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 年 6 月，国民党公然撕毁国共两党达成的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开始大举向解放区进攻，拉开了全面内战的序幕。战争开始前， 全国敌我兵力之比为 3.4 : 1，而在西北战场敌我兵力之比为 10:1。西北野战军不仅兵力少，而且武器装备差，弹药奇缺，供应极端困难， 而面对的是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唯一的战略预备队。
这支部队不仅战力非常强，有的师是配备了美式装备的机械化部队，但西北野战军仅用三年多时间打败了这支国民党部队，解放了除新疆以外的西北地区。这主要的因素是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彭德怀司令员的正确指挥、 陕甘宁边区老百姓的大力支持，另外情报工作也起到了非常重要作用， 从《彭德怀自述》一书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在敌人进攻南泥湾的第三、四天时，告新四旅即刻派人去青化砭预伏地区详细侦查了地形。撤出延安的前一天，教导旅也做了同样的侦察……。” 下面就介绍几位在西北战场隐蔽战线战斗的英雄。
从左至右：陈忠经、熊向晖、申健
胡宗南和夫人
戴中溶
毛培春墓碑。1952年，国家民政部追认毛培春为革命烈士。
杨荫东
1、戴中溶，戴中溶出生在上海嘉定一个戴姓大家族，1934 年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经学校推荐被分配到甘肃天水胡宗南部队第一师工作，深受上司的器重和信任，后被委任为长官司令部机要室副主任兼电讯科长，衔至少将。但在这个期间，戴中溶日益厌恶国民党内部的腐败，更不愿为内战效力，感到不能再这样下去，想要离开国民党军队。1938 年底，戴中溶的妹妹戴中宸来到西安，戴中溶向妹妹表露想去延安的强烈愿望，身为共产党员的她向组织作了汇报，中央得知此事后高度重视，决定吸纳戴中溶为我党的内线，潜伏在胡宗南部收集情报。
1947 年在胡宗南进攻延安前夕，戴中溶向党组织第一时间上报了胡宗南部的行动计划、参战部队、装备辎重等重要军事情报， 特别是其获取的敌电台通信密码，我军据此可侦听胡宗南各部无线电通信联络，尽数掌握了敌人行动动向。他还输送了多批我方急需而国民党严格管控的通信器材。1947 年后因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戴中溶被捕，但敌人又找不出其通共的有力证据。1949 年全国解放后其出狱，1950 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戴中溶长期在军队通讯部门和科技战线工作。2019 年国庆上映的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第一个片段“前夜”的主角，电动旗杆设计者林治远的人物原型就是戴中溶。
2、毛培春，毛培春是江苏盱眙人，为农家子弟，从小勤奋好学，考入国民党政府军政医务署，后在中央军人监狱任看护，受狱中关押的共产党员的影响，在国共合作抗日时期，他悄悄地把监狱中关押的共产党人名单交给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为党组织营救工作提供了情报，后索性辞职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来到延安后，毛培春进入了延安城外边区保卫部开办的第一期情报侦察干部训练班，三个月学习结束后，被组织派往投考国民党第二 战区阎锡山部，后又被组织派往投考军统局成立的“兰州特训班”。
在兰训班学习期间他学业优秀，热心参加各种课外活动，得教导员的赏识，这些教员虽然是老牌特工，却根本没有想到这个年轻人的真实身份。就这样，毛培春利用社交活动暗地记下了几百名学员的身份特征，那时虽然是国共合作抗日时期，当兰训班的学员毕业后大多被派到陕甘宁边区充当特务，刺探情报，但这些人刚进入边区即被安保部门抓捕，没能建立一组一站，这其中就是因为毛培春提供了准确的情报。
在任洛川宪兵司令部特高组长，兼任耀县特高组长时，胡宗南部攻占了延安，毛培春随国民党部队进入了延安，他掌握了军统在陕甘宁边区潜伏特务联络图和延安国民党部队驻军布防情况，及时传送到边区保卫部，为后来收复延安后社会的安全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随国民党军撤离延安时意外发生了，国民党飞机轰炸西野部队时，误炸了自己的部队，毛培春不幸牺牲，由于他当时的身份尚未暴露，所以国共两党的情报机关均为他开了追悼会。
