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剑龙

1926 年3 月，任弼时和陈琮英在上海结婚时的留影

20世纪20年代初，青年任弼时在民族危亡之际毅然决然选择走上革命道路，后终成为党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任弼时一生3 次遇险，身陷囹圄，但最终皆得以脱困，而究其能够脱困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他的处变不惊、机智灵活。

1917年10月，护法战争爆发，以孙中山为首的护法军政府联合西南军阀讨伐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两军鏖战于湖南衡山、宝庆一带。1918年3 月11 日，南北两军大决战爆发。不久，长沙北大门岳州（今岳阳）为北军攻陷。下旬，湘军纷纷经长沙溃退。

31日，张敬尧部进占长沙，段祺瑞以张敬尧是皖系将领为由提名北京政府任命他为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进入湖南，即令军队进驻长沙各个学校。湖南第一师范亦未能幸免，被北军所占。事前，长沙各校同学得到消息几乎全数回家避乱。14岁的任培国（任弼时学名，1921 年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后改为任弼时。以下称任弼时）想到高小毕业近在咫尺，数年之功不能毁于一旦，所以选择留在学校复习功课。当时，湖南一师除两栋寝室、三间教室外，其他寝室、教室均被北军强占，全校师生400 余人被逼至一角落，再无空地。由于任弼时所在的教室也被强占，他只好转移到空余教室复习，同时不忘收捡同学的在校物品以免遗失。好在军队在附小只驻扎了一天，学校仅停课两日。

复课后，任弼时即写信传递信息，催促同学及时返校：“吾辈毕业为期匪遥，数年所学皆须温习，倘不能毕业，殊有害于前途，望兄勿为谣言所怯，从速来校为要。言不尽意。”14 岁的任弼时不畏兵乱，坚持在校复习功课，已经显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处变不惊、沉着面对的不凡心态。

1921 年5 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决定送任弼时、刘少奇、萧劲光、任作民（又名任培度，任弼时的远房哥哥）等人到苏俄去留学。那时去苏俄要下很大的决心，因为要通过很多关卡，冒很大风险，稍有不慎，就会被捕，甚至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但是，正如任弼时临行之日给父亲的信中所写：“人生原出谋幸祜，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任弼时等人就是怀着这样的救国救民的革命的决心，踏上赴苏俄学习的漫长旅途的。

任弼时（左一）在苏俄留学时与同学的合影

能够到苏俄留学，任弼时等人难抑内心的兴奋。从上海吴淞港登上轮船，转道日本长崎，再经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到达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就进入了苏俄管辖地。从海参崴到伯力，有一条伊曼河，那是赤白交界处，河南边是白区，河北边就是赤区。那时苏俄正处在紧张的国内战争时期，远东边疆地带还为日本帝国主义和白党匪徒所盘踞。

为了顺利通过，任弼时10 多个人分成若干小组。有的白天走，有的晚上走，有的由俄国人带着走，商定好了在伯力某处会合。任弼时和在长郡中学的同班好友萧劲光一组，一个扮作理发师，一个扮作裁缝，裹得严严实实，一前一后在雪地里行走，装着互不认识。过伊曼河赤白交界处时，有日本人和白匪设卡，盘查很严。当时海参崴发生鼠疫，过往的行人都要检疫、量体温。萧劲光的体温正常，查来查去查不出什么名堂，只好把他放了。任弼时当时可能有点感冒，体温稍高一些，结果无论怎么争辩，还是以“鼠疫患者”嫌疑被扣下了。

萧劲光看到好友被扣下，心急如焚，却又无能为力，只好按照原计划只身一人继续往伯力方向走。萧劲光和刘少奇、蒋光慈等人在伯力会合后，大家才知道任弼时被扣的消息，都很着急。过了两天，任弼时却突然出现在大家面前，大家又惊讶又兴奋。萧劲光则高兴地一把抓住任弼时，忙问他是怎么脱险的。

