来说，他们却并不懂得该如何致富。

如果不在家种地，那么改善家里生活方式的另一种选择，便是南下打工。

但在河南文楼村，人们却将“快速致富”的门路，选在了“卖血”上面，实在是因为这么做赚钱太快了。

上世纪90年代初，村里就有人靠着卖血，盖上了气派的青灰色大瓦房。

其余的村里人看着眼红，尤其是他们一看，对方卖血不仅赚了钱，而且并未影响健康，于是便开始纷纷效仿。

那个时候，血液制品与利益挂钩，对于血浆的需求量不断增加。

所以偏远农村就成为了“有偿献血”的密集地区，因为那里的农民普遍生活贫困，不需要给予高额报酬，就可以从他们身上获得源源不断的“便宜血浆”。

尤其是在30多年前的河南，其实除了文楼村之外，整个河南，都曾掀起一阵“全民卖血风”。

一直到1998年10月1日开始，我国开始实行“无偿献血”制度，开始阻止血液交易，这才结束了那个很多人靠卖血生活，导致艾滋病疯传的时代。

再让我们说回文楼村。

村民刘恒国，靠着和妻子一起卖血，给家里盖起了三间气派的大瓦房。

结果大瓦房盖好的第二年，夫妻俩就被查出了艾滋病，其中刘恒国妻子的情况恶化得很快，因为并发症，她躺在床上动弹不得，明明夫妻俩都不过是一个30多岁，本应该是年富力强的好年纪，但是日子却都已经一眼望到了头，生命都进入了倒计时。

刘恒国夫妻俩的这种情况，在文楼村非常普遍，因为当地人卖血，也都是一大家子一起，这样来钱更快、赚钱更多，所以每户人家，都不止有一个艾滋病人。

当然了，这还不是最让村里人绝望的，而是在他们不知道自己患有艾滋病的情况下，他们作为艾滋病毒的携带者，又将艾滋病传播出去。

这也让村里一些没有卖过血的人，也感染了艾滋病，包括他们的下一代，也有不幸中招的感染者。

村民孟大国，在1995年娶妻生子。

当时父母靠着卖血，给他盖了一间大瓦房，然而婚房有了，却没有钱置办结婚用品。

为了买一张妻子喜欢的婚床，孟大国卖了4次血，一共赚了200块钱。

他花180块，买了那张早就看中的婚床，又花20块钱，给妻子买了一套新衣服。

结果一年后，夫妻俩双双感染了艾滋病毒，孟大国的妻子，就是被他给传染的。

还有从未卖过血的村民刘歌令。

上世纪90年代，当村里家家户户齐上阵，一起为了盖瓦房卖血的时候，当时不过十几岁的刘歌令，因为他是家里的“独苗”，爷爷不同意他去卖血，所以他成了家里唯一没有参与过卖血的人。

然而在2003年，20岁出头的刘歌令南下广东打工，结果却在入厂体检的时候，被确诊了携带艾滋病毒，刘歌令想不明白，自己究竟是怎么感染的呢？

后来刘歌令回忆，可能是有一次他身体不舒服，去村里诊所打针，医生给他使用的，并不是一次性的针头，而且消毒也没有到位，这才导致他成了艾滋病人。

让刘歌令崩溃的是，他检查出艾滋病的时候，他已经结婚了，并且妻子已经怀孕了。

后来大女儿出生，因为没有及时阻断，大女儿感染了艾滋病毒后，没多久就夭折了。

这件事对于刘歌令打击很大，所以在1999年，随着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医生桂希恩，将文楼村的艾滋病情公开，当很多村里人都觉得“名声毁了”的时候，只有刘歌令站出来，愿意接受采访，并且带头参加免费治疗。

因为在他看来，活着要远比名声更重要。

而且刘歌令觉得，自己要比姐姐幸运的多。

当年爷爷不允许他去卖血，说他要延续香火，担心卖血会影响身体健康。

但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爷爷却让他的姐姐去卖血，结果姐姐跟着其余的家人一起卖血，在盖起了大瓦房后，也感染了艾滋病，不到一年就去世了。

所以有了免费治疗的机会，也有了让大家重视文楼村，为文楼村人带去希望的机会，一想到“替自己死去”的姐姐，刘歌令就心如刀割，他不能让姐姐白死。

那么如今20余年过去，文楼村又怎么样了呢？

1999年，中南医院的桂希恩医生，听一位从河南进修回来的医生说，文楼村的很多人都得了一种怪病，这些人先是不明原因的发烧，之后便出现多种并发症，没多久就一个接一个的去世了。

