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彭德怀正在筹备将原西北野战军改编为第一野战军。就当彭德怀还在考虑一野的领导成员时，毛泽东却来跟彭德怀商量：
“老彭，现在中央军委很缺人，我想向你借两个人啊。你说让张宗逊和阎揆要到西柏坡来工作如何啊？”
听闻主席的话，彭德怀眉头一皱：
“一野需要他们，你若委以重任，我不能本位主义，那就只能服从了。”
毛泽东看出彭德怀不舍得放人，于是笑道：“我知道调他俩你会不高兴。”
彭德怀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不仅是我老彭离不开他俩，更是西北战场离不开他俩。将不明，则三军大倾，将不精微，则三军失其机。我们多年合作，互补互助，相辅相成，有他俩阿紫，我思路活跃，若没有他俩，我脑子板结得用铁锤也难砸开条缝二。况且，他们对西北地形熟悉，对胡宗南吃得透彻。”
毛泽东一听就笑了：
“看来你们这是桃园三结义了？如此看来，若解放大西北，就不能动你的哼哈二将喽。”
在西北野战军中，彭德怀以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司令员的身份，担任司令员兼政委。在军中可谓是擎天一柱、说一不二的存在。然而再精明强干的将领，也需要助手，也需要有人帮他拿主意、查漏补缺。正所谓“一个好汉三个帮”。而在一野，就处在一个好汉三个帮的状态。
在第一野战军，除了彭德怀这个司令员兼政委，还有两个副司令员张宗逊与赵寿山，以及一个参谋长——阎揆要。
这三人有一个特殊的共性，那便是都为陕西人。
张宗逊，陕西渭南人，1926年进入黄埔军校学习。我军建军之时，兵将皆以南方人为主，而张宗逊是我军之中少有的北方人。秋收起义时，张宗逊毅然加入主席率领的队伍，他上井冈山，战罗霄，一展英姿。其后他又开辟赣南，转战闽西，更让敌人闻风丧胆。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反围剿”中，张宗逊带领红36师左突右杀，屡战屡胜。在第三次反“围剿”时，张宗逊手持大刀冲在了最前面，即使被冷枪打穿了帽檐也没有停止进攻的脚步。对面的粤军士兵一看，皆被吓破了胆，一边溃逃纷纷惊呼：“真是一个英雄汉。”
第四次反“围剿”时，张宗逊指挥红12军毙俘敌6000余人。长征路上，张宗逊先后担任军委一局局长，中央纵队参谋，红4师师长。在长征路上，张宗逊一直和彭德怀搭档。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张宗逊就任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再次成为彭德怀麾下的大将。虽然没有独当一面的战绩，但他协助彭德怀与国民党军周旋，为稳定西北局势，促进敌我力量转化做了重要作用。
蒋介石心有余悸地将张宗逊称为“共军中的一只虎”。胡宗南更是“畏之如虎”，将其视为自己的克星。
西北野战军的另一位副司令员名叫赵寿山，他同样是陕西人，出生于户县。他本是杨虎城的部下，一直以来都主张抗日。西安事变中，赵寿山表现十分积极。抗战期间，曾任第17师师长、第38军军长。他曾到绥德和延安参观，对于人民军队的建设十分钦佩。在毛泽东、叶剑英和其他中共将领的领导下，赵寿山逐渐倾向于革命。解放战争初期，赵寿山带领38军一部发动洛宁起义，投奔了解放军。
1948年1月，赵寿山被任命为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并参加了前敌指挥部工作，直接与西北国民党军作战。赵寿山出身陕军，对于西北的民情、地情和民情都十分了解，是彭德怀帐下不可多得的助手。
和赵寿山一样，阎揆要也曾在杨虎城帐下效力。他是陕西佳县人，黄埔一期毕业生，曾经担任北伐军第三军骑兵营长、炮兵团长。1927年参加了陕西清涧起义。起义失败后，阎揆要被党组织派往杨虎城部队做兵运工作，曾担任警卫团团长。
西安事变后，阎揆要回归组织。抗战时期，阎揆要开始转向参谋工作，就任八路军总参谋部参谋处处长，冀鲁豫军区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担任军委一局局长。
值得一提的是，阎揆要和胡宗南的关系非常好。在黄埔军校时，阎揆要和胡宗南是同寝室的好友，对他的脾气、秉性、志趣、爱好都了如指掌。特别对于胡宗南那两下子指挥手段，更是明察秋毫。在西北野战军中，阎揆要被称为“智囊”“智多星”。对敌作战时，阎揆要天马行空，总能想出一些出人意料的奇思妙想。