任弼时笑呵呵地告诉大家，说他耍了一个小聪明。他被扣下后，被关进了“鼠疫患者”的拘禁室里。日本人和白匪盘问他是哪里人、去俄国做什么。他只说自己是工人，要到俄国去谋生。日本人和白匪问不出别的，又给他量体温。任弼时心想体温再不正常，麻烦就大了，于是便偷偷“耍了一个花招”。在腋下夹体温计时，将体温计的水银部分露在外边，这下体温果然“正常”了。日本人和白匪找不出什么问题，只好把他放了。任弼时这才赶上队伍和大家顺利会合。

这是任弼时生平第一次遇险。虽然当时只是刚刚走上革命道路的17岁青年，但任弼时凭借坚毅的革命精神和镇定、机智，巧妙地处理了这次危机。这给萧劲光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后来，回想起这段经历，再联想到任弼时之后两次被捕遭受酷刑而能够坚贞不屈、机智灵活地对付敌人，萧劲光赞叹不已。

1928 年9 月，中共中央派任弼时赴安徽巡视工作，传达中共六大精神和解决中共芜湖市委反对安徽省临委的风潮问题。9 月1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结束后，任弼时便去安徽省委所在地芜湖。10月，任弼时根据调查研究的情况，以及中共中央10月5 日的批复，调整了安徽省临委领导班子。鉴于芜湖市委工作无甚成绩，宣布予以撤销，芜湖市委的工作由新设立的两个区委分担，直属省临委领导。

调整后的省临委开始工作后，任弼时准备出发巡视安徽各地。当时，南陵党团县委负责人王德芳（又名汪正芳）正好在芜湖参加省临委扩大会议和党团骨干分子会议，并在会议期间把南陵的党团组织活动情况向任弼时作了汇报。任弼时在听取了南陵的情况汇报后，为了进一步了解一些基层党团组织活动情况，于是决定先到南陵巡视。

10月13日，从芜湖到石硊镇的道路上，小毛驴驮着两个青年人：一个是团省特委书记林植夫（化名徐厚昌），另一个就是任弼时（化名胡少甫）。任弼时头戴礼帽，身穿咖啡色夹袍，化装成商人模样，并剃掉了之前一直蓄着的胡须。当时，要从芜湖到南陵县只有到石硊镇搭漳河上的夜航船，由水路到南陵。南陵县有党团员20多人，当地商人对抗捐斗争要求甚切。但7 月，因通信泄密，县委书记被捕入狱，组织遭破坏，不少人叛变失节。

任弼时于14 日黎明到达南陵县城，住在城关的南美旅社。为了了解党团组织情况，决定第二天参加在县城西北的古刹香油寺召开的城关地区党团骨干会议。香油寺北倚城墙，南临一条小河，河上有金、银两桥通向寺庙，附近是三国时东吴都督周瑜夫人的衣冠冢——小乔墓。

15 日下午3时左右，南陵县党团负责人王德芳领着任弼时和林植夫来到小乔墓，这时接到通知的党团员只有王德辉（后叛变）、刘显宗（后脱党）二人来到。不料早就对王德芳、王德辉、刘显宗有所怀疑的国民党县党部在街上发现了王德辉、刘显宗向香油寺方向移动的行踪。等到任弼时发觉有几双狡黠的眼睛向几人不断张望，感觉情况不妙准备散开时，自卫队已经拥上前来，当场逮捕任弼时、林植夫、王德辉、刘显宗4 人。

16 日晚，南陵县法院会同国民党县党部会审。主审人是县长王粹民（1952 年被镇压），县党部常委刘祖禹、牧文龙（叛徒），县组织部部长刘怡亭等人，县党部训练干事刘必昌、组织干事胡学礼等人一起参加陪审。首先审讯刘显宗，接着审讯王德辉，继而审讯林植夫。王德辉、刘显宗虽然承认了共青团员身份，但好在他们不认识任弼时，更不明他的身份。林植夫化名徐厚昌，承认是共产党员。林植夫怀疑被王德芳出卖，将王德芳是共产党员的身份也供了出来，致使其16日在芜湖被捕；两人皆遭严刑拷问，但都坚持说不认识任弼时。最后审问任弼时，他镇定自若，沉着应对。

