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徐阶，明朝著名的内阁大学士，官方登记的籍贯为松江华亭。事实上，徐阶出生于浙江宣平，当时他的父亲徐黻正出任当地县丞。

在风起云涌的朝廷政治局势中摸爬滚打了三十年的徐阶逐渐得到了世宗朱厚熜的信任，并在1562年至1568年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所有为其撰写传记的作者都对徐阶幼年死里逃生的故事津津乐道。一次，徐阶落入井中，被救出后，昏迷了三天才苏醒。另一次，徐阶跌落山崖，但幸运的是他的衣服挂住了树枝。

大难不死，这似乎暗示着徐阶的辉煌未来。徐阶的父亲徐黻在松江府衙中担任文吏，因工作称职受到嘉奖，被授以县丞之职。

最初在宣平任职，随后迁任江西宁都。当时，以科举入仕的官员对那些出身监生及文吏的官员不屑一顾。

可能是经历了太多的羞辱和挫折，文吏出身的徐黻意识到应该给予儿子良好的教育，以便在科举考试中获得成功。

在这方面，徐阶超出了父亲的期望，不仅在1523年考中进士，而且还高中探花；并随即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

徐阶回乡与订有婚约的沈氏成婚。然而，1524年9月，在徐阶返回北京的途中，获悉父亲去世的噩耗，于是再次返乡丁忧。

在回京官复原职后，徐阶被派往内书堂教授年轻的宦官读书。与其他讲官不同，徐阶对待这份差事十分认真，从不会迟到早退。

同时，他还对学生们以礼相待，并指出他们中的一些人迟早要担负起影响国家命运的责任。反过来徐阶也深受学生们的尊敬与爱戴。

1530年11月，徐阶与掌权的大学士张璁产生龃龉，遭受了仕途中唯一一次严重的挫折。

当时，张孚敬试图修改礼仪制度以迎合世宗坚持为父亲兴献王授予帝号的要求，此事被称为“大礼议”。

根据张孚敬的观点，此前为了突出其先贤的形象，孔子与四配的牌位均被供奉于正殿，而兴献王及其三位先祖则被置于地位相对较低的偏殿，这样显然有违儒家的孝道。

这恰恰是世宗所面临的问题，也是他一直试图改变的状况。张孚敬认为，这一伦理问题的产生应追溯到739年，这一年孔子被授以“文宣王”的封号。

随后，在不同时期，孔子的亲戚、弟子及其追随者们也被先后追封了较低的封号。作为补救，张孚敬建议为孔子的父亲和孔子弟子们的父亲另建祠堂供奉其牌位。

此外，张孚敬请求世宗根据孔子本人关于正名的教导，废除其所有王的谥号并将所有的孔子像予以销毁。

他认为孔子像是在佛教偶像崇拜传入之后才发展起来的，并非自古有之的中国传统，并建议以供奉刻有名号的牌位取而代之。

就孔子而言，其牌位为“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张孚敬还提议将孔子的弟子们称为“先贤”，将后来的儒学大家们称为“先儒”。

在孔庙举行的一些重大仪式中，皇帝应将孔圣人视为国家的导师而抱以崇高的敬意，而不应再被长久以来不合时宜的行为而困扰着，以一位帝王的身份向一位王爵卑躬屈膝。

世宗对此热情高涨，亲自撰写了一篇文章对张孚敬的奏疏表示赞同，并将两篇文章传示翰林院，令翰林院官员讨论。

当所有人都出于恐惧而缄默不言时，只有徐阶一人上书反对，列举了不应撤销孔子王号以及不可毁掉孔子像的八条原因。

世宗认为徐阶在含沙射影地攻击他，尤其是像这样的观点：既然当今圣上常常坚称自己对祖先即明朝的建立者朱元璋立下的规矩严格遵守，那么在这件事上改变规矩则有违他一贯的言论。

