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周总理病重住院，无数人都忧心周总理的身体健康，有人将周总理重病的消息告诉了沈醉，沈醉一整天都魂不守舍。
第2天上班的时候，沈醉还差点因为心不在焉，骑自行车和别人撞在一起。
一路有惊无险地到了单位，沈醉在面对同事们的关心下，终于忍不住哽咽起来，他红着眼眶说：周总理的病加重了。
听到这个消息，办公室里的所有同事都默默红了眼眶。新中国成立这么多年，谁没感受到过周总理的关心，谁没被周总理的清廉正直和勤勉认真感动过。
后来，沈醉曾经与自己的老战友和曾经的狱友杜聿明吐露心声，表示如果可以刮骨疗亲，自己愿意割肉，为周总理治病。
他还亲自写下一首诗，除了说自己愿意肝脑涂地、刮骨疗亲，更表达自己愿意为周总理捐寿10年。
就连杜聿明也直言，如果真的可以将寿命捐给总理，自己愿意捐10年、20年。
沉醉究竟是什么人？周总理与他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沈醉出生于1914年，他的老家在湖南湘潭，算起来，和毛主席也算老乡，但他的命运却与我党革命人士全然不同。
沈醉的家庭比较富裕，父亲早逝，他的母亲有比较高的文化素养，擅长诗词，曾经是清末著名诗社“南社”的成员。就连沈醉的名字，也是出自李清照的那首著名的《如梦令》。
沈醉18岁的时候，在长沙文艺中学和同学们一起闹学潮，从这里能够看出，沈醉其实也有一定的进步思想。但很快他就被学校开除了。
年方18岁的年轻人，突然失去学业，索性自己一个人跑到了上海，想要投靠自己的姐夫余乐醒。
说起他的姐夫，也算是一个经历很特别的人物，他早期其实是我党党员，是当年与周总理同一批赴法留学的人，按理说这样的人回到国内，应该是共产党骨干才对，可他的命运却全然不同。
从法国回国以后，余乐醒开始在黄埔军校担任教官，在这期间与沈醉的姐姐结识，并结为夫妻。那个时候国共合作还处于十分密切的时期，这对小夫妻大概也不会想到，局势的变化会如此迅速且突然。
1927年，蒋介石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当时，沈醉的姐夫刚被我党派去苏联学习情报工作，回国就遇上了政变，由于我党工作全部转入地下，他与我党失去了联系。
也许是在当时蔓延全国的白色恐怖浪潮中感受到了威胁和恐惧，沈醉的姐夫很快就离开了共产党，全面倒向了国民党，并且带着从苏联学到的知识，加入了国民党特务部门。
当时的国民党特务部门还在戴笠的领导下工作，或许是靠着自己留苏学来的成绩，余乐醒很快就成为戴笠手下的一员干将。
而跑来上海投奔姐夫的沈醉，自然也就依靠姐夫的身份，找到了一份国民党特务机构的工作。
因为他的姐夫很受戴笠的信任，所以沈醉是被姐夫亲自推荐给戴笠的。沈醉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形，直言当时戴笠见到他时表现的相当热情，甚至有点一见如故的意思，对他的态度也很亲切。
这份来自特务头子的亲切，很快就俘获了初出茅庐的小年轻的心理，更何况，戴笠不但刚见面就给了他一笔钱，还表示要让自己的儿子与他相处。
沈醉很快就沉浸在这样的糖衣炮弹之下，在戴笠的培养下，成为他门下忠诚的门徒。
实际上根据沈醉后来的思考，当时应该是戴笠急于在情报部门中组建自己的势力，需要一些忠诚于他的年轻人，来对抗党内的资深者。
不过，哪怕戴笠是存着利用他的心思，对他的培养和表现出的姿态也很用心，就连亲儿子想要从沈醉那薅羊毛，也被戴笠亲自教训了一顿。
自从沈醉投向了戴笠之后，就开始长期从事国民党内的特务工作，并且屡立奇功，在顶头上司的重用下，在组织内升职很快。
当然除了戴笠的重用，沈醉自己也很有想法，办起事来的确有很多新的思路，常常让戴笠也赞许不已。
比如有一次，戴笠就曾经给上海复兴社下达了一个很难办的任务，要求他们将上海的一名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并押送到南京。
但是，这名国民党特务本身就是上海情报组织的一个小头目，不但熟知特务办事的风格和流程，而且自己也长得人高马大，枪法还很好，战斗能力上不惧怕任何人。
这样一个人，想要公然抓捕和押送，可能还有困难，何况还要秘密押送。
当时，沈醉的顶头上司就是自己的姐夫，见姐夫对上级委派的任务面露难色，沈醉很快就想出一个好办法，为上司排忧解难。
沈醉的办法就是不把拘捕的事情告诉那个小头目，并且骗他说，是沈醉犯了事，要被押送到南京，由戴笠亲自调查。然后让那个小头目押送沈醉到南京。
就这样，在对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两人共同乘火车抵达南京，一到地方，那个小头目就被五花大绑了起来。
根据沈醉后来写的揭秘国民党特务的书籍和文章，国民党特务押送内部罪犯时往往会采用秘密手段，虽然实质上是押送，但在告知时，却会以其他名目告知。
比如a押送b，两人明面上的任务可能是一同公干，而会私下告诉a对b进行监视，抵达目的地后，由a出示介绍信将b羁押。
但没人知道对方有没有拿介绍信，据说也有两人到了目的地后都拿出介绍信，然后双方都被羁押的情况。
不知道这样的办事流程，是在沈醉提出这个办法后才普及实施的，还是原本就有这样的办事方法，只是被沈醉巧妙的利用起来了。
靠着多次立功，沈醉很快就升职成了情报组组长，由于从事特务工作，他经常需要抓人审讯，而且这种拘捕都不适宜放在明面上进行，为此，沈醉想出了许多花样。
比如说，他常常会将要抓的人打晕过去，再由其他的特务假扮成受害者的亲朋好友，以护送其去医院之名实施抓捕。