敌人找不到丝毫的破绽，但又怎肯轻信，便恼羞成怒，狂叫着命令警长张勇：“快给我动刑！”在场的法警郭发、周凤慌忙拿来刑具给任弼时上踩杠、施夹棍……任弼时昏死过去，一桶冷水又将其泼醒。他咬紧牙关，努力控制住颤抖的身体，猛然站立起来，昂头挺胸、义正词严地说：“一个国家的执政党，就应该有政治道德，不得侵犯人权，残害人身，否则的话，就不配算是光明的政党。”敌人顿时被这气势镇住，公堂之上还从未遇到如此镇定而又能言善辩的犯人，也感到理屈词穷。

在审讯庭上，尽管刘怡亭多次向任弼时提问，妄图乘机抓住任弼时的“尾巴”，但皆无隙可乘。通过这次审讯，任弼时已经摸清了敌人并未掌握他的情况。他后来回忆说：“我从敌人的审问中已经知道，敌人并不认识我。我要说出真名来，那就没个完了。所以，我一口咬定，坚决不承认，顶多不过是死嘛！”因而，任凭敌人动用吊打、跪铁链子、踩杠、施夹棍等酷刑，他始终没有屈服。

任弼时等人在南陵监狱被关押几天后，便转解安庆。在解往安庆的船上，他们被绑着坐在轮船的甲板上。船上的乘客听说抓到了共产党，都看热闹似的跑过来围观。任弼时坦然地抬起头望着大家。忽然，在人群中发现一个很熟悉的面孔——“啊，那不是家乡开丝绸店的彭佑亭吗？”彭佑亭也惊讶地发现这个被抓的“共产党”就是同乡任弼时。上一年任弼时回乡之时，二人才见过一面。彭佑亭和任弼时的关系说起来也算亲近，二人不但是同乡，且任弼时在长郡中学读书时，彭则在长郡中学做校工，后改做蚕丝生意四处跑，二人早已熟络。除此之外，彭佑亭也算是任弼时的远房亲戚，是任弼时的远房哥哥任作民的姨妹夫。

彭佑亭刚条件反射地张口就要喊“任培——”，任弼时赶紧向他摇了摇头，并使了个眼色，示意他不要作声。此时，几个押解的士兵提着枪走了过来，对着围观的人群吼道：“走开！走开！一个赤脑袋有什么好看的！”

任弼时听了，灵机一动，装着申辩的样子冲着那几个国民党士兵用湖南汨罗话大声说：“哪个是共产党囚犯？是你们不讲理乱抓人！我胡少甫是长沙伟伦纸庄的朝奉，到南陵县是给姑妈送钱的。你们不讲理把我抓了，还说我是共产党囚犯……”彭佑亭这人倒是也机敏，其他人还没明白任弼时说的什么话，他已经反应过来，说：“老乡这是有难了！”于是，他趁押解人员再次松懈之时，偷偷上前找任弼时搭话。任弼时意识到这是通过彭佑亭将消息传递出去的宝贵机会，并未多说什么。“有笔和纸吗？”“有的。”彭佑亭便把随身用来记账的铅笔和纸塞到了任弼时的口袋中。“我找机会写一信，你尽快帮我转交给在长沙的叔父任理卿。”随后，任弼时以如厕为由，暂时被解开了绳索，写下了一封关于自己所编口供的长信。彭佑亭找机会拿到信，连忙回到舱里，把携带的东西整理好，提前上了岸，连夜赶往长沙。

