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自乾隆以后，开始有了各部尚书外放总督的做法。按照官制定例，总督缺出，由都察院左都御史、各部侍郎以及各省巡抚升任。以尚书外放总督，似乎并不合乎常理。

明代时六部尚书的地位十分尊崇，除非是遇到国家特别重大的军政事务，才会以兵部尚书兼任某某总督，就如袁崇焕以兵部尚书兼任辽东总督一样。和平时期，各省总督一般都是三四品乃至五品京官外放。

这与明代的官制不无关系，总督、巡抚以及巡按，它们的编制属于京官，所以朝廷不可能将部院最高堂官外放总督，这不符合正常的人事调动。

清代将总督这一官职逐渐地方化，但同时提高了总督的政治地位。总的来说，总督越是到了后期，事权越重，兼衔也越多。

清初时，因为中原尚未统一，出任各省总督者一般都为八旗高级武将，或是旗人亲贵，少有汉人担任总督。

顺治晚年，随着国家大部统一，总督开始普遍设立，至康熙初年时每个省都有总督，且一般以文官为主。乾隆中期，形成八督十五抚之定制。

康熙一朝，总督的地位并不很高，只兼侍郎和右都御史衔，所以不管是原品还是兼衔，都属于二品的范畴。

如果看过电视剧《于成龙》的读者应该有印象，于成龙出任两江总督时，就被康熙帝加了兵部尚书衔。实际上这是不符合历史实情的，因为从各种文献来看，截至雍正朝之前，各省总督还没有兼兵部尚书这一头衔，最高的只是侍郎。

由此可见，顺康时期，总督不管是原品还是兼衔，都属于二品这一范畴。即便就像电视剧中那样，于成龙兼了兵部尚书，也还是正二品。道理很简单，尚书正式定为从一品，是雍正即位后出的新规定，此前的各部尚书与明代一样，都是正二品。

清代的尚书虽然没有明代那么显赫，但毕竟是堂官，清初时期尚书比总督的地位还是要高的。所以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几乎没有见过尚书出任总督的案例。尚书如果受到降级处分，一般也是侍郎。

雍正元年朝廷颁布定制，两江、直隶两总督开始有了兵部尚书的兼衔，其他各省总督也在不久后享受了这一待遇。

自从加了兵部尚书头衔以后，总督的身价就高了，理论上可以与各部尚书平起平坐，至少来说差距已经不是很明显了。如果说有差距，无非就是“兼衔”和“原官”之分。

正是因为总督的地位抬升，所以从乾隆朝时开始有了尚书外放总督的案例，且数量还不少。从品级层面来说，尚书外放总督，怎么说都不算是贬官。

尚书放总督是另类的人事调动，绝非常态，只有在特殊情况下，皇帝才会酌情下旨。比如乾隆十九年，刑部尚书、太子太傅刘统勋，被乾隆皇帝任命为陕甘总督。

乾隆十九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年份，这一年乾隆皇帝准备对准噶尔部用兵，意图彻底解除来自西北方向的军事威胁。

统一新疆面临最严峻的问题就是粮草，刘统勋深受乾隆信任，办事也最放心，认为举朝上下，只有刘统勋出任陕甘总督，才能让前线两路大军无后顾之忧。

再如乾隆二十九年，军机大臣、工部尚书阿桂被委任为四川总督，巡查四川金川土司郎卡扰边等情况。

最典型的还是福康安，他先后出任过湖广总督、陕甘总督、云贵总督，在此之前他都兼任户部、兵部、工部等尚书。

福康安是乾隆后期名将，几乎参与了所有重大的战事，且每次出征都会以总督之名挂帅，目的是为了让他节制当地的八旗和绿营军队。

除了以上几人外，乾隆朝还有其他的案例，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以尚书出任总督，基本上都是属于特例，或国家用兵，或各省出现重大的贪污、亏空、吏治问题，朝廷必须要让一个有威望有资历的人临时担任总督一职。

其实说白了，以尚书出任总督，其性质和钦差大臣十分类似，这类总督一般任期都很短，事情结束之后都会卸任回京。

从这个角度来说，尚书出任总督非但不属于贬官，反而是皇帝信任的一种表现，这种荣誉还真不是一般的大臣能够享受的。

事实上，尚书与总督的工作性质差别巨大，一个是专管官，一个是全能官。可以这么说，让总督来干尚书的活儿，十有八九不会出现大的纰漏，除非是像刑部那样需要极高专业知识的部门，其他五部问题不大。

而让尚书来干总督的活儿，估计十有八九难以胜任，毕竟尚书大多数是在京的翰林官升上来的，他们缺乏最基层的工作经历，委他们以封疆重任，确实过于勉强。

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之后，地方总督获得了财权、人事权、军权，地位已经远超各部尚书。这一时期，为了提升总督的权威，往往都是以大学士兼任总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皆属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