3、熊向晖，熊向晖是山东掖县人（现莱州市），1936 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 1937 年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打入胡宗南部进行情报工作，后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和机要秘书。1943 年，共产国际宣布解散，蒋介石密定胡宗南乘此良机闪击延安，熊向晖速将情报传递给党中央毛主席，中央一方面通过公开场合谴责蒋介石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消灭共产党的阴谋，另一方面积极备战，后来又从晋察冀和冀鲁豫根据地各调来六个团，以加强陕甘宁边区的防御力量。
1947 年 3 月，国民党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决定先进攻延安， 在洛川会议上制定了详细作战计划，会后熊向晖随胡宗南返回西安的当夜就及时将敌人的主攻方向、兵力部署情况传递到中央，而当时胡宗南军、师、旅长对此还蒙在鼓里，为西北野战军保卫延安的战斗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西北战场国民党的战略目标是消灭西北野战军，同时摧毁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为此，保密局从美国引进了当时最新研制的无线电侦测设备，该设备能侦测定位电台的准确位置。
在胡宗南部占领延安后， 为了牵制住这支人数众多、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党中央和毛主席一 直未东渡黄河，而是转战在西北地区。由于在转战过程中不仅指挥着 西北战场，而且还指挥着全国战场。因此，需要派发大量的电报。当熊向晖得知侦测设备的功能，深知其将对中央机关造成巨大的威胁， 但当时又无法脱岗传递情报，冒着生命危险采用明语将情报内容写成信传递了出去。在得知情况后，中央机关的电台采取集中发报，然后快速转移，电台又长时间静默的手法应对侦测设备的测量定位，从而化险为夷，保证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安全。
4、杨荫东， 杨荫东是陕西渭南合阳县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 年初，周恩来指示中共地下党，选派可靠得力的干部设法打入胡宗南部， 建立军事情报机构、获取核心军事机密。随后，党组织派杨荫东打入国民党职勤总部第七补给区司令部，任司令部办公室机要参谋。第七补给区主要负责陕西、晋南、陇东等地区国民党部队的后勤供应。杨荫东虽是个粮草官，却掌握到几十万国军的驻扎地点、补给需求、行军路线等实时军事情报。他到任时正值胡宗南部积极备战准备进攻延安之际，其迅速将所掌握的敌军兵力部署、作战计划安排及兵团、军、 师以上、特种兵营以上指挥官名册、部队驻扎地、主战装备等情报， 通过关中地委报告给西北野战军前委。
为此，胡宗南几十万大军每移动一步，都被实时标注在彭德怀眼前的作战地图上。1947 年 4 月，胡宗南部集中主要兵力向绥德、米脂方向推进， 企图迫使西北野战军主力东渡黄河。杨荫东报告了敌人的军需物资集中储藏在蟠龙镇，由整编 167 旅守卫。西北野战军据此情报随即发动了蟠龙战役，集中四个旅的主力全歼 167 旅，攻克了蟠龙镇。缴获 4 万套军服、100 万发子弹、1.2 万袋面粉、大量的枪支和奇缺的医用药品。当时，正值西北野战军极缺军需物质的时期，后任教导旅旅长陈海涵在他的回忆录《我的战斗岁月》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特别是打下蟠龙以后，部队基本换装完毕，战士们背着全是运输大队长蒋介石从美国主子那里要来的新式武器，部队原来的旧武器都交给了游击队。
后来连游击队也没法交，就挖个山洞埋起来。上报的缴获统计表根本就不准确，有的战士打仗前领了100 发子弹，打完仗后报告子弹没有消耗，还是100 发，简直无法统计。新中国成立后，杨荫东先后在西北联络处情报科、中央军委联络部工作。后来在中共中央对台办担任领导。如今，在陕西渭南市合阳县同家庄镇兴隆社区下道巷 15 号建有杨荫东故居。