任弼时在武汉时的化装照

随后，任弼时被羁押在安庆饮马塘看守所。任弼时在狱中很机警、谨慎。表面上，他除帮助普通犯人翻查法律、分析案情、代写辩诉状外，很少同“政治犯”交谈，也不翻看政治书。举止言谈，都符合店员的身份。但是，他暗中通过党的骨干了解狱中情况，指导狱中斗争。他经常接触的虽只有柳湜（柳毅夫，被捕前任省临委秘书，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教育部副部长）、徐厚昌、戴映东（被捕前任芜湖市党的区委书记）几个人，但指导了整个狱中斗争。

任弼时在安庆饮马塘狱中，为了保护同志，反对敌人严刑逼供，秘密而又巧妙地领导了在押“政治犯”的反口供斗争。他曾对在南陵与他同时被捕的人明确指出，你们在南陵所招的供，全都是由于严刑拷打而招的。俗话说，屈打成招的口供是不真实的，不能算数。他严肃地指出：“凡是受刑招供的，都要进行翻供。希望大家要经得起狱中斗争的考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更不能供出别人……”

任弼时守口如瓶，坚不吐实，严守党的机密，一口咬定自己是“胡少甫”，是经商的商人。敌人既无口供，又无证据，迟迟无法定案。加之彭佑亭传送消息及时，任理卿获悉消息后，就去找任弼时夫人陈琮英一起设法营救。陈琮英接电后，当即将这一消息报告了党中央。党中央指示陈琮英在监外救援。由于任弼时坚定、机智、沉着，同时党中央营救及时，最后安庆特种刑庭只好以“证据不足，无法定案”为由，令任弼时交保获释。任弼时于1928年底从安庆饮马塘监狱保释出狱回到上海，不久之后又拖着虚弱的身体，投入到革命工作中去。

1929 年1 月2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改组中共江苏省委，罗登贤为书记。不久，又派任弼时为宣传部部长。8 月，罗登贤被调往中央工作，省委书记一职暂由任弼时代理。

11月17日，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的前一天，初冬阴雨，寒意袭人。上午，任弼时冒雨去参加共青团省委扩大会议。江苏团省委机关在公共租界的华德路竞业里，靠近杨树浦的工厂区，一幢石库门的二层楼房，住着母子俩人，是郭亮烈士的遗孀李灿英和4 岁的遗孤郭志成。他们是党组织安排看守这个建立不久的共青团省委秘密机关的。

任弼时循着门牌找到了竞业里，站在门前望了望，只见大门紧闭，没有人接应，院子里也出奇地安静，似乎也听不到小孩子的嬉笑声。一阵凉意顿时升起，任弼时心里隐约感到一丝不安，裹紧了身上的大衣，顺便把记有机密的纸条塞进口里吞下以防不测。但他还是要进去一探究竟。他刚上前一步，准备推门进去，大门突然打开，闪出几名巡捕，扭住他的胳膊。“又抓住一个！”“你们抓错人了吧！你们凭什么抓我？！”任弼时大声喊道。巡捕却不由分说将他往警车上推。任弼时意识到情况有变，在被推上囚车之前，他装着滑倒在地，乘机将一只鞋子蹬脱在门口，以提醒后来的人。随后，任弼时便被押到汇山路巡捕房拘留室。

汇山路巡捕房拘留室是一个大通间，三面墙壁，一面铁栏杆（栅栏），地面是阴湿的水泥地。犯人们横七竖八地躺在水泥地上。任弼时被押进去之时，同案的刚被关进拘留室的周朴农“不禁暗暗吃惊”。任弼时冷静、沉着地环顾四周，然后跨过躺着的人，朝周朴农走去。周朴农刚要站起来打招呼，任弼时立即按住他的肩膀，并在旁边地上坐下来。

