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在“四人帮”覆灭后，第三次被打倒的邓小平依然没有恢复工作，为此，叶剑英第一时间便向华国锋提出为邓小平平反、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建议。

在一次会议上，叶剑英干脆说：“我建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邓小平参加政治局，恢复了工作，他总不会给我们挑剔吧？”

可是，出于多方面考虑，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觉得时机不够成熟，采取往后拖的办法，华国锋说：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应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对此，叶剑英也是认同的，认为：小平同志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

而当时公开的提法还是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小平。

然而群众要求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呼声在1977年1月开始日益高涨。

在1月6日，就有人民群众写大字报声讨“四人帮”，肯定了邓小平在此前主持整顿的成绩，并强烈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很快，全国各地都出现了类似的标语，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群众呼声越来越高。

然而华国锋还是认为时机不成熟，不能“尽快”。

在邓公复出的关键时刻，很多老干部开始活动起来，时任新疆军区司令员的杨勇就一直在四处走动，为邓公复出寻求支持。

杨勇借机来到广州，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作为杨勇的老战友，自然邀请杨勇一家来家里吃饭。

许世友请客吃饭有一个习惯，那就是不管是谁来吃饭，必须得喝酒，可是杨勇因为患上过敏性肠炎，不能饮酒，许世友很少见的没有劝酒，反而说道：“你不能喝，我喝。”

杨勇此次来见许世友，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要寻求许世友的支持，因为许世友作为广州军区司令，在党政军内是很有威望的，如果许世友支持邓公，那邓公第三次复出一定会更有把握。

然而杨勇还不知道如何开口时，许世友就开口说道：“我的部队都拉到山上去了，野营拉练。”

杨勇当即明白许世友的意思，这是许世友支持邓小平复出的实际行动。

许世友支持邓小平，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为许世友对老上级邓小平是十分了解的。

在全面抗战爆发后，许世友是129师386旅的副旅长，而邓小平是129师的政委，许世友明白，如果邓小平复出，必定会让中国走向正轨。

随后，杨勇在许世友的陪同下，和广州军区的老同志进行了多次会面，这些老同志纷纷表示，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是对党和国家的真正负责。

在叶剑英、许世友、杨勇等老一辈革命元老的努力下，邓小平于1977年7月正式复出，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走进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新时代。

应该说，在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关键节点，许世友是做了贡献的。

1985年1月底，邓小平经过南京，要去看望许世友，许世友得到通知后，十分高兴，表示要亲自去车站迎接。

邓小平却指示负责接待的同志：“许世友年纪是比我小，但是，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天气又是如此寒冷，不能让他来车站迎接。”

邓公知道许世友爱喝酒，还特地给许世友带来一瓶1980年的茅台酒，两个老人在一起畅谈了许久。

1985年10月22日，许世友病逝，不久，许世友要求土葬的报告送到了北京。

中央领导和军委的领导传阅后，不知道如何答复，最后只好将报告送到了邓小平那里。

因为新中国成立后，除了任弼时没有火葬外，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都实行了火葬，而许世友因为生前因为参加革命，没有对母亲尽孝，想在死后想埋在母亲坟旁，因此一直没在火葬志愿书上签名，许世友曾认真地对毛主席说：“我死后不愿意火葬。”

毛主席当时也没有表态，这件事就一直拖到了现在。

邓小平也感觉到十分为难，如果同意了许世友土葬，不符合中央的提倡，如果不同意，似乎又不近人情。

邓小平在经过一番思考后，在报告上批示了八个字：“照此办理，下不为例。”

10月26日，王震飞往南京，转达了邓小平的意见：“许世友同志是一位具有特殊性格、特殊经历、特殊贡献的特殊人物。许世友这次土葬，是毛泽东同志留下的、邓小平同志签发的特殊通行证，这是特殊的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