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常说文人相轻，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真正有才学和境界的文人，从来都是惺惺相惜。就像被赞誉为盛唐双子星的李白和杜甫，在彼此眼里分量极重。

杜甫赞美李白，“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李白思念杜甫的时候，也会写下“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

这种志同道合的友谊，古代历史上太多了。白居易与元稹，“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打动了无数人；更不用说生死与共到可以相互敬老和托孤的刘禹锡和柳宗元了。

此外，北宋文坛上还有一对双子星，他们虽是政敌，有过龃龉，但能求同存异，欣赏彼此的才学，并在权力斗争最狠的时候守住文人底线，不落井下石，救人性命。

他们就是王安石与苏轼。

当初苏轼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卷入乌台诗案，被捕入狱，差点命丧黄泉。除了弟弟苏辙舍弃官职努力营救，还有王安石等人仗义执言，才算保住了苏轼的性命。

“岂有盛世杀才士乎”，正是王安石的这句话，让宋神宗放弃了处死苏轼的念头，将其贬谪黄州。

由此，中国文人的精神世界里，再也走不出黄州东坡上的一蓑烟雨任平生。

黄州四年后，涅槃重生的苏轼，主动去拜访隐居江宁的王安石。这两位文坛巨星，就这样在顶峰相见，相知恨晚。

他们之间的情谊，早已不是江湖一笑泯恩仇那么简单。或者说，他们彼此之间只是政见不同，但并不掺杂个人好恶。

甚至，王安石就没有停止过对苏轼文才的欣赏。苏轼贬谪黄州期间的诗文创作，王安石大都一一拜读，更是盛赞苏轼这样的人才，“更不知几百年方能出此一个”。

的确，从文学成就和后世影响上来说，苏轼貌似更胜一筹。

但在具体的诗歌创作中，两个人其实各有千秋。尤其遇到同一题材，两个人在冥冥之中似乎也在“相爱相杀”，难分伯仲：

1

登山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宋·王安石《登飞来峰》

（《登飞来峰》版本有差异，仅选其一）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宋·苏轼《题西林壁》

王安石与苏轼，两人个人相差了16岁，而关于登山的这两首经典诗作，却相差了34年。

公元1050年，王安石正值壮年，属于孔子所说三十而立的黄金时期。30岁的王安石，刚刚结束在浙江鄞县知县的任期，在回乡探亲的途中，顺便游览了杭州的飞来峰。

那个时候的王安石，初登政治舞台，关于改革的宏伟抱负还有待徐徐展开。

而苏轼游览庐山的时候，已经到了宋神宗在位的公元1084年。经历了乌台诗案，苏轼刚从黄州改迁汝州。这场劫难过后，苏轼也不再年轻，已经47岁。

这样看来，两个人的年龄、遭遇不同，登山望远的逸兴壮思自然也就存在差异。

综合来看，王安石的《登飞来峰》强调站得高，看得远：

王安石开篇即言飞来峰山塔之高，说足足有八千尺。古时长度单位一寻为八尺，这里千寻也就是八千尺，换算成现在的长度单位，大约有2666米。

这个高度，想想谪仙人李白笔下的庐山瀑布，也不过是“飞流直下三千尺。”

而王安石在这里极力渲染飞来峰之高，也不过是为了说明自己来这里的目的，是登高望日，在这里能看到日出。

后两句他直言登山望日的感受，“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这句诗意境极为开阔博大，将王安石初登政治舞台的凌云壮志和高瞻远瞩体现得淋漓尽致。他就是要站在视野的顶峰，将那些宵小之徒抛之脑后，要在历史长河里拨云见日、力挽狂澜。

而苏轼的《题西林壁》则强调站得对，看得全。

苏轼起笔直言庐山有千姿百态，从不同的位置观赏，有不同的风情。而他之所以看不清庐山的全貌，无法穷尽所有的风情，不过是因为他身处庐山之中，无法窥一斑而见全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句极富禅意和哲理。它传递的人生哲理，正是苏轼经历了乌台诗案之后的心境写照：人生本就参差复杂，不能以片刻的得失就来断定人生的全貌。

不管是观山赏景，还是人活一世，都要学会选择正确的参照点，来评判自己和人生。倘若只是抓住一个点，就很容易片面，失去客观而全面的判断。

其实，王安石与苏轼在这两首诗上并无高下之别。只不过是人在不同时期，由于周遭境遇不同，人生感悟不同罢了。而这种人生哲学，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每个时期也都需要。

少年须有凌云志，但也需要横看成岭侧成峰。中年识得庐山真面目，也需要不畏浮云遮望眼。

人生就是这样，既不能当局者迷，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也不能旁观者清，受制于他人的蛊惑。

等经历了人生所有的壮阔和寂寥之后，或许就如苏轼的《庐山烟雨浙江潮》：

庐山烟雨浙江潮，未至千般恨不消。

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

等浮世看遍，才会发现人生里想要的登高望远或者庐山全貌，都不过尔尔。名利如此，爱恨如此。人生，也不过人如此。

2

春夜

金炉香烬漏声残，翦翦轻风阵阵寒。

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

—宋·王安石《春夜》

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

歌管楼台声细细，秋千院落夜沉沉。

—宋·苏轼《春宵》

这两首诗，同样是写春夜的佳作，却写出了不同的春光与风情。

王安石的《春夜》，意在春风得意眠不得，重在憧憬未来。

王安石从38岁上万言书主张变法，到真正开始实施，足足等了26年。他写下这首诗的时候，正是因为宋神宗终于同意变法，召他进京，这首诗正是写于他在内廷值夜班之时。

这样的一个春夜，春风轻轻，寒意阵阵，月移花影，春色撩人，让人无法入睡。你看金炉香尽，漏声水残，已然是后半夜。

“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其实真正撩人的不只有这春光月色，还有王安石即将大展宏图的春风得意，充满对未来的憧憬与热爱。

苏轼的《春宵》，则意在春光短暂眠不得，重在珍惜当下。

这首诗的创作年份虽然不详，但首句就道出了春天夜晚的珍贵，一刻值千金。不信你看，这里有花香幽幽，月影绰绰，一切都是那么清幽又雅致。

更不用说，朱门楼台里不时地传来悦耳的笙箫乐曲，悠扬又细软。而院落秋千上，还有人轻轻地荡着秋千，享受着此刻春夜沉沉的安闲与静谧。

“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如此美好的春夜风光，一向潇洒旷达的苏轼，又怎么不会珍惜呢？不管风雨，无论悲喜，他自有对美好生命的珍惜。

就像他贬谪黄州的时候，也有秉烛赏海棠的闲情逸致：

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

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

其实抛开知人论世的角度，这两首诗依然没有高下之分。春色恼人也罢，春宵短暂也罢，都需要有一颗从容淡定的心境，才能领略到春夜的美好。

这就是王安石与苏轼在文坛上的顶峰相见，不是文人相轻，而是文人相惜。

就像我们品诗，其实也是很主观的事情，没必要分个高下，厚此薄彼。

我们读诗，读的并不是诗歌本身，而是诗歌里能够触动自己的那一部分诗意与感动，咂摸出自己人生的那点味道，消解一下自己生命里的那点悲喜。

至于功过，至于高低，最终不过是“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