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一封讣告送到中南海，毛泽东含泪：寄500，与我夫人同穴
一封讣告，一张500元钱的汇款单，一纸亲笔信，就这样静静地躺在中南海的办公桌上。这天，毛泽东看完讣告后，久久沉默不语。良久，他提笔写下：＂望你及你的夫人节哀。寄上五百元，以为悼仪。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这是一份怎样的深情？这又是一段怎样的往事？为何这位逝者能与杨开慧同穴而眠？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动人的故事？
一、湘水情缘（1915-1918）
1915年深秋，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银杏树下，一群学生正激烈地讨论着学校的改革问题。为首的是一位身材瘦高的青年，正是22岁的毛泽东。他们对学校的保守教育方式深感不满，尤其是对校长张干的做法颇有微词。
当时的湖南一师正处在新旧思想的激烈碰撞中。学生们要求改革课程设置，引入新式教育理念。这场学生运动最终惊动了学校的修身课讲师杨昌济。杨昌济曾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思想开明，对学生们的诉求十分理解。
一个周末的下午，杨昌济特地邀请毛泽东到家中做客。他家住在学校附近的一条幽静小巷，是一座典型的湘式庭院。杨昌济的夫人向振熙端来湘西特制的黑茶，静静地坐在一旁听两人谈话。
这次谈话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杨昌济不仅与毛泽东讨论了学校改革的问题，还向他推荐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和其他西方著作。这次长谈让杨昌济对这位求知若渴的年轻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此后，毛泽东开始频繁出入杨昌济家中。每逢周末，他都会带着一摞书前来请教。向振熙总会准备一些湘西特色的点心，既有油炸花生，也有她亲手制作的豆腐乳。这些家常小菜，让远离家乡的毛泽东倍感温暖。
1916年春，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从外地回到长沙。那时的杨开慧刚满15岁，正在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就读。每当毛泽东来访时，她总是安静地坐在一旁读书，偶尔参与父亲与毛泽东的讨论。
同年夏天，湖南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毛泽东带领同学们参与救灾。杨昌济家的后院被洪水浸泡，向振熙和杨开慧母女俩忙着抢救家中的书籍。毛泽东得知后，立即带着几位同学前来帮忙，将数百册珍贵的书籍转移到了安全地带。
1917年初，杨昌济开始在家中组织小型读书会。除了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进步青年也经常参加。他们围坐在庭院的梅花树下，讨论《新青年》杂志上的文章，探讨如何改变中国的命运。向振熙总是默默地准备茶水点心，照顾着这群求知若渴的年轻人。
在这段时期，杨昌济家成了毛泽东思想启蒙的重要场所。这里不仅有大量的进步书籍，更有开明的讨论氛围。杨昌济夫妇对毛泽东的关爱，不仅体现在学业上的指导，更在生活中给予他家般的温暖。而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为后来毛泽东与杨开慧的感情埋下了伏笔。
二、北京岁月（1918-1920）
1918年初夏，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致信杨昌济，诚邀他到北京大学任教。彼时的北大正处在思想文化变革的最前沿，《新青年》杂志社就设在校园内。对于这份邀请，杨昌济欣然应允。
六月的长沙，蝉鸣阵阵。杨昌济一家整装待发之时，毛泽东带着新民学会的同仁们前来送行。在长沙火车站的月台上，向振熙特地将一个油纸包塞给毛泽东，里面装着她亲手腌制的萝卜干，这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求学时最爱吃的小菜。
到北京后，杨昌济一家暂居在北大鼓楼后的一处四合院。院子里种着几株月季，是向振熙从长沙带来的。每当夜晚，向振熙总会坐在月季下，一边做针线，一边倾听院墙外传来的朗朗读书声。
