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过：我们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人。他还说过，要“主动团结反对过自己的人一道工作”。在这方面，毛泽东作出了榜样。凯丰就是曾经激烈反对过毛泽东的人。但是，毛泽东却热情团结凯丰，委以重任;凯丰感念毛泽东的人格魅力，坚决拥护毛泽东的领导，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凯丰原名何克全，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任团广东省委书记时，化名“凯丰”，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在1935年1月召开遵义会议前，凯丰受博古指使，三番两次找聂荣臻谈话，要聂荣臻支持博古，但是未成功。在遵义会议上，凯丰坚持拥护博古的错误路线和方针，站出来为博古的错误辩护。毛泽东与他展开了激烈争论。

毛泽东1962年1月会见日本访华代表团时，回忆过当时二人面对面争论的情形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凯丰在遵义会议上辩论不过毛泽东。在遵义会议的最后阶段，他在事实面前也不得不承认博古和李德犯了军事路线错误，但又坚决反对撤掉他们的指挥权。会议事实上确定毛泽东在红军的领导地位，凯丰也不服，还放狠话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

在遵义会议之后召开的“鸡鸣三省”会议上，中央免除了凯丰红9军团党代表的职务。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领导红军摆脱困境的事实，使凯丰思想发生了明显变化，转而拥护毛泽东。他光明磊落，知错就改，主动向中央作了检查。中央恢复了他红9军团党代表的职务。

在党中央、毛泽东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斗争时，凯丰坚定地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当时张国焘主张南下，毛泽东和党中央主张北上。凯丰明确支持北上，还写了一篇长文《番民工作的几个问题》，刊登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前进》上，批评张国焘搞的西北联邦政府，是想把中央也“联邦”进去。这是最早公开批评张国焘的文章。

1937年12月，在延安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排右一为毛泽东，前排左二为凯丰。

1935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否定了张国焘向川康退却的主张。7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黑水县的芦花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研究解决红军统一指挥和组织领导问题。凯丰在会上当面批评张国焘随意退出通(江)、南(江)、巴(中)苏区的错误。在8月间中央召开的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和9月间召开的俄界会议上，凯丰旗帜鲜明地维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的统一，反对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活动。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提名、中央委任凯丰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但是，凯丰在批判张国焘搞分裂主义时，又犯了一个错误。1937年2月27日，凯丰在延安发表了《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一文，这是党史上最早系统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实质的文章。凯丰写这篇文章本意是好的，也起到了系统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本质的作用，但错误在于：文章中引用了许多中央内部文件，在全面批判张国焘的同时，也不适当地把中央内部分歧公开化了。文章中还说：“国焘路线的性质是苏维埃运动中一种特殊形式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军阀、土匪主义”，这段话把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都说成“土匪”“军阀”了。文章发表后引起红四方面军官兵的强烈不满，加上一些同志在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时采取过火行为，引发了严重的后果：1937年4月3日，延安抗大学员中的原四方面军的许世友等串联30多人，准备远走四川找自己的老部下刘子才，继续在大山里打游击，以此来证明自己对革命的忠诚。被及时发现后，许世友等人以准备“拖枪逃跑”的罪名而被捕。毛泽东了解事情经过后，严厉地批评了凯丰，说他未能把张国焘与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严格区分开来，还尖锐地指责：“凯丰同志，我看你是把他们逼上梁山嘛。”“你不分青红皂白，一竿子横扫一大片，居然连战士都一起批了!”毛泽东很快就化解了这场危机。凯丰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对毛泽东的处事艺术十分敬佩。毛泽东对再次犯错误的凯丰继续予以信任和重用。

毛泽东说过，“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只有依靠成千成万的好干部，革命的方针与办法才能执行，全面的全民族的革命战争才能出现于中国，才能最后战胜敌人。”从这个认识出发，毛泽东不仅以博大胸怀团结凯丰，还重用凯丰。他认为凯丰是我党有能力有才华的干部，应该予以重用。1937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毛泽东让凯丰为抗大谱写一首新的校歌，以取代原来的《红大校歌》。凯丰接到这一任务后，心潮澎湃，写出了激动人心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歌词。毛泽东审阅歌词时说：“写得不错，完全符合抗大的办学方针。”抗大学员唱着这首歌，无不心潮澎湃，激发出为民族解放、革命胜利奋斗不息的精神。这首歌一直传唱至今。

在1937年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和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凯丰先后被选为中央军事委员和政治局委员。1938年2月，凯丰去武汉工作，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宣传部长。后来凯丰随长江局迁到重庆。1939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在重庆正式成立南方局，凯丰是六个常委之一，与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等一起，领导华南、西南各省党的工作。经中央批准，凯丰担任南方局宣传部长，主抓宣传和党报工作。1940年底，凯丰回到延安，任中宣部副部长，主要负责党的宣传文化和干部教育方面的工作。1942年春，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同时也发动了文艺整风运动，已经担任中宣部代部长的凯丰，在毛泽东领导下积极做文艺界的工作。他发现文艺界存在一些重要问题后，和毛泽东共同商定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他为筹备这次会议付出了很多心血。延安文艺座谈会也由凯丰主持。5月23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凯丰为成功召开这次文艺座谈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8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延安召开。左起：张闻天、康生、周恩来、凯丰、王明、毛泽东、任弼时、张国焘。

1945年，党的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许多党代表认为凯丰在江西苏区时积极参与推行王明、博古的“左”倾路线，在遵义会议上又公然反对毛泽东，拒绝投他的票。但毛泽东认为，我们要以博大胸襟，善于团结反对自己且被实践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人。毛泽东出于对凯丰关心，让他在大会上对自己过去所犯路线错误作了检查，争取得到代表们的谅解。毛泽东还在代表中做了三次解释工作。尽管毛泽东苦口婆心做了很多工作，凯丰还是落选了。对此，毛泽东深感惋惜。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决定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派出2万名干部去东北。凯丰与一批中央领导干部一起紧急开赴东北，踏上新征途。1945年9月14日成立中共东北局时，中央任命凯丰担任东北局委员和宣传部部长。毛泽东不仅重用凯丰，还在重要问题上对他高度信任。新中国成立后，凯丰仍是中共东北局领导人之一。

1952年上半年，凯丰兼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此时他看到中央宣传部2月19日编拟的《关于“三反”运动大型纪录片摄制提纲》(草案)，其中有领导人镜头出现。凯丰认为不妥，便将意见反映给毛泽东。时任东北局书记的高岗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恼火，认为凯丰直接向毛泽东反映意见是瞧不起他。凯丰据理力争，俩人发生了激烈争吵。2月26日高岗给毛泽东打电报表达对凯丰的不满。毛泽东接到电报后，第二天就复电高岗说：“凯丰电报中主张拍军队一点是正确的，已采纳。”“凯丰有意见(不论意见正确与否)打电报给我是好的，他以后有意见还可打电报来，有意见不打电报则不好。以上请转告凯丰。”

1952年11月，凯丰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马列学院院长。由于长期艰辛工作，凯丰积劳成疾，终因医治无效，于1955年3月23日在京逝世，终年49岁。凯丰逝世后，中共中央对他的一生给予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