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听到这些数字之后，毛主席当场生气了，不满地对面前的钱信忠说：

“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从事卫生工作这么多年，钱信忠从未受到毛主席如此严厉地批评。在抗战时期，钱信忠可是被誉为太行山上的“八路军活神仙。”

1940年，钱信忠带领卫生部随军进驻左权，既当领导又当医生，不但创办卫生学校和医疗相关的各种工厂，还亲自给老百姓和伤员治病。由于太行山区生活艰苦，群众不懂卫生与健康的关系，造成很多流行疾病蔓延。钱信忠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组织医务人员到处宣讲卫生疾病知识。

新中国成立之后，钱信忠被派往苏联留学，回国之后担任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不但领导拔除多个地区的鼠疫疫源地工作，还基本杜绝了疟疾在海南岛流行。

1965年，钱信忠开始担任卫生部部长，结果上任没多久，就遭到了毛主席的严厉批评。而钱信忠对于毛主席的心情也十分理解，自己作为卫生部部长，确实工作没有做到位。

毛主席出生在农村，对于农村的医疗条件自然十分关注。早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就发表著作，阐述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的集中体现之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刚刚经历了长期的战争，再加上灾害泛滥，农村面临着缺衣少药、贫困交加的局面，各种传染病严重威胁了农民的生命和健康。当时全国的卫生机构不过也只有3600多个，广大的农村地区几乎没有人任何的医疗卫生机构。

1950年全国第一届卫生工作会议上，中央提出各种组织方针，加强农村的医疗资源。之后，全国人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爱国卫生运动。1953年，毛主席明确提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指明了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方向。

尽管毛主席多次强调农民是我国国民卫生的主体，要为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服务。但由于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入城市，卫生资源也过多的向城市倾斜，农民缺衣少药的现象仍非常严重。

到了60年代中期，广大农村地区医生少、治病难、因病致贫的情况仍继续存在。因此，毛主席在1965年批转卫生部组织医疗队下基层的报告，但相比于广袤的农村地区，近千名医疗专家仍是杯水车薪。

尤其在听到钱信忠准确的汇报之后，毛主席更加心急如焚，指示卫生部应该将重点放在农村，专门培养一批医生来为农民看病。

这一指示就是著名的“六 · 二六指示”。

其后不久，钱信忠根据“六 · 二六指示”作出了一系列的部署，亲自带队深入农村，计划用两年的时间整顿建设基层的卫生工作，彻底摸清楚全国农村的卫生工作情况。

几个月之后，农村医疗卫生形成了人民医院、卫生院和卫生室三级医疗体系。同时，对农村一些有文化的青年进行医学培训，使其可以对一些常见病进行诊疗。

当时上海有一位名叫王桂珍的女社员，学成之后回到公社担任卫生员。为了方便农民治病，王桂珍背起药箱走街串巷，到田间地头为农民治病，农忙的时候还要下地参加劳动。

刚开始，王桂珍的医术并不被人们所相信，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被王桂珍治好，王桂珍在农民中的声望也越来越高。为了让农民们在治病方面花更少的钱，王桂珍还开辟出一块坡地种植中草药。

然而，王桂珍的这种治病方式，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重视，当地的卫生部门只是将她的事迹作为学雷锋的典范来宣传。

后来，与王桂珍同一卫生院工作的黄钰祥，除了培养出王桂珍等学员，而且在医疗条件极差的情况下，想尽办法为农民治病。这种做法深受当地农民的欢迎，由于他们在治病之余也经常参加劳动，因此大家都称呼他们为“赤脚医生”。

1968年，黄钰祥和王桂珍受到记者采访。记者敏锐地意识到，他们的这种做法，和毛主席几年前作出的指示相同。因此，黄钰祥和王桂珍的事迹在全国报刊上宣传，毛主席看过相关的报道后，曾写下“赤脚医生就是好”的批示。

从此，“赤脚医生”成了半农半医的特定称谓，各级卫生部门也开始按照“赤脚医生”的做法培训医疗人员。

赤脚医生以实用性培训为导向，不进行系统的医学知识学习，而是传授一些常见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方法。这种方式不但节约时间和经费，还能够快速缓解农村缺衣少药的局面。

在赤脚医生实际行医的过程中，经常使用“土洋结合”的方式，除了中医的诊疗方式，也会加入西医的医学方法，甚至还会做外科手术。到了1975年底，全国已经有赤脚医生150多万人，全国农村卫生人员也达到了500多万。

赤脚医生的出现，让农村的医疗情况在短时间内得到了迅速改观。1969年国庆节庆典，赤脚医生还作为一个方队，出现在了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赤脚医生和三级医疗卫生体系，为广大的农村基础医疗服务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他们日夜出诊，以特殊的方式解除农民的疾病和痛苦，使得亿万农民的健康得到了基本保障。

尽管他们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所能诊疗的疾病也有限，但他们和农民生活、劳动在一起，因此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随着《“赤脚医生”手册》的出版，许多老百姓也开始接触到基本的医学常识，这本书后来还被译成50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

1974年，王桂珍作为中国赤脚医生的代表，参加了日内瓦世界卫生会议，并作了15分钟的发言。自此，“赤脚医生”在世界医疗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到了20世纪80年代，由于时代的变革，公社和合作医疗的形式逐渐被淘汰，赤脚医生也只能另寻出路，或转变为真正的农民，或离开农村走出去寻找更好的生活。

1985年，“赤脚医生”一词不再被使用，标志着赤脚医生的时代彻底终结。所有农村卫生人员一律要进行正规考试，考试通过便成为持证上岗的乡村医生，考试不合格的统称为卫生员。

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有近200万的农村卫生人员取得了乡村医生的证书。

“赤脚医生”是新中国发展初期，解决农村基本医疗的一种尝试。在当时不但解决的农村卫生亟需的问题，并且为之后的乡村医生打下了基础。也许他们的医术并不高明，却成为我国在农村医疗卫生上迈出的第一步。

在我国医疗卫生的功劳簿上，应当有赤脚医生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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