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49年11月秋的中南海，天气渐凉，落叶枯黄铺满地面，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秋日的静谧，脚步声的主人，正是刚刚上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

罗瑞卿将军在革命时期参加指挥了很多著名战役，建国后，又亲自组建了公安部，工作能力非常强，

所以毛主席准备将心头那屡久久挥之不去的阴影，交给罗瑞卿

。

在罗瑞卿的调查下，一件淹没在滚滚革命浪潮之中的案件才逐渐褪去了笼罩的疑云......

紧急转移

1931年12月，毛主席签发了一张在我党历史上都极为特殊的通缉令，而通缉对象则是一名叫做顾顺章的我党叛徒。

此人当时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党内的地位很高，非常熟悉我党的联络地点和办公事务。此人叛变国民党后，交代了上海第二临时政府的工作地点和主要领导人，

中央临时政府和周恩来、陈云等人一时陷入了巨大危机当中。

所幸，我党也接到了来自中统内部的绝密消息：

“危，顾顺章已叛变！”

这份消息来自一位叫做钱壮飞的地下党，他在中统内部担任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能接触到很多的机密消息。

1931年4月的一个星期六，徐恩曾早已经飞去上海，沉溺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当中，只留下作为秘书的钱壮飞代他值班，他并不担心泄密，

因为破译加密电报的密码本只有他一个人有

，也就是说，除了他，没人能破译电报。但他不知道的是，

密钥早就被钱壮飞偷拍，被我党掌握了。

晚上，钱壮飞收到了武汉方向接连而至的五封电报，他避开其他国民党特务，马上拆开电报，进行破译。

电报中说，

共党高层顾顺飞已经投诚，马上押往南京，随后进行对上海共产党的剿灭工作。并且特意提到，让徐恩曾注意身边的人。

看完电报的钱壮飞一身冷汗，这样一来，不仅意味着他自己可能已经暴露，并且在上海进行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和党组织也面临着灭顶之灾。

面对巨大危机，钱壮飞没有惊慌失措，迅速做出部署，他让自己的女婿当夜便乘坐火车赶往上海，告知李克农，马上安排地下党的转移工作。李克农得知后也是一身冷汗，马上找到陈赓和周恩来，商议转移工作。

两天两夜之间，

上海和江苏的几百名地下党和几十个办公地点全部转移

，接着周恩来又特别通知了与顾顺章熟识的朋友们，让他们尽快搬家。

周一早上，徐恩曾回到南京特务机关，钱壮飞把恢复原样的几封电报上交给他，接着强作镇定，进行日常工作，下班后，他立刻乘坐火车，从南京前往上海。

由于事态紧急，他没时间带上家人，他知道这一走，自己共产党的身份已经暴露，他深知国民党中统的行事风格，料定他走后，徐恩曾必然不会放过他的家人，于是给徐恩曾留下字条，威胁他如果伤害了自己的家人，必定会揭露他贪污和谋害同僚的丑事。

钱壮飞出走后，徐恩曾一方面怕被揭露丑事，一方面害怕追查他密码本泄露的责任，就将钱壮飞叛离的事情隐瞒下来，也没有伤害他的家人。

钱壮飞来到上海与组织会合。

虽然逃过一劫，然而上海的地下工作开展更加困难。

当时组织在上海的工作任务是领导上海的工人运动，同时又要解救被逮捕的地下党人，资金十分紧缺。

由于更多的工作转入地下，想要筹集捐款也不可能，只好向其他党组织寻求援助。

筹集资金

求助的对象有两个，一个是共产国际，一个是苏区政府。

但是，当时上海的银行、邮局都由国民党掌握，对于莫斯科方面的共产国际，国民党政府也采取敌对态度，如果收到来自莫斯科的汇款或是邮包，一定会严加盘查，所以从莫斯科寻求援助，简直就是个国民党“送钱”。

如此，只好找苏区政府求援。接到援助后，尽管苏区的经济状况也十分窘迫，但当时正是政府主席的毛泽东还是决定支援中央临时政府，毛主席将此事交给了当时主持苏区经济工作的经济部长林伯渠，林伯渠向令苏区银行“按额调拨”，这个“额”是

120两黄金。

按照当时的旧制换算到现在，

这120两黄金价值500多万人民币！

这对当时的苏区政府简直是天文数字，银行也是东拼西凑，最后送到林伯渠手中的是各式各样的黄金首饰，这都是“打土豪”时缴获的。

林伯渠让工匠把这堆各式各样的首饰打成大小一样的金条，十两一根，总共12根，放在特制的白铜盒子里。

接着制定的路线，从瑞金出发，经南平，到福州，然后是温州、金华、杭州和松江，最后达到上海。从广西到上海不远，即便这个路线已经“大绕一圈”，也只需一个月，这箱金子也就运到了临时政府手中。