1918年深秋，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人也来到了北京。他们白天在北大旁听课程，晚上则在杨昌济家中讨论学问。向振熙仍如在长沙时一般，为这群年轻人准备茶水点心。只是北京的茶叶换成了碧螺春，点心也改成了北京特色的豆馅烧饼。
就在这时，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杨昌济突发重病，卧床不起。向振熙日夜照料丈夫，却见病情每况愈下。1919年1月，杨昌济在病榻上召来毛泽东，将平生所学和对国家前途的忧思一一倾诉。临终前，他将女儿杨开慧托付给毛泽东照顾。
杨昌济去世后，向振熙独自支撑起这个家。她将丈夫的遗物整理成册，其中包括大量与毛泽东等学生的通信。这些信件中，既有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也有对青年学子的殷切期望。
1919年5月，五四运动爆发。毛泽东与杨开慧都积极参与其中。向振熙虽担心他们的安危，却从未阻拦。她常说：＂先生生前最希望看到的就是青年人为国家进步而奋斗。＂
这一年的秋天，北京的秋雨连绵。向振熙注意到女儿与毛泽东之间的感情渐渐发生变化。每当毛泽东来访，杨开慧总会预先准备好一摞书籍，两人相对而坐，或是讨论文章，或是探讨时局。
1920年初，毛泽东因革命工作需要，准备回湖南。临行前，他在杨昌济的灵位前上香，向杨老师汇报这一年来的所见所闻。向振熙将一件棉袄和几瓶她自制的辣酱交给毛泽东，叮嘱他在外要照顾好自己。
就这样，结束了近两年的北京生活，毛泽东踏上了返回湖南的火车。他不知道的是，这段北京岁月，不仅让他收获了真挚的爱情，更在向振熙这位师母的见证下，开启了他人生的新篇章。
三、革命征程（1920-1927）
1920年的长沙，文化书社在太平街开张。这是一间不起眼的小店，却成为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毛泽东和杨开慧将书社的后院改造成会客室，白天卖书办报，晚上则召开地下会议。向振熙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悄悄为会议的同志们送去热汤和点心。
这年冬天，向振熙变卖了几件首饰，将钱交给毛泽东和杨开慧，用于购买进步书籍。她说这些首饰是杨昌济生前留给她的，用在文化书社上最合适。书社进的第一批书就包括《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
1921年春，毛泽东和杨开慧在文化书社的后院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没有鞭炮，没有宴席，只有一桌简单的家常菜。向振熙亲手为女儿缝制了一件蓝布旗袍，这是她唯一的新衣。婚后，小两口就住在书社的阁楼上，向振熙则在附近租了一间小屋。
1922年，杨开慧生下长子毛岸英。向振熙成了这个革命家庭的主要支柱，既要照看外孙，又要为文化书社的地下工作提供掩护。她将自己的小屋改造成临时托儿所，既照顾毛岸英，也帮助其他革命同志照看孩子。
1923年秋，长沙大水，文化书社的地下室被淹。向振熙带着几个帮工连夜抢救书籍和文件，将重要的地下联络文件转移到她居住的小屋。这些文件后来成为建立秘密交通站的重要凭证。
1924年，第二个孩子毛岸青出生。此时的文化书社已发展成为湖南重要的革命据点。向振熙将自己腌制的咸菜和辣酱卖给邻居，用赚来的钱补贴家用。她总说：＂革命工作要紧，家里的事我来操心。＂
1925年，形势愈发严峻。文化书社经常遭到军阀势力的搜查。向振熙想出了在菜篮子底层夹藏传单的方法，成功地将大量革命宣传品传递出去。她的菜篮子成了地下交通站最可靠的掩护。
1926年初，毛泽东长期在外从事革命工作。杨开慧带着两个孩子继续经营文化书社，同时进行地下联络。向振熙除了照顾外孙，还要应付军阀的盘查。她将重要文件藏在晾晒的咸菜缸底下，用咸菜的气味掩盖纸张的痕迹。
这一年冬天，第三个孩子毛岸龙降生。向振熙将自己的小屋改造成临时医院，接待受伤的革命同志。她用草药和食材混合，制作了一种特殊的药膏，专门用于处理枪伤。
1927年春，局势突变。文化书社被迫关闭，革命活动转入完全地下。向振熙将三个外孙转移到乡下，自己则留在长沙继续进行地下联络工作。她用卖咸菜的身份作掩护，将情报藏在菜篮子的夹层中，在集市上与其他同志接头。
就这样，一个普通的师母，在革命的洪流中默默承担起了重要的使命。她的菜篮子、咸菜缸，甚至她那间小小的屋子，都成为了革命事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四、生死考验（1927-1930）