桂希恩还以为当地人是感染了某种可怕的寄生虫病，他原本怀疑是“血吸虫”，结果带着试管去文楼村采样检查后，桂希恩却发现，当地人中有很多艾滋病毒携带者。

这让桂希恩大吃一惊，后面他通过了解，得知当地人的生活来源，普遍都是靠卖血。

于是他赶快给河南省卫生部门写了信，并又带着学生秘密进入文楼村调查，担心当地卫生部门知情不报，他又将调查情况上报到了北京，就这样，在1999年10月，随着中央派了工作组来到文楼村，文楼村的人终于知道了，困扰他们家家户户的怪病，竟然是艾滋病毒，也知道了这种怪病的出现，都是因为卖血。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随着中央工作组来到河南，除了文楼村之外，河南还有30多个村子，都存在着艾滋病高发的情况，而这些村子艾滋病毒高发，原因也和文楼村一样，是因为村里人普遍都靠着“卖血”过日子。

一夜之间，文楼村作为“艾滋病第一村”，在全国，甚至是在全球都出了名。

当地人都觉得很丢脸，不过正如村民刘歌令所说，若是能活下去，名声毁了又算什么呢？

从1999年开始，文楼村的人，都可以免费接受艾滋病治疗，前往工作的医护人员，也都告诉村民，只要坚持治疗，活个10年到20年，是没有问题的。

听到生命可以被延长，村里人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

而在村里人都接受了艾滋病的治疗后，很多人都“带毒生存”超过15年。

为了让村里人都能积极进行治疗，文楼村的每个艾滋病人，都有一张专门用来治病的就医卡，有关部门每个月，会固定往卡里给他们打300块钱，这笔钱足够他们定期吃药治疗，包括当地还有两家定点医院，专门为他们提供免费的药物和治疗。

于是在1999年之后，村里每个人都一边积极接受免费治疗，一边小心翼翼地活着。

因为文楼村出了名，所以当地人是很难外出打工谋生的，于是在中央工作组进驻文楼村后，不仅为他们带去了免费治疗，还想办法帮扶文楼村发展经济。

毕竟当地人卖血，都是因为日子过得贫穷，如果村里人日子过得好了，他们自然也就都能积极生活，不会再用命赚钱了。

一开始，工作组和当地政府鼓励文楼村的人搞养殖，然而文楼村搞养殖的人却并不多，村里人说，这是因为村里曾闹过一次猪瘟，家家户户都赔了不少钱，所以在那之后，村里人都不敢搞养殖了。

2007，当地政府又鼓励文楼村搞种植业，省扶贫办投资了200万，鼓励当地人种木耳和香菇，不过当地人却还是嫌不赚钱。

一直到后来，随着文楼村不再有新增的艾滋病例，随着相关知识的普及，大家也不是“谈艾色变”，文楼村的蔬菜终于又能外销了，于是村里人又干回了老本行“种菜”。

就这样10多年下来，过去文楼村的人因为卖菜不赚钱才会卖血，但如今却靠着卖菜，不少人家都盖起了二层小楼，而且还开上了小汽车。

再加上国家和政府对于文楼村的帮扶政策，文楼村各方面都是焕然一新。

村里不仅有着设施齐全的卫生院、学校，而且还修了篮球场、健身广场，村里的路，也都是宽敞平整的柏油马路，路的两边，也是整齐漂亮的绿化带。

可以说，文楼村的人，日子终于是越过越好了。

尤其是村里的年轻人，已经很少再有艾滋病毒感染者了。

不过20多年过去，却仍然有一些问题困扰着当地人。

在文楼村，那些1990年之后出生，幸运的没有感染艾滋病毒的年轻人，他们都因为生长的文楼村，外出读书、外出工作，会遭受异样的眼光。

村民刘树林，夫妻俩都是艾滋病人，不过幸运的是，他们的儿子并没有感染艾滋病毒。

然而儿子虽然没有艾滋病，已经20多岁了，却仍然找不到媳妇，女方家里一听要嫁去文楼，都马上拒绝进一步沟通。

没办法，前几年刘树林含着泪，将儿子赶去了郑州生活。

告诉儿子不用惦记家里，也永远不要再回来了，他让儿子在外面，不要说自己是文楼人，希望儿子可以在郑州娶妻生子，彻底与文楼断绝关系。

还有村民郭秀，女儿大学考到了北京，从那之后，她就不允许女儿再回家。

说不想女儿是假的，但她却不希望影响女儿的学习和生活。

女儿前几年在北京结婚生子，郭秀也没有到场，害怕女婿一家知道有一个患有艾滋病的丈母娘，然后因此和女儿离婚。

显然，对于文楼村的人来说，那段“卖血染病”的历史，或许是他们难以磨灭的痛了。

虽然文楼村的人，正在奔赴光明的未来，但想要彻底摘掉“艾滋病第一村”的帽子，恐怕就要等到文楼村现有的艾滋病人全部去世，以及健康的文楼村人，再延续几代香火，或许到那个时候，文楼村的人外出，才能光明正大地介绍自己：“我的老家在河南上蔡的文楼村。”

那么朋友们，您是如何看待这个故事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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