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70年里，我国至少经历了10次经济危机，让资本掏空了几代人的口袋。从宏观角度来看，可以用房地产周期规律来总结这些危机：短期看金融，中期看土地，长期看人口。这其中最核心的问题主要是人口。

发展中国家似乎永远遵守一个铁律：用内卷的方式推动国内工业化，用负债的方式推动外贸经济。这种对内剥削加上对外负债的模式并非不好，但其对人口问题的反噬也是极大。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这为我国快速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1978年开始，我国进行了改革开放，距今已有40余年。这40多年里，国家不断鼓励农民走出家乡，到城市工作和自主创业，同时吸纳许多外国企业来中国建厂投资。尤其是沿海地区，一时间无数企业拔地而起，国家加大投资建设，人口与企业相辅相成，让沿海地区率先享受到人口红利。

这种模式很快在全国流行开来，许多民营企业自建工厂，吸纳来自农村的劳动人口。人口向长三角、珠三角聚集，每年以百万规模不断增加，形成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打工潮。庞大的人口基数让这些企业有了发展的保障。由于人口供大于求，资本家可以轻松获得更多的廉价劳动力，以更少的成本创造更大的利润。这种人口红利在过去几十年里支撑了我国的经济发展。

然而，激烈的竞争和劳动力过剩逐渐让内卷成为常态。即使工资水平很低，人们为了生存也不得不接受工作。生活质量不但没有提升，反而只能在艰苦的劳动中苟延残喘。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内卷现象加剧了资源的枯竭，劳动者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失业。

资本家并不满足于一代人的红利，他们往往向更大的范围进行布局。随着人口不断增长，住房需求增加，尤其在大城市中劳动人口密集，为房地产市场带来了更多机会。土地的商业化为房地产发展提供支持，同时让赖以土地生存的人们产生危机感，不得不离开家乡，前往更发达地区参与内卷。

人口流动和劳动力增长刺激了金融市场，让越来越多的人依赖劳动、消费劳动，在内卷中生存并回报社会。尽管一些廉价的劳动岗位逐渐减少，但这些人的下一代知识分子很快以低价融入市场，代代相传的生存方式再次形成。

虽然人口红利正在向人才红利转型，但人口增长给资源和环境带来了更大压力。能源、食品、住房、水资源等生活必需品价格不断上涨，人们生活成本不断提高，生活质量随之下降。2011年后，中国劳动力人口出现拐点，未富先老现象开始凸显，生育能力下滑使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延迟退休政策呈现我国特殊的老龄社会。

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农业社会并没有享受到人口红利，家庭经济承担了大量社会风险。随着社会发展，年轻人发现创造人口红利的人仍然挣扎在生活边缘，因此不婚不育甚至选择丁克族。内卷悄然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这是新生儿减少的主要原因。

老龄化问题加剧，许多已经退休的人并没有缴纳养老金，但由于历史原因，他们仍需享受养老待遇。这为养老保险构成隐形债务风险，导致每年养老金缴纳虽然增加，但返还养老金的财政压力并未减小。儿童和老人并不产生财富，70后到00后的这一代人则需要承担更大的社会压力。

总而言之，在衣食住行全被商业化的工业社会，人口红利是一把双刃剑。一定范围内的人口增长确实会对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但一旦超过一定范围，不但会阻碍经济发展，反而会带来一些消极影响。

从乐观角度来看，充分利用好人才资源的配置，似乎可以刺激我国经济，实现国家经济增长的奇迹。但从悲观的角度来看，无论教育程度如何，人才的本质依然是人。劳动者推动经济发展，不应该是把人当成一种资源，而是把人当成科技服务的主体。只有合理协调和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减少生育焦虑感，增强劳动者的幸福感，才能真正实现人才红利。只有当每个劳动者都能得到合理公平的报酬时，才能实现安居乐业，让人民用更多的收入进行消费和旅行，用更多的时间享受生活。这才是真正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