1927年的长沙，白色恐怖笼罩全城。一天清晨，几名便衣警察突然闯入向振熙的住所，翻箱倒柜搜查革命文件。向振熙临危不乱，将藏在灶台下的密信装进腌菜坛子里，又往上面浇了一层卤水。警察被咸菜的气味熏得连连后退，匆匆结束了搜查。
同年秋天，杨开慧被敌人逮捕。向振熙四处奔走，想方设法营救女儿。她变卖了所有值钱的物件，甚至将杨昌济留下的那些珍贵藏书也典当了出去。这些钱一部分用来打探消息，一部分则设法送进监狱，改善杨开慧的生活条件。
1928年初，向振熙得知敌人要将杨开慧转移到别处。她连夜找到当地的地下党联络员，设法在转押路上营救。然而计划还未实施，敌人就改变了转押时间。向振熙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押解车队从面前经过。
为了照顾三个外孙，向振熙不得不搬到长沙郊外的一个小村庄。她白天在村里帮人洗衣缝补，晚上则教几个孩子读书认字。村里的人都以为她是一个普通的老太太，却不知她每隔几天就要进城，为女儿送饭，同时传递情报。
1929年的冬天格外寒冷。向振熙每次去送饭，都会在饭菜里多加一些姜丝。这些姜丝不仅可以暖身，更重要的是可以掩盖藏在饭盒夹层里的纸条。通过这种方式，杨开慧在狱中依然能够了解外界的情况。
这一年春节前夕，向振熙收到了一个特殊的请求。有位同志需要将一批重要文件转移出长沙。她想出了一个主意：将文件缝在毛岸英的新年衣服里。一个老太太带着孙子去拜年，确实不会引起敌人的怀疑。
1930年初，形势越发危急。向振熙将三个外孙分别送到不同的地方藏匿。毛岸英被送往上海，毛岸青和毛岸龙则留在湖南乡下。她自己则继续留在长沙，坚持打探杨开慧的消息。
3月下旬，一个阴冷的早晨，向振熙照例提着饭盒去给杨开慧送饭。狱警告诉她，人已经不在了。她强忍悲痛，将饭盒里的饭菜倒在狱门口，转身离去。这一幕，被路过的小贩看在眼里，传为街头巷尾的悲伤故事。
之后的日子里，向振熙依然保持着每周去监狱送饭的习惯。她就这样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同样的路线，既是为了纪念女儿，也是为了麻痹敌人的警惕。实际上，她还在继续进行地下联络工作，将情报通过送饭的机会传递给狱中的其他同志。
这三年时间里，向振熙经历了人生最严酷的考验。她不仅要面对丧女之痛，还要继续完成革命使命。她的饭盒、她的针线活、她的菜篮子，都成了革命斗争的无声见证。
五、晚年岁月（1930-1947）
1930年深秋，向振熙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离开了长沙。她辗转来到上海，与外孙毛岸英重逢。在上海的一间简陋阁楼里，祖孙二人相依为命。向振熙靠给人缝补衣服维持生计，同时继续从事地下联络工作。
1931年春，上海局势紧张。向振熙将毛岸英送往苏联后，独自在上海坚持革命工作。她在一家服装店找到了工作，专门缝制旗袍。每天往返于市区各个地方，为富家太太送衣服。手提箱里除了衣料，还夹带着重要的地下文件。
1933年，向振熙接到组织安排，前往江西苏区。途中她装扮成一位走亲戚的老太太，用写有暗号的家书作为通行证。在经过敌人盘查时，她总是絮絮叨叨地讲述家常，成功蒙混过关。
到达江西后，向振熙在苏区医院担任护工。她将在长沙时积累的医疗经验用于救治伤员，还把自制药膏的配方教给了其他同志。闲暇时，她给伤员们讲述革命故事，其中就包括她和杨昌济、杨开慧的经历。
1934年秋，红军准备长征。向振熙因年事已高，被安排留在后方坚持斗争。她将自己多年积累的地下工作经验，包括联络方式、隐蔽技巧等，一一传授给留下的同志。临别时，她将一包自制的辣酱交给即将长征的战士。
1935年至1937年间，向振熙在赣南农村继续开展地下工作。她装扮成走街串巷的杂货贩子，用卖针线、布料为掩护，在各个村庄之间传递消息。她还收留了几个革命烈士的遗孤，教他们读书认字。
抗日战争爆发后，向振熙参与组织当地妇女支援抗日。她教导妇女们缝制军衣、织袜子，还组织她们学习医疗知识。她将自己在长沙文化书社的经验用于建立地下交通站，为抗日救亡工作提供支持。
1940年，已经六十多岁的向振熙依然坚持工作。她将自己的住处改造成联络站，专门接待过往的地下工作者。她种的一园子蔬菜，不仅供应了往来同志的伙食，还为隐藏文件提供了掩护。
1945年抗战胜利后，向振熙继续留在农村从事地下工作。她将自己的经历整理成笔记，记录下这些年来的革命历程。这些笔记本被藏在她织补的棉被里，每一针一线都写满了历史。
1947年春，向振熙在一次转移途中突发疾病。临终前，她将一个布包交给身边的同志。打开后发现是一件半成品的棉袄，这是她准备给毛岸英缝制的。布包里还有一封信，讲述了她这些年来的革命经历，以及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