副司令员、参谋长从属于司令部，是军事指挥官，占据指挥之要津。三人皆为陕西籍的干部，这并不是巧合。
我军虽然反对“地方主义”，然而在选择方面大将时，在条件的情况下，往往会选择熟悉当地民情地情的本地人。例如我军解决山西军阀阎锡山时，以山西出身的徐向前为司令员；解放大西南时，毛泽东选择了两个四川人——刘伯承、邓小平；解放两广时，毛泽东又命广东人叶剑英负责总览全局。而在解放广西时，中央军委又以广西人李天佑为主将。
在这样一个原则之下，西北野战军中自然少不了西北出身的人。然而在解放战争时，我军原陕甘宁根据地出身的将领不是已经牺牲，就是另有他用。刘志丹牺牲于战场，谢子长因伤病牺牲在后方。而高岗，则在东北负责经略大后方。
除了陕甘宁“山头”的指挥员，出身西北军、原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也应是西北野战军绝佳的指挥官。但可惜的是，董振堂却于1936年牺牲于河西走廊。
胡宗南进攻陕北，彭德怀临危受命，其身边自然少不了熟悉西北整体战局的西北人。因此出身陕西的张宗逊、赵寿山和阎揆要，是最适合于彭德怀的助手。他们是彭德怀的肱骨，也是最得力的智囊。
当时西北野战军的对手主要有三——胡宗南、马鸿逵和马步芳。自红军到达陕北后，这三支势力就一直和我军作对，哪一方都不是好惹的主。
延安保卫战时，胡宗南纠集25万大军突入陕北囊形地带，攻占了延安。延安保卫战开始后，彭德怀主动要求带兵包围延安，当时边区只有晋绥调来的第1、第2两个纵队，以及1943年从晋察冀、太行、冀鲁豫调回的几个团组成的教导旅和新4旅，满打满算也不过2万多人。
以2万偏师对付25万手持美械、日械的部队，谅谁来看胜负都没有悬念了。但彭德怀偏偏就用这2万人，打得胡宗南狼突豕奔、狼狈不堪，今天丢一个旅，明天丢一个师，占不到任何便宜。
一方面，胡宗南的指挥能力确实远不如彭德怀。白崇禧曾讥讽胡宗南只能当个团长，说实话这是不客观的。胡宗南至少能当个师长，但如果指挥军以上的部队，那可就力有不逮的。而彭德怀是元帅级的指挥能力，即使指挥百万大军也不在话下。胡宗南和彭德怀是不能同日而语。
连五星上将麦克阿瑟都不是彭德怀对手，更何况是胡宗南这个志大才疏的“草包”？
另一方面，在驭将之术上，胡宗南和彭德怀也有着巨大的差距。彭德怀用人从来五湖四海，量才使用，从不过问出生于哪里，毕业于哪个学校。张宗逊、赵寿山、阎揆要等三个西北人能占据西北野战军之要津，这在普遍重视同乡的国民党军中是难以想象的。
而胡宗南则和他崇拜的校长蒋介石一样，用人眼光狭小、格局不大。在其幕僚之中，尤其重视“黄、浙、陆、一”四大标准。“黄”就是黄埔军校出身，“陆”是陆军大学毕业，“浙”是胡宗南的浙江同乡，“一”则是胡宗南赖以起家的第一师。
在胡宗南的幕府之内，特别是特工和机要部门，几乎全是胡宗南的同乡。其战略战术的决策，全部都处于同乡之手。而这种用人原则，自然落得了下乘。
众人拾柴火焰高，彭德怀以任人唯贤对阵胡宗南的任人唯亲，自然是百战百胜了。更何况彭德怀所用的将领，均是熟悉西北、熟悉胡宗南之人。
到了战场上，胡宗南虽然人多、火力猛，却处处为西北野战军所制。例如我军刚刚放弃延安，彭德怀就打了个三战三捷，歼灭了三个整编旅，歼敌 14000 余人，而我军的损失却还不及敌人的十分之一。
由于找不到我军主力，胡宗南只好指挥他的大军在陕北的千沟万壑之中进行无谓的“武装游行”。而我军却总能找到胡匪军的弱点，然后集中兵力狠狠咬上一口。
在沙家店，我军全歼钟松的36师。在宜瓦战役中，我军又全歼此役全歼胡宗南集团主力整编第二十九军及所属 2 个整编师零 1 个整编旅，共计 5 个整编旅，2.9 万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毙敌中将 2 名、少将 3 名，俘敌少将 4 名。
1948年8月15日，彭德怀发动荔北战役，吃掉了胡宗南三个整编师。随后又发动冬季战役，全歼胡宗南部76军共3万余人。
彭德怀之所以能在绝对劣势之下，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一方面是因为其出色的指挥艺术，另一方面则是拥有一支高效的、知己知彼的司令部团队。
无论是张宗逊、赵寿山还是阎揆要，早就被胡宗南这个老对手研究透了。以我们的乡间俚语来说，就是“屁股一翘，就知道拉什么屎”。胡宗南的一切都在我军的掌控之中，我军在暗，胡军在明，焉能不败？
