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二军宣传部科长翟见远。
1949年10月13日，解放军开进哈密城。
在庆祝哈密解放群众大会上，翟见远带领呼口号。
二军解放酒泉后，宣传部全力以赴抓部队思想动员工作，积极做好一切向新疆进军的准备。9月30日上午，突然通知我到军司令部接受新任务。同来的还有司令部侦察科长齐正远、参谋刘海明、作战科参谋张永升、后勤部科长马延佑和我们政治部民运部长冯达、联络部科长王林和我共7人。兵团张希钦参谋长和军政治部左齐主任，给我们下达了任务。他们说：“由你们7个同志组成一个联络小组，冯达部长率领，现在乘从北京来的由刘善本（第一个开飞机到延安的人）开来的一架飞机，先到哈密。
和那里的起义部队取得联系，做一些侦察、调查的工作，为大部队进疆做好准备。”并说，“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和省主席包尔汉，虽已通电全国，宣布起义，但一部分顽固军官煽动部队叛乱，烧杀抢劫，形势十分严重。你们去，处境危险，任务繁重，犹如虎穴取食。所以你们要特别提高警惕，既要与起义部队取得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向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但也要坚持原则，与那些反动的顽固分子进行斗争，特别要注意你们的安全。”受领任务后，我们各自回到原单位紧急准备。
当日下午1点，我们乘车到酒泉机场。离机场好远，就听到飞机的轰鸣声。我们这些土包子，看到飞机螺旋桨在转，以为飞机就要走了，一下车就拼命往飞机跟前跑，螺旋桨的风力吹得好几个人都摔倒了。旁边的同志说：“不要急，飞机在试发动机，等等再上。”片刻之后螺旋桨停转，机上有人打开舱门，放下梯子，我们才登上飞机。那是一架美制小型军用机，沿机身横着两排坐位，过道放一只铁桶，我们分两边坐下，刹那间，飞机怒吼，颠簸着起飞了。
上天后，从前仓出来一位空军对我们说：“第一次乘飞机吧，不要紧张，挺安全的，两个小时就到哈密了。如有人呕吐，就吐这桶里。”由于好奇，我们都爬在机窗上往下看，地上的道路、房屋、戈壁滩都看得一清二楚。不一会有的人就吐了。我们算着飞了好长时间，头也昏，胸也闷，挺着急的，突然上下颠簸，不一会在跑道上蹦蹦跳动，转了个圈停住了。前仓刘善本等出来说到了。他们打开门，放下梯子，我们下机。
哈密机场，与酒泉机场一样，都是土跑道，所不同的就是这里有几间房子。停机坪上，有人接我们。把我们领到屋子里坐下后，不一会来了七八个人看我们，还有两个苏联人。他们是中苏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大家互相握手致意。苏联同志，我们向往好久的朋友，今天见了，感到十分新奇和激动。他们见到我们，也十分热情，竖着大拇指，喊解放军伟大！中国共产党伟大！毛泽东伟大！说着说着就和我们拥抱起来。我们也说苏联伟大！斯大林伟大！那翻译把双方的话翻译后，大家高兴得鼓掌欢笑。接着机场的人还端来哈密瓜招待我们。一生中，头一次吃哈密瓜，真好吃，我们一下子吃了总有四五个。
机场的人说，哈密城里很乱，前天刚被抢过，他们不敢进城。我们就向他们打听了一些情况，也向他们做了些宣传。他们的情绪安定了一点。不久，刘善本等空军和我们告别，他们也完成了机场勘察任务，就返回北京了。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一辆美式吉普车向机场驶来，一个国民党军的上尉从车上下来，我们互相行礼后，他说他是起义部队一七八旅的参谋，来接解放军联络组的。我们与机场的人告别，登车向哈密城开去。
从机场到哈密的路上，一片死气沉沉，没有一个人影，路两旁呈现出洗劫过的惨状，有些房屋还在燃烧，有些尸体还未掩埋。我们的内心很沉重，很愤怒，深感解放军责任重大，各族人民的苦难日子将要结束了。
进了起义部队一七八旅驻地大营房，接待我们的是一个姓薛的参谋长。他个子矮小，为人狡诈，只是和我们寒喧了几句就走了，把我们七个人安排在一间大房子里住下，大通铺，可能是以前士兵住的。吃饭时那位参谋长陪着。起初，大家只是说些吃喝的事，之后，这位参谋长就发难，总要挑起一些争论，说什么共产党破坏三民主义啦，明里拥护孙中山，暗里却搞共产啦；解放军打仗是偷偷摸摸啦，不敢摆开打大仗等等。我们则回答：“破坏三民主义的是蒋介石，孙中山先生死后，蒋介石篡权上台，他实行了三民主义的哪一条？
共产党搞土地改革，就是实行三民主义的耕者有其田；解放军打仗，有突然袭击的，也有正大光明摆开来打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双方都是几十万人摆在那里打，最后还是蒋介石打败了。关键是中国的老百姓，太恨这位蒋委员长了，他几十年间，把老百姓害苦了。其中也包括哈密刚发生过的叛乱，这样烧杀抢掠老百姓，人民能不痛恨吗！”听了我们的反驳，那位薛参谋长只好跟我们打哈哈。
当天夜里，在我们大屋门口，他们还派了两个卫兵，名之曰保卫我们的安全，其实是监视我们的行动的，可是这些士兵没几天就跟我们混得很熟，我们和他们平等相待不摆官架子和他们拉家常，并宣传解放区解放军的情况和我党我军政策，把他们感动了，他们也常常给我们透露一些情况，通风报信。
