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7日夜11时，处于弥留之际的周恩来微睁双眼，用微弱的声音对守候在身边的医护人员说：
“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可此时，最需要医护人员的，正是他，他的病情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
病中的周恩来
周恩来当时的体重已经不到60斤，60斤，对于一个一米七三的男性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数字。他的体重之所以下降如此之快，是因为，他自1974年6月1日住院以来，总计600天的时间里，共做过大小手术13次。
不到两年手术13次，对成年人而言亦是无法忍受，何况当时的周恩来已经78岁了。
周恩来患的是癌症，在医疗条件并不发达的七十年代，癌症比世间任何刑罚对人的处罚都要严重。癌症给予病人的，是长期、持续、惨烈的肉体痛苦和心理上的折磨。
可面对如此痛苦，周恩来始终表现得像个超人，他甚至还始终保持着“斗争者”的昂扬姿态。
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曾在回忆录中，这样讲述周恩来与病魔抗争时期的情景，他说：周恩来像个超人，每次换药，他的伤口会因刀剪等手术器械触碰而流血，引发剧烈疼痛。可他从来都是忍着。在一篇讲述为周恩来换药的文里，他这样写道：
“但周恩来毕竟是周恩来，（换药时）他咬紧牙关，攥紧拳头，偶尔身体不由自主地抽动几下，额头沁出豆粒大的汗珠，或是极其轻微的哼两声，就这样，他还要说几句安慰医生的话，叫专家们不必介意，他怕自己的哼哼声使专家下不了手换药！
在场的人（亦有非医护人员）看到这种情景，无不含泪伤心，同情和钦佩，真是了不起！”
张佐良
患癌住院的几年里，忍受病痛折磨的周恩来一直在拼命工作。仅仅1974年1月到5月的139天时间里，他每天工作12-14小时有9天，14-18小时有74天，19-23小时有38天，连续工作24小时有5天，只有13天的工作量在12小时以内。
已住院的周恩来，之所以坚决不肯放下手头的工作，是因为他确定：当时的环境下，若他完全不管工作，中国的政权将会完全落入“四人帮”手中，那将是中国的一场劫难。
早在住院前，周恩来就已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他在拼命支持邓小平复出。住院的那段时间里，他见得最多的人，亦是邓小平。
1975年，周恩来因重病被推进手术室前，他曾拉着邓小平的手勉励邓说：“你这一年干的很好，比我强的多……”
周恩来比邓小平只大了6岁，自法国留学与邓小平相识后，他一直与邓小平保持着亲如兄弟般的革命情谊。
那段时日里，邓小平只要得空，就会帮助周恩来编辑刻印杂志，如果工作到太晚，他干脆在周恩来的住处打地铺。因邓小平在此间工作出色，同志们还称赞他为“油印博士”。
周恩来对邓小平的工作能力，一直非常满意，他还很欣赏邓小平身上那股子雷厉风行、敢想敢做的魄力。
周恩来认为，在文革这种特殊时期，只有邓小平这样有魄力的人，才能真正完成全面整顿工作。也是基于此，周恩来才数次当着毛泽东的面高度评价了邓小平，说他“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
也是因为有了周恩来的大力推荐，毛泽东才承诺周恩来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会后，你安心养病吧！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
毛泽东与邓小平
后来的邓小平没有让他失望，邓小平主持政治局工作会议批评“四人帮”，全面整顿了对文革的评判。但他也因此，引起了江青等人的仇恨。如此一来，他便处于危险之中了。
江青是聪明人，她明白，解决邓小平的最好方式是解决周恩来。江青通过毛泽东主席生活秘书之便，在毛泽东那里打周恩来的“小报告”。
除此之外，他们还不择手段的妄图干扰和破坏对周总理疾病的治疗。一次，“四人帮”成员之一的王洪文打电话到医院并大发雷霆，居然要正在输血的总理拔掉身上的管子，立即去接他的电话……
然而，周恩来没有那么好对付，于是，他们便调转枪头，选择了直接从邓小平处下手。为了助力邓小平，周恩来在病榻上完成了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对文革的“抗争”。
而在更早之前，即1969年，邓小平受文革影响被安置到江西赣州，赣州地处偏远，是个整人的好地方。周恩来得知消息后，迅速电告江西省革委，让邓小平下放至距江西省会较近的新建县。如此，才让邓小平免除了一难。
除了护着邓小平，文革这些年，周恩来还护过无数人，章士钊就是其中之一。
章士钊曾是民国政府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后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与全国政协常委，是著名的爱国人士。可文革初期，红卫兵们就抄了章士钊的住宅，章便写信向中央反映。
章士钊颇为想不通：自己一来年事已高，二来是坚定的无党派爱国人士，理应有政治上的优待的，怎么……
毛泽东主席收到信后，立即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
章士钊
就这样，在接到主席批示后，周总理马上开始解决章士钊被抄家的问题，同时又以批示精神扩大保护范围，写下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
除章士钊和保护名单里的人员外，周恩来保护的人还很多，比如陶铸被送进301医院保密治疗，徐海东得以参加九大主席团等，其实都是毛主席圈阅后，周总理又出面使问题得到解决。