显然世宗对这样的冒犯异常愤怒，于是当一些言官也表达了他们反对改制的意见时，世宗愤怒地下令将徐阶作为这些反对官员的主使进行调查。

在狱中饱受折磨之后，徐阶得知自己难逃被处决的命运。然而，他仍然镇静自若，拒绝改变观点，并且声称“圣谟洋洋非臣所能窥测”。

而世宗把这种讽刺的言论理解为阿谀奉承，不仅谴责了徐阶的这种谄媚行为，而且还下令建造一座“佞人碑”以对其进行羞辱。后来，徐阶被贬为福建延平府推官。

孔庙中的祭祀制度最终还是进行了调整，并一直延续至近代。根据对史料的考查来判断，张孚敬的观点是合乎礼法的，而徐阶的奏疏则有些强词夺理，过于感情用事。

无论他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他是否真的相信以这种方式能够表达他对孔子的忠诚，以及他是否机敏地找到了机会来表达他反对“大礼议”之争的观点。

正是由于扮演了张孚敬反对者领袖的角色，徐阶才得以脱颖而出，从默默无闻的翰林院编修一跃成为朝政及伦理讨论的参与者。

在福建期间，徐阶尽职尽责，全身心投人到工作之中。他数次受命代掌府事，并曾轻而易举地镇压了当地的一次叛乱活动。

1534年，徐阶受任浙江按察佥事，主管教育；1536年10月，升任江西按察副使，仍然主管教育。

在这些年中，作为一名行政能力突出且认真负责的官员，也由于他致力于倡导王守仁学说，徐阶得到了文人们的尊敬。与此同时，张孚敬于1535年致仕，并于1539年2月去世。

在其去世后三个月，徐阶被重新召回朝廷，出任翰林院侍讲，召为太子宾客。显然，徐阶已经吸取了教训；在与世宗的意见产生分歧时，他总能够在关键时刻进行妥协。

随后，徐阶的仕途一路高升，先后出任国子监祭酒及礼部右侍郎，随后迁任吏部右侍郎，并在此职位上任职四年。

吏部的其他官员通常门户紧闭，拒绝会见任何拜访者，以断绝一切收受贿赂的嫌疑。徐阶则对这种做法嗤之以鼻，认为这是心中有愧的表现。

并指出只有会见这些来访者，特别是来自外省的地方官员们，才能够对他们做出评价并有所选择。因此，徐阶家总是门户大开，并言明一个人应该对自己充满信心。

1549年3月，徐阶升任礼部尚书。四个月后，由于他写的青词深受世宗喜爱，于是受命前往无逸殿书写道教青词。

1550年，形势异常严峻，蒙古人越过长城，在北京周边安营扎寨。由于蒙古人提出的贸易要求，严格说来属于徐阶所辖礼部的朝贡事务，所以此时他俨然成为朝中事务的主导者。

徐阶临危受命，表现出了过人的胆识及决断力，同时他也时刻保持着机敏和警觉，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正游走于皇帝周围各种权贵之间，随时可能发生变化。

以这种政治家的方式待人接物，徐阶总是能够成功安抚世宗，为一些正直的官员提供帮助，以及缓解一些异常严峻的形势。

1551 年末，明军俘获了一些蒙古翻译，令人难以置信地是，世宗认为这是一次军事上的胜利，将其归功于道教青词的成效，并对协助道教斋醮活动的人们进行封赏。

徐阶三个儿子中的幼子娶了陆炳的女儿，同时他与严嵩家也建立了亲密的关系。1552年4月，徐阶受任内阁大学士。

同年秋，在北京的何良俊对三位大学士的私人生活进行了生动的记述，据其描述，严嵩家十分热闹，总是人潮涌动宾客盈门，徐阶家相对平静，少有人走动，而吕枘家则介于两者之间。