5、陈忠经，陈忠经祖籍江苏省仪征，出生在扬州。1934 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就读，曾连任两届北大学生会主席，期间曾参与领导了“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 年 21 岁的陈忠经就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社联”。“七七事变”爆发后，他来到长沙，进入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在胡宗南派人到长沙招收一批大学生从事战地服务时，受党组织指派伺机进入胡宗南部队去。随后加入到国 民党第一军“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作为骨干深受胡宗南的器重。1939 年，陈忠经借赴重庆探亲之名，秘密到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见到了董必武，谈了自己的工作情况，并请求党组织指示。
1940 年春，陈忠经秘密完成入党手续，受党指示潜伏在胡宗南 身边。后来，他升任“三青团”陕西支团书记、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委，成为当时西安乃至陕西的场面人物，结婚时胡宗南亲自为他证婚。在西安时他一直战斗在隐蔽战线，熊向晖获取的胡宗企图闪击延安、 进攻延安、保密局最新美制侦测设备测定党中央电台等重大情报都是经陈忠经之手及时传递出去的。陈忠经因这一时期卓越表现赢得了为保卫党中央和西北战场的胜利做出特殊贡献的评价，被周恩来誉为隐蔽战线上的“后三杰”之一。解放后，他曾担任过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局副局长、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同时是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兼职教授。
6、申健，申健出生在河北省大城县农户家庭，天资聪慧的他考取了天津名 牌中学——南开中学，在这里他接触到了许多革命思想和进步书籍， 1937 年其考入北平师范大学。“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师范大学、 北洋大学和北平大学三校联合迁往西安，在西安他正式加入党的外围 进步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后来加入共产党。对外申健以左倾印象出现，当时的胡宗南反而认为左倾的人往往有见识。申健主动请缨创办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在西安的分支机构，同时以三青团书记的 身份加入以戴笠为首的军统和陈立夫为首的中统。
当时西安三青团的特务和组织情况都掌握在申健手中，他获得了许多机密情报。有一次，胡宗南命令部队攻打我军占领的一个县城，申健获取情报后立即电告延安，我方将城里的居民及时撤走胡宗南精心组织的突袭结果扑了个空。1943 年，蒋介石令胡宗南闪击延安，妄图一举攻占中国革命的圣地，胡宗南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粮弹运输络绎不绝，在胡宗南身边工作的熊向晖获得了情报，同时申健从地方也获取了这一情报，立即报告党中央，中央通过公开渠道揭露国民党企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在军事上积极做好备战，最后使蒋介石打消了这一念头。1945 年，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申健升任胡宗南司令部党政 处上校参谋，成为胡宗南的“亲信”。
1946 年春，经胡宗南做媒，地下党组织报周恩来亲自审批，申健与熊向晖姐姐熊汇苓结婚，处于对战状态国共两党高层“默契”地促成了这桩美满姻缘。尽管申健为我党提供了大量情报，但仍一路得到国民党的重用，甚至得到过蒋介石的单独召见。后期胡宗南决定选派受他器重的申健、 熊向晖和陈忠经去美国留学，经请示获中央批准，周恩来说：“我们对美国了解不多，同美国打交道缺少经验，现在我们没有条件派自己的同志去美国留学，胡宗南带我们培养，得益的是我们”。解放后，申健被任命为第一任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后任中国驻古巴第一任大使，他还跟随周恩来总理参加过印尼的万隆会议。
【作者：张利军，1957年出生于伊犁，原农四师师长张升科之子，1977级新疆工学院毕业，后长期在沈阳市工作并退休，正高级高级工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