不过话说到这儿，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终究有些事情毛主席不能也不愿出面，而毛主席不出面，周总理便只能豁出自己，为受迫害的老同志提供帮助。
1966年12月，身处四川的彭德怀彭老总被迫赴京，而周总理深知彭老总那个宁折不弯的倔脾气，遂致电成都军区要求一路护送，并专门安排了彭老总的赴京路线以及落脚点，最后还严令沿途不得有任何截留，亦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质的言行。
至于无法提供帮助的，比如被江青一伙儿视为“夺权”最大障碍的陈毅陈老总，以及心直口快的王震老将军，周总理就只能在针对他们的批斗会上“陪斗”，然后在私底下力劝他们写检讨，并亲自修改定稿。
周恩来
而李宗仁、十世班禅、末代皇帝溥仪等，亦都在周恩来的保护下，得了善终。
周恩来能解救下如此多的要人，与他的超凡智慧分不开。按后世一些学者的话，他们说周恩来具有“一流的工作方法和抵抗方式。”
他的方式、方法，主要是设法取得毛泽东的支持，这种方法，颇有点效仿“造反派”们扯虎皮拉大旗的搞法。
周恩来的这种抵抗方式颇为温和，也因为温和，江青等一直无法抓住他的把柄，完全将他扳倒。
他在文革中起到的作用，正如邓小平许多年后所表示的：
“那些年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地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保护了如此多的人的周恩来，却并没有保护好自己。他将自己的身体使用到了极致，每个在周恩来去世前探望过他的人，都无法控制自己不流泪：他竟把身体用到了只剩一副骨架子的程度……
周恩来
可这样的他，却还在临死前惦记着其他人，死前一天，他叮嘱医护人员：“我这里没事，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
而这叮嘱，竟也成了他最后的遗言。说完这句话后的第二天，即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在进行完了最后一次抢救后，周总理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终于在文革中耗尽了自己的最后一滴心血。
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一如他在文革开始后，一直挂在胸前的那枚“为人民服务”的徽章。这句“为人民服务”，恰是他一生的人格写照。哪怕到了最后一刻，他心里想的依旧是“人民”。
周恩来被确认死亡的瞬间，整个病房，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后来的张佐良曾在回忆中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
“整个病房哭喊声一片，捶胸顿足，呼天抢地，声震屋宇，其情真切可撼日月。”
周恩来辞世后，江青等人限制人民悼念周恩来。然而，他们限制的最终结果竟是：“亿万中国人民对中国前途的担忧，也因周总理的去世而汇成了奔腾汹涌的春潮！”
江青
人民再也不能忍受，再也不能沉默了！他们违抗禁令，冒着生命危险汇聚到了天安门广场，举行各种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的群众运动……
周恩来的灵车驶出的那天，在十里长街，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纪念这位将一生奉献给国家的伟人，却不料，“四人帮”却利用手中的舆论宣传大权，将这次人民自发悼念周总理的行为诬骂为“哭丧妇”，将周总理污为“党内走资派”。
终于，民众内心积累的情绪彻底爆发了。
3月下旬，南京的工人和学生率先行动，不仅走上街头纪念周总理，还在北上的列车上贴出了“打倒张春桥”的标语。而后，天津、湖北、湖南、安徽等数个省市的几十个城市，也纷纷涌现出对总理的自发纪念。
就这样，当时间来到1976年4月5日，人民的悼念于抗议活动到达了高潮。当天，仅抵达天安门广场的人民群众就高达200万人次，整个天安门几乎变成一边花海，这极大的震撼了自以为大权在握的“四人帮”……
而后，在“四人帮”的串联下，这场悼念活动居然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他们一度派遣民兵、警察与警卫部队包围了悼念活动中的群众。
最终，虽然这场“四五运动”还是遭到“四人帮”的无情破坏，但也成为埋葬他们的一声春雷……经过这场运动，人们已经看到了“四人帮”的摇摇欲坠，也看到了群众，看到了民心。
这便是周总理为“文革”这场浩劫所作的最后一件事，在这场动乱中，他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
周恩来永远地走了，但他的精神将长存，诚如他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在《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中所写的那般：
“他（周恩来）似乎什么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但是，他把什么都留给了我们。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在追寻历史人物对中国的贡献时，不可能忽略了周恩来。
他们会说，周恩来没有后裔，没有留下坟墓，甚至也没有留下很多著作；但是，他留下的财富是使中华民族代代相传，世世享用不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