在第一野战军中，张宗逊、赵寿山、阎揆要这三个陕西人在战绩上看起来并不突出。但善战者无赫赫之功，他们的贡献是虽然看不到，却是举足轻重的。
例如叶剑英曾说阎揆要是参谋工作的楷模，总能把一切事务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彭德怀在一野确实是擎天一柱的存在，但没有这些智勇双全的将领的辅弼，也赢不了那么漂亮。
毛泽东说张宗逊和阎揆要是彭总的哼哈二将，甚至打趣说三人已经“桃园结义”。事实上是对西北战场“铁三角”的认可。
值得一提的是，张宗逊、赵寿山和阎揆要三人，普遍被认为在评军衔时，是被低授的。
首先是赵寿山，解放后，他被任命为青海省政府主席，转入地方工作，故不参与评衔。
张宗逊的资历和战功在军中少有人可比，但却与大将失之交臂。
我们都知道元帅及大将都是十位，但最初的拟授名单上数量并没有限死，而是经过反复权衡考量才确定的，比如说拟授大将本是十五人，他们分别为：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张宗逊、宋任穷、许光达、肖克、王震、周纯全。
按照这样的排位，张宗逊荣膺大将应是板上钉钉的，但最终结果却是许光达后来居上，成为了大将。
一般认为，张宗逊之所以落选大将原因有二。
其一，在大同集宁战役中，张宗逊不幸败给了傅作义，不但没能打下大同，还丢了集宁和张家口。
张宗逊调往西野担任副司令员后，毛泽东曾与他进行了一番交谈。主席严肃而不失语重心长地说：
“你的长处是稳重厚道，不足的地方是该厉害的时候厉害不起来；这一点你应该向彭老总学习，对上，该坚持一定要坚持，对下，该批评一定要批评。”
这一番话说明，张宗逊确实有些“守成有余，进取不足”的味道。自担任西野副司令员后，长期与彭总在指挥部里指挥工作，缺乏独当一面的战功，也确实影响了评衔。
同时张宗逊出自红一方面军，而许光达是红二军团、红二方面军硕果仅存的几位代表之一，大将中红一方面军的人有很多了，红二还没有。所以综合考虑之下，就授予了许光达大将。
张宗逊虽然遗憾地与大将军衔失之交臂，但他并没有感到任何一丝不满，仍以大局为重，以国家利益为先，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与张宗逊一样，阎揆要也被普遍认为是“低授”的典型。在四大野战军中，二野参谋长李达、四野参谋长萧克均为上将军衔；而一野参谋长阎揆要和三野张震，则为中将军衔。
和张震相比，阎揆要年长十岁。从资历上看，阎揆要毕业于黄埔一期，资历等同于徐向前和陈赓，且于1926年就加入了组织，比张震早了4年。
但是阎揆要长期从事兵运工作，直到抗战爆发才归队，这一点对阎揆要的授衔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在授衔的准备阶段，当初在审查干部资历时，工作人员出现了一些失误，误将阎揆要“归队”的时间当成了进入组织的时间，却不知道他加入组织比彭德怀、贺龙、叶剑英等人还要早。
无论是战功、职位还是战功，阎揆要完全可授上将军衔。但最终，阎揆要被授予了中将军衔，而且还没被授予八一勋章。
毛泽东说：“男人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授衔时。”因为授衔的时，有多少将领闹了脾气甚至哭了鼻子。但是阎揆要却根本不为所动。
有人劝阎揆要 ：“你明明是 1926 年入党，1927 年参加清涧起义，你应该去找找彭老总，他最了解你。”
阎揆要说：“职务安排是组织的事，我们应该相信组织。”1957 年有关部门查证了阎揆要参加革命的时间，重新按 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计算，并派人找阎揆要谈话，准备打报告授予他上将军衔和八一勋章。阎揆要极力推辞谦让，只接受了三级八一勋章。阎揆要“不要三星要二星”的故事传为佳话。
老一辈革命家的高风亮节，着实令人佩服。
如果四大野战军是四个孩子，那么第一野战军无疑是家中的长子，他明明能力超群，却最低调。他懂事、吃苦耐劳，无论什么好东西都让给了弟弟们，却将最艰苦、最危险的担子挑在自己身上。忠厚、笃实、不争不抢，一野的将领们就拥有这样的气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