到哈密的第二天，便是10月1日，我们围在一个小收音机旁，收听北京播发的消息。当听到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时，我们万分高兴。七个人像炸了锅一样，叽叽喳喳讨论着。站在我们门口的卫兵听到了，也很兴奋。
第二天下午，一七八旅原旅长莫我若，向我们介绍了哈密起义部队的情况。他把哈密“9.28”叛乱、抢劫的责任，推到驻骆驼圈子部队的身上。其实抢劫是驻哈密的部队所为，冯部长只希望他们能处理好善后的事，稳定局势，以迎接解放军的到来。
住在大营房好几天，我们总是白日工作，夜晚和衣而睡，连鞋子都不脱。枪弹上膛，轮流值夜，以便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考虑到我们的工作不能只局限在大营房里。因此，我们决定进哈密城去，于是他们派了一辆车把我们拉进城。沿街望去，满目疮痍，房屋还在燃烧，杂物丢弃满街，一些商店被捣毁，哈密银行被抢劫。街上没有行人，户户关着门。
我们像老虎吃天，工作无从下手，偶尔发现有人从门缝里探望，就抓住机会，敲门喊话，耐心等待。也总还有人开了门，听我们慢慢地向他们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这一天，我们只接触了七八个人，算小有成绩。天快黑了，回到大营房吃饭，那位参谋长又来发难，说哈密群众落后，不会欢迎解放军来。新疆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冬天进军不可能。冯部长是领导，不好多说硬话。我这个宣传部的科长就唱红脸，不客气地说：“天大的困难也挡不住解放军进疆，受苦难的人民总会欢迎解放军。”这样一说，他觉得没辙了，也就不再发言了。
尧乐博斯
接连三四天，我们访问群众，声势越来越大，连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也见的不少，有些人还自动出来当翻译。我们大张旗鼓地向群众宣传我军在全国取得的胜利，解放军很快就要进驻新疆，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爱民如父母等，并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以及我军胜利的传单、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到处张贴、散发。
局面稍有开展后，我们确定：司令部、后勤部的同志，主要去摸军情、道路、粮食，及沿路吃住、用水等情况，以提供部队进疆的需要。我们政治部的三个同志继续扩大宣传，进行社会调查。
但我们每天从大营房到城里，来往很费时，他们又不给天天派车。当我们正在发愁的时候，哈密商会的会长主动找到我们，说群众最担心的是怕解放军来不了，国民党军再抢劫。我们按照政策，做了安慰回答后，他提出：请我们住在城里商会中。我们同意，当日就搬进城来。从此，来访的人络绎不绝，提什么问题的都有，群众逐渐了解了我们，我们的工作更好开展了。
大约在我们到哈密的10天后，哈密专员尧乐博斯派人与我们接洽，表示他欢迎解放军进疆，并发请柬请我们到他公馆做客。我们研究了一下，认为应该去。第一，新疆各级旧政府都是响应包尔汉主席和平起义的声明的，我们去了更有利于争取他，稳定他；第二，可以摸摸他的底，究竟看看此人怎样。第二天上午10点，他派车把我们接到他家。他的客厅里坐了10多个人，哈、维、汉族都有。
尧乐博斯本人是哈萨克族。在坐的有留长胡子的阿訇，还有他的几房太太。其中有一位是汉人，据说是陈立夫派到他身边做特务的。
尧乐博斯看上去挺凶恶，但也畅快，声言他拥护起义。我们也向他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解放军对起义部队与旧政府人员的态度。尧乐博斯的宴会颇丰盛，我们也是第一次在他那里吃到新疆少数民族的大块羊肉、抓饭和包子。因为尧乐博斯是蒋介石的红人，又有陈立夫派的特务老婆在身边，所以他的反动立场根深蒂固。后来他自食其言，跟着土匪乌斯满叛乱，走向反人民的可耻下场。
自从搬到哈密城里后，我们就利用电话上报情况。由于我们提供了各种情报资料，宣传发动群众，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为大部队进军哈密，创造了一些条件。所以，1949年10月13日我大军浩浩荡荡进入哈密后，我们高兴极了，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各族群众也自发地到街头欢迎观看。
军部来到后，我们向郭鹏军长、王恩茂政委汇报了半个多月来的情况。首长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颇高的评价。接着又在哈密召开了群众大会，有解放军和起义部队参加。王恩茂政委着重讲明了我党我军的政策，对起义部队、旧政权起义人员的政策，对叛乱分子的态度等。当时群众激愤，口号震天。从此，一个死气沉沉的哈密又活跃起来了，接着大军向前挺进，直到我们进驻喀什。
【作者：翟见远（1949年时任二军政治部宣传部科长） 本文摘自：《难忘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