这次运送金条的行动总共排派出了七个交通员，这七个交通员共有七把锁、七个钥匙和七个“象棋”碎片。

这个特殊的凭证是一块像棋子一样的硬木块，上面是林伯渠写的一个“快”字，制成后分成七个部分，每一个交通员一个，金条交付成功后，交回苏区政府。

然而如此周密的计划，还是出了岔子。

1931年11月底到12月下旬，苏区陆续接到临时中央的五封电报，催询资金事宜，这时，毛主席和林伯渠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大对头。

直到几天后的元旦，邓发来找林伯渠，林伯渠看到仅仅回来了六个“硬木块”，这才确定，运送工作确实出了问题。这六个木块上的笔画是前六画，据此林伯渠认定，

问题出在最后一站——松江站的交通员身上。

林伯渠立刻向上海中央特科发去情报，请求协助调查，中央特科的工作人员立刻锁定了这最后一位交通员——梁某某，然而，正准备抓捕的时候，

却发现此人竟然失踪了！

当时的情势十分复杂，革命工作繁多，而国民党又加紧了对共产党的迫害工作，这件事只得不了了之。

但是这件事并没有被遗忘，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决定对抗战时期的一些悬案、大案进行重新调查，其中就包括这件事。由于这个案件发生在上海、江苏一代，这件事被分配给了华东局的上海公安局调查。

同办的还有其他几个案子，于是上海公安局成立专案组，名字叫做“悬办”，调查黄金失踪案的是“悬办”三组，经过三组人员的不懈努力，这件尘封已久的悬案才最终得以堪破，真相大白。

最后一站

事情的开端，要从担任松江站交通员的梁某某说起。

梁某某当时在嘉定的一个药铺中工作，由于他本人待人仗义，能力好却又十分谦恭，当时药铺的掌柜对他十分信任和倚重，常常交给他一些重要的工作。

有一天，药铺老板让梁某某去松江办货，然而他不知道的是，梁某某那时已经在为地下党工作了。

1931年12月4日，梁某某来到松江一个叫做“汉源栈房”的客栈，这里就是预定的接头点，而他要找的人是一个伪装成竹行先生的地下联络员。

正在他向帐房先生询问是否有一位从杭州来的竹行先生时，正巧被这位“上线”刘某某听见了，就带着他回到房间，两人对了暗号，交割了金条，梁某某就走了，整个过程中他都没怎么说话。

据刘某某回忆，当时的梁某某穿着一身黑色棉服，也不怎么说话，交接完就立刻离开了。后来没多久，有一个地下党找到刘某某，取走了他的“硬木块”，这时刘某某隐隐觉得可能出事了，而后来就再也没有人找他提起此事，这也是刘某某最后一次为组织效力。

但这件事始终在他心中，直到后来杭州解放，他又向杭州政府报告了此事，这也为后来的调查提供了方便。

那么梁某某去哪了呢？难道是他知道里面是黄金后，打算独吞，自己消失了吗？

黄金被劫

梁某某接到任务时，他的上级特别叮嘱他：

“货在人在，货亡人亡！”

见到上级如此坚决的态度，梁某某也知此事对革命事业十分重要，于是他一路上也十分谨慎，取到箱子后，他隐隐察觉了里面装着的是什么，于是不敢多留，立刻返回上海。

当时上海对“赤区”方向来的火车盘查十分严格，带着这一箱子东西，不可能躲过盘查，走陆路大概是不可能的；

而当时的吴淞江一带也十分混乱，常有江匪出没，但好在没有国民党盘查，于是梁某某决定走水路，从松江赶往上海。

到了港口，梁某某特意挑选了一艘破破烂烂的船，对于这样的船，江匪是没有兴趣的。一路战战兢兢到了上海，心情紧张的梁某某总算松了一口气，眼见着家就在眼前，任务马上就可以完成。

他叫了一辆黄包车，准备返回住处，黄包车经过苏州河的时候，要上一个大坡，车夫拉不上去，这时从桥边过来两个小伙子，帮着在后面推车，当时上海有很多靠帮着推车赚取小费的“白相人”，所以见人过来推车，梁某某并不奇怪，也就没有防备。

然而意外就是这时发生的，坐在车上的梁某某被两个推车人用毛巾捂晕了！

等梁某某再醒过来的时候，正躺在一家旅社的床上，而身边就只剩下自己的行李，那只小白盒已经不翼而飞了。

“黄金被劫走了！”

这下如何是好，向组织坦白？组织不可能相信钱是被劫走的，肯定会认为是他吞没的，怎样才能留住自己的清白呢？

慌乱中的梁某某迅速冷静下来，现在事情还有补救的机会，他叫来店小二，告诉他自己丢了一箱黄金，有一百多两。

店小二一听丢了这么多钱，马上叫来了经理，梁某某见到经理，让他为自己作证，自己是在昏迷中让人抬过来的，随身的只有行李，经理一众人纷纷在证明上签下了字据。梁某某又对他们叮嘱一番，嘱咐他们如果有人来问及此事，一概以不知道应对。除非有人以“捻七”为暗号，才可和盘托出。