周朴农为何认识任弼时呢？周朴农原是共青团上海浦东区委书记。八七会议后，团中央从武汉迁到白色恐怖的上海。为了了解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团组织的情况，周朴农曾经到平安大旅社向任弼时汇报情况。任弼时向他传达了团的四大精神。此后，周朴农任团江苏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被捕时，他是上海总工会青工部部长，化名周阿康，是日本人内山完造开设的内山书店的职员。这天上午，顾作霖通知他到竞业里参加团省委扩大会议。他住在公平路，离竞业里不远，所以第一个到达团省委秘密机关。不一会儿，十来个中西巡捕冲进门来，拥上二楼，把周朴农和李灿英母子一起押到英租界的汇山路巡捕房。在他们被捕之后，敌人继续埋伏在团省委机关等候，这才逮捕了任弼时。

1927年前后的任弼时（右二）、陈琮英（右一）夫妇与任作民等的合影

任弼时身上，除一张电车车票外，没有任何文件材料。他化名彭德生，身份是从江西来上海投亲谋职的失业青年，因为记错了门牌号，是被误抓进来的。

当任弼时知道周朴农并没有暴露身份时，这才对他说：“要注意隐蔽，我们之间要装作互不相识，敌人对我们虽有怀疑，但没有拿到真凭实据。”当晚10 时，他们被押解到闵行路巡捕房。后来被审问时，周朴农按照任弼时的嘱咐，一口咬定是内山书店的职员。其实，他3 年前就已离开内山书店，店主内山完造是鲁迅的朋友，所以后来与敌人对质时，内山书店负责人承认周朴农是该书店的职员。

然而敌人怎肯轻易相信两人的口供，于是对他们两次用刑。特别是第二次，施用了惨无人道的电刑。任弼时在第一次受刑回到拘留室时对周朴农说：“朴农同志，我们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要经得住考验，随时准备用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任弼时的谆谆教诲，给了周朴农巨大的精神力量。

中共中央得知团江苏省委机关出事的消息后，立即查明了任弼时等人被捕的原因，并积极组织营救工作。营救任弼时等人的工作是周恩来亲自布置的，他指示陈赓具体负责。后来才知道，任弼时和周朴农被捕的原因，是敌人在搜查上海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华侨青年张永和（化名张景云）时，从张的西服口袋里抄到一个竞业里的地址，就凭这个线索前去搜捕。因为敌人没有掌握其他的凭据，所以将任弼时当作共产党的“嫌疑犯”拘捕。据此，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延请上海著名进步律师潘震亚在公审时出庭辩护。

11月22日，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位于北浙江路）开庭审判。任弼时、周朴农、张永和因同案同时受审。审判前，潘震亚等两位律师出庭辩护，并在候审室听取了任弼时的口供。在法庭上，几人重复了在汇山路巡捕房时编的口供。随后，潘震亚律师出庭辩护，指出在中国滥捕无辜中国公民，是侵犯我国主权的违法行为。法官被问得理屈词穷，宣布休庭。等第二次开庭时，法官借口“危害国家安全”，判处张永和刑期两个月，任弼时和周朴农刑期各40天。

宣判后，几人被押解到上海西牢（提篮桥监狱）。任弼时和周朴农被关在一间牢房。当时，监狱里几乎天天有时事报告会，新犯人入狱，一般都要报告外面的政治时事。任弼时再三告诫周朴农：“我们都没有暴露政治身份，要尽量隐蔽自己，不能参加这种报告会。”

12月25日，任弼时和周朴农同时离开提篮桥监狱。（8年后，张永和到了延安，在中央党校和周朴农同班学习。三人又共同战斗到了一起。）当任弼时拖着瘦弱的身体回家时，脸瘦削得仿佛只剩下两只闪亮的眼睛，背上被电刑烙下两个拳头大的伤痕。妻子陈琮英不禁泪如雨下。任弼时却安慰道：“我们审判他们的日子不会太远了。笑在最后的终归是我们！”大家来看望他，劝他好好休养身体。他却笑着说：“在牢里已经休息够了，我现在需要的是工作！”不久，负责中央组织工作的周恩来去看望他，同时告诉他，中央决定他到武汉去。没等伤愈，他又没日没夜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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