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文化，一定要跳出文化局限，文化脱离了历史发展规律就会如无根之水一样，还没落地，就飘到了无尽的远方，所以聊文化，要从历史发展的本质开始。

今天我们讲为什么汉初要以黄老之说治国，而汉武帝一定要用儒术治国？

从春秋战国到秦统一天下，再到楚汉相争，天下纷扰，民生凋敝。这时候，国家急需一个休养生息的政策。

若是没人懂该怎么去治理国家，用具体什么样的方式，那就让其自由发展，于是国家机构几乎全部从社会经济中退出。像极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休克疗法。

区别就是当时大汉几乎不需要对外贸易，经济内循环就可以解决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而为了适应该经济模式，汉初还制定了极其简单的官僚体系，既：

在中央是三公九卿制，在地方上是郡县两级制。

其效果是极为显著的，据《史记·平准书》和《汉书·地理志》估计：

当时的整个官僚系统，只用八百分之一的土地就可以养活。

这种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管理模式，就是黄老之说。

事实证明，黄老之说在汉初有着非常大的效果，休养生息政策立竿见影，很快地，国库充盈，民间富裕。

所以大汉建国区区几十年后的汉文帝，前前后后可以豪气地免除十几年的农业税。

到了汉武帝的父亲景帝后期，汉朝积累了大量财富。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

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黄老之说创造了那时候的盛世，但也存在着大量的隐患，主要体现在：

1、铸币权在民间，中央统治力差。

2、匈奴侵扰边关，中央统治力差。

3、诸侯不服管理，中央统治力差。

这三个矛盾，都不是一个简单的黄老之说就能够从根源上解决了的。

汉武帝刘彻雄才大略，继位后，要求天下举荐贤良，为他和他的大汉王朝解决一个更为深层次的统治问题：

既能总结以往兴亡治乱的历史经验教训，又能解决国家现实问题，从而保证汉朝强盛的长久治安之道。

是带有规律性、普遍性、战略性的历史政治哲学的问题。

所有的贤良们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带来了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的答案，但是只有儒家代表董仲舒回应《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以儒家学说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建立起一个具有神学倾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以最高分通过汉武帝考验，其核心思想是：

1、巩固统治的根本道理。

2、治理国家的政术。

3、天人感应，也就是君权神授的概念。

具体体现在：

1.天人感应，君权神授。

2.推明孔子，抑黜（chù）百家。

3.春秋大一统，尊王攘夷。

4.建立太学，改革人才拔擢（zhuó）制度，反对任子訾（zī）选制。

简单讲一下：

1、君权神授：

把君权建筑在天恩眷顾的基础上，君权乃天所授，将君权绝对神化，有利于维护皇帝权威，利于中央统治。

当然从侧面也能通过天灾人祸等，规范约束帝王行为。

2、独尊儒术：

儒家更注重的是“三纲五常”，也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这能在意识形态上让每个人融入社会发展中来，并受国家管制。

这种状态要远比法家严苛的律法更有利于国家统治。

3、尊王攘夷：

是树立一种国家唯一的统治思想，用思想上的统一来为政治上的大一统服务。各个诸侯王，必须为中央服务。

4、建立太学

让以上几个政策，能够长久地执行下去。

这就让整个国家无论是内部管理，还是心理认同上，都必须服从中央。对日后的抗击匈奴，也能做到同仇敌忾。

从此之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必有儒家文化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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