梁某某深知此事对组织的重要意义，在客栈留下线索后，又冒险返回嘉定，回到药行，准备再留下一条线索。

回到药行，梁某某见了药行掌柜，对他说自己此次外出十分疲惫，想先休息过之后，再来汇报办货的情况，掌柜对他十分信任，就同意了。

而梁某某见线索已经留下，就离开了药行，在上海支起了一个钟表摊，再也没有回去。

抗战爆发后，他找到机会返回妻子娘家黄渡，找到一家人，并将他们接到了上海浦东的洋泾镇，此后一直“隐居”在这里，而他也是在这里被“悬办”的特办员找到的。

真相大白

“悬办”三组人员接到市局下发的案子后，感到无从下手，决定从第一位联络员查起，所幸的是，当年的领导对“特费”行动记忆深刻，提供了很多线索，三组人员顺着线索一路查到了“刘某某”，也就是杭州站的联络员。

在这里刘某某交代了一个细节，

他曾在梁某某的钱包中看到过一张蓝色票据，这是当时客栈通用的票据，这说明梁某某一定在松江住过某间客栈，

得到线索的三组人员十分振奋，立刻前往松江开展调查。

然而，查遍了所有旅店，只得到同样的回复：

“没有记录！”

那梁某某来到松江后，住在了哪儿呢？

三组的组长蒋某某灵机一动，会不会是住在朋友家或者亲戚家了呢？

那时候的松江并不大，住户们都是老居民，邻里关系透明，这十分有利于调查，然而问了一大圈，还是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这下三组彻底没招了，又临近春节，几人决定先回上海，案件过了年再接着查。这时，三组成员胥某某向组长请假要去松江军区找一个老同乡朋友，组长同意了，没想到胥某某这一去，使案件有了转机！

同乡听说胥某某同行的还有几位，便让他都叫来，一起招待招待，盛情之下，三组的其他几位成员也来到招待所。

席间，三组几人对饭菜大加赞赏，同乡也十分高兴，就叫厨子出来，同几人相见。几人酒过三巡说起此行目的，厨子一听，对几人说，还有一个能住宿的地方，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调查过。

这个地方就在保安团司令部里，是个招待所，有一些床位，是给来松江开会的军政人士准备的，厨子经常去里面掌勺，所以知道这么个地方。

一查之下，果真查到了梁某某，根据记录，又找到当年梁某某工作的药行，得知梁某某从松江返回后，只露了一面便神秘失踪了。

线索一时又断了，但所幸得知了梁某某就是嘉定人，并曾经住在嘉定，几人按图索骥，从周围邻居的口中得知：

梁某某失踪后，他的妻子贞姑卖掉了房子，返回了娘家黄渡。

几人又赶赴黄渡，在当地民警的帮助下，得知贞姑一家在1942年搬走了，据邻居回忆，

这一家人仿佛是一夜之间消失的！

如此神秘的行事风格，非常符合梁某某的风格，几人觉得很有可能就是梁某某将一家人接走的。

在多方探寻之下，三组又获得了一条消息，就在不久之前，贞姑回来参加了她姆妈的葬礼。

既然是参加葬礼，亲戚之间肯定会聊一聊近况，三组抓住这一点，走访了很多亲戚们，果然得到了确切的消息——

梁某某一家搬到了上海浦东洋泾镇！

三组迅速返回上海，终于找到了已经“消失”多年的梁某某。

梁某某时隔多年被找到，并没有惊惶，反而多了一分释然，将当年客栈经理签着字据的字条交给三组，又将前后经历托盘而出，

这件影响巨大的“黄金失窃案”的真相终于水落石出

。

然而是谁抢劫了梁某某呢？

经过三组调查，原来这次的黄金失窃竟是一个意外。

当时以拉黄包车为生的吉某某拉上了从松江回来的梁某某，觉得比平时拉的客人要重上不少，但又没见有什么大件行李，认定他身上必然带着黄金，就伙同“白相人”好友阿古和小克迷晕了梁某某，抢走了黄金！

他们没想到，这件事使得上海临时中央遭受了巨大的打击！

由于经费没有及时送到，有九名被逮捕的地下党遭到杀害；为配合“淞沪抗战”的工人大罢工计划也被迫流产；

多名急需救治的受伤人员也因无钱买药而牺牲，牺牲人员的家属也因为没有安家费而流落街头，最后失踪了！

据此，黄金大劫案宣布告破，因此事牺牲的前辈英魂终于得以告慰！

结语：

在时代的漩涡之中，个人命运时常不能由自己掌握。梁某某丢失了黄金，没有完成组织交给自己的任务，任务失败后还一度潜逃，他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然而，此案告破后，组织上虽然判处了他十年的有期徒刑，却最终没有执行，梁某某得以善终。

这件事牵扯甚广，从事件中涉及的各方人物来看，罪大恶极的仍旧是国民党的反动政府，所幸的是，

经过党组织和人民们的不懈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为国家和人民赢得了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