在朝政方面，徐阶似乎在任职的前期还有过一些自由。在处理苏州地区的倭寇问题时，徐阶最初积极参与指挥战事。

但在张经及杨继盛于1555年被处决后，他突然陷入了沉寂，将事情交由严嵩处理。与此同时，每当徐阶试图打击对手或政敌时，总是不失时机地先对其进行逢迎。

正如1552年9月，他与陆炳对世宗的另一位宠臣邱鸾进行谴责时所做的那样。1562 年，徐阶抓住了一个机会，使世宗对严嵩的信任大打折扣。

事情发生在1561年12月31日，世宗居住了将近二十年的永寿宫被大火焚毁，希望重新修建。

在讨论此事的会议上，严嵩认为应将这一项目延后，待到在1557年的大火中被焚毁的前三殿的重建工程结束后再行建设。

据记载严嵩在经费上颇多顾虑，提议延缓拨付，并且建议世宗暂时移居曾囚禁过其曾祖父英宗朱祁镇的宫殿“南宫”，世宗对此十分厌恶。

然而，徐阶却声称只要将不适宜营建前三殿的大量木材及其他材料充分利用，永寿宫的重建工程即可立即动工。

世宗倍感欣慰，于是命工部尚书雷礼负责此事，同时令徐阶及其长子徐璠从中协助。该工程在这样的安排下顺利完成，在四个月内使宫殿得以重新投入使用。

世宗在欣喜之余将宫殿重新命名为“万寿宫”，并对所有参与建设之人予以封赏。徐阶名列众人之首，受封少师之衔，成为整个明代在有生之年获此殊荣的第二十位文官。

徐璠被任命为太常寺少卿，通过这种方式，徐阶取代了严嵩在世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仅仅两个月后，严嵩遭到一名言官弹劾，指责其收受贿赂，于是遭到罢免，他的儿子严世蕃也被处以充军之刑。

两年后，严世蕃以更严重的罪名再次遭到逮捕，他从流放之地逃亡，并毫无顾忌地居住于家中，刑部根据律法建议对其处以监禁，但遭到了世宗的驳回。

在世宗的授意下，严世藩以谋逆的罪名重新接受了审判；此次他被判处斩立决，于1565年4月执行。

关于此事有一则可能是杜撰的故事，据说这一新的未经证实的谋逆罪名是由一名言官在徐阶的授意下提出的，徐阶很清楚如何才能置严嵩父子于死地，防止其死灰复燃。

从1562年开始，世宗在每一件事上都对徐阶言听计从，此时的世宗因服用所谓具有壮阳功效的丹药常常做出不合理的行为。

徐阶提出合理、明智的建议，不时地对年迈的统治者加以约束。1566年，世宗因海瑞的指责而龙颜大怒，极有可能正是在徐阶的斡旋下，才使得海瑞免遭被处决的命运。

当1567年世宗的身体最终被拖垮的时候，徐阶抓住了这一机会，重复了他著名的前辈杨廷和于1521年武宗朱厚照驾崩时的故事。

以死去的世宗的名义颁布遗诏，列举了其在位期间的种种不当的行为、不公的决断以及一些不良的习惯，并教诲他的继承者尽力补偿及修正。

由于此事极为危险，任何错误都有可能导致失败，徐阶只能与某个他完全信任的人合作进行，徐阶将他的内阁同僚们排除在外，而选择了他以前的学生、翰林院学士张居正。

起草了这份遗诏之后，徐阶将其呈给皇位继承人朱载垕批示，遗诏一经宣布，朝野震动。通过这份遗诏的权威性，徐阶得以以光宗的名义纠正那些他认为的以前的不当行为。

通过这种方式，他终止了官内的道教斋醮活动，停止了不必要的土木工程，清除了宫里臭名昭著之人并撤销了他们获得的荣誉，释放了那些蒙冤人狱的官员。

恢复了数十位被罢免的官员的职位，为几乎所有卷入“大礼议”等事件中的人们进行了平反。于是，徐阶一举纠正了持续四十年之久的不公正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