对于那些在闹市区的人，就会派女特务上前与其撕扯，装作是桃色事件，其他的错误则扮作女方家人，将其扯上车带走。可以说，现在人们所熟知的绑架和拐卖人口的手段，是当年特务机构玩剩下的。
靠着层出不穷的手段，沈醉替戴笠解决了很多麻烦的小问题，在国民党特务组织中连连晋升，得到戴笠许多信任与重视，年年28岁就登上少将处长的高位。
由于上海的特殊性，有很多左派作家都曾在上海生活，沈醉曾经监视过他们的行动，包括我国近代著名作家鲁迅先生。
当然，国民党特务也不是一点好事都不干的，比如在抗日问题上，戴笠的观点就很坚决。抗战期间，沈醉也曾经带特工深入日占区前线，在生死之间为前线战士作战提供调查、指示、鉴别等工作。
虽然身处特务机构，还在国民党官僚体系中步步高升，但沈醉却没怎么沾染国民党的那些陋习，不赌博，不抽烟，也没有贪污受贿之类的坏习惯。
从各种意义上来讲，相比于国民党政府后期那些狂嫖烂赌的官员，沈醉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出淤泥而不染了。
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母亲的教导。
由于他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从小就是被母亲教养长大的，因此与母亲感情很深。沈醉的母亲为人正直善良，对沈醉的管理也很严格，一直教导他：可以不做官，但要做人。
沈醉在国民党特务机构中做的那些事情，都不敢告诉母亲，偶然在街上遇到母亲了，也不敢相认，还要装作对方认错人了的样子。
戴笠意外身亡以后，军统的新头目毛人凤一直看沈醉不顺眼，担心沈醉功劳太大，威胁到自己，于是把他发配到了云南，让他去监视云南省主席卢汉。
1949年，国民党已经输掉了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可以说整个大陆的局势已经十分分明了，蒋介石担心本就左右摇摆的云南省主席投诚我党，于是让毛人凤下达指令，要把卢汉身边的反蒋将军除掉。
沈醉与身边的暗杀特务一同讨论刺杀杨杰将军的计划，没想到他的母亲在家，把他们的计划听了个遍，特务们走后，沈醉就遭到了母亲的怒斥。他母亲甚至表达了要跟他断绝母子关系的想法。
沈醉因此而羞愧交加，最终也没有执行刺杀计划。
不得不说，蒋介石的担忧并非没有理由，不久之后，伴随着重庆解放，卢汉毫不犹豫的通电起义，把国民党方的官员和特务通通关押了起来，这其中就包括沈醉。
当然，对于沈醉的关押其实不是很有道理，毕竟沈醉后来也在起义电报上签了名，并且还对卢汉准备用来诱骗国民党首脑人物的电报进行了修改，将其中可能会被特务机构发现的不当用词，调整为了合理的格式。
所以严格来说，沈醉对于云南起义是有正面贡献的。但云南省主席卢汉没有将沈醉的贡献告知我军，并且由于他私自释放了对自己有恩的张群，破坏了周总理将张学良换回的计划，还把沈醉等一行人打包交给了解放军，想用这样的方式“将功折罪”。
沈醉自然也知道，自己作为多年国民党高级特务，不是说在起义电报上列名就可以消弭罪恶的，因此被羁押以后不但心怀惶恐，而且对共产党也有一些抵触情绪。
但我党看守所工作人员，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对他们施以酷刑，反而耐心的教育他们，对于他们的看管，也从人道主义出发。
甚至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身患肺结核等多种疾病，周总理当即就批了在国内也很少的药品，为杜聿明治疗，在北京复兴医院尽心尽力的治疗和照料下，杜聿明的病几乎完全痊愈。
就连杜聿明自己也感慨，这样重的病，这样长的治疗时间，就算他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也不一定能活下来，更何况还是被共产党治疗了。
回到看守所以后，杜聿明就对沈醉感慨：“共产党真是我的再生父母。”
1960年，我党释放了第2批被关押的战犯，这其中就包括沈醉。
走出战犯改造所的那一天，沈醉的心情异常激动，在听说以后每个月有国家的补贴，而且只要在红星公社劳动一年后就可以被分配工作，沈醉当即走进商店买了一瓶墨水，想要把以后的新生活记录下来。
过完年后，沈醉就得到消息，周总理就要接见第2批特赦人员，在见到周总理以后，周总理还开玩笑的说：“你们过去搞的那一套，对我都没有用。”
原来在战争年代，周总理也是在我党搞情报工作的，我们的中共特科和隐蔽战线都是由周总理一手创建的，他所建立的组织系统和保密制度，还曾经被国民党特务机构借鉴过。
在谈话结束的时候，周总理还特地嘱咐沈醉，以后可以拿起笔来写文章，把军统的内幕如实写出来，也算为国家和人民做有益的事情。
沈醉受到周总理的鼓舞，很快就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生涯，1962年就出版了自己的第1本书籍《我所知道的戴笠》。
这本书出版以后，沈醉又一次见到了周总理，并且又得到了周总理的肯定和鼓励。周总理还让他“以后还要写，不论长短都如实的写”。
1967年11月的时候，沈醉再次被诬陷入狱，还是周总理知道了他们几个被特赦的国民党战犯又被抓了进去，特地下指令释放。
因为周总理一直以来的关切和照顾，沈醉对周总理始终心怀感恩，1975年周总理重病以后，沈醉挥笔写下了“抛骨疗亲孝若何？愿输肝脑起沉疴。更捐十岁添公寿，好为人民造福多。”一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