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与西夏、辽国议和后,暂时没有了外忧,但内患却日益严重,农民起义,兵变、少数民族反抗等让宋仁宗对政局充满担忧,便想通过改革来解决这些危机。应该说宋仁宗的想法是不错的,所用之人也不错,只可惜他缺乏主见,没有强硬的手腕,一遇阻力就偃旗息鼓了。“庆历新政”以后,在位42年之久的宋仁宗就再也没有什么作为了。

庆历三年(1043)四月,宋夏边境的局势刚刚有所缓和,宋仁宗便罢免了吕夷简的职事，将范仲淹调回东京，当年九月升任为参知政事，与宰相章得象、晏殊以及枢密使杜衍、枢密副使富弼、韩琦等人一道主持朝政,欧阳修、余靖、蔡襄等人被起用为谏官。在这一班朝臣中，名士居多，士大夫交口称赞,以为可以有所作为了。

从仁宗即位起，宋朝就已经是危机四伏，随着对夏作战和对辽岁币的增加,国家财政更是入不敷出。更令人震惊的是,庆历三年五月,京东路驻军在士卒王伦的领导下,杀死沂州巡检使,先后攻占密(今山东诸城),海(今江苏连云港)、扬(今江苏扬州)、泗(今江苏盱眙东北)等州,朝廷调集了大量军队，才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没过一个月，京西、陕西又冒出好几股由饥民组成的起义军，开始时只有几十人,很快队伍就像滚雪球一样扩大成几千人,当地官军无法抵御,只得由朝廷调集精锐部队才将其剿灭。这些麻烦让宋仁宗更加清楚地看到,朝廷面临的危机已经十分严重了,再不采取行动就很可能出大乱子。

其实，很多有识之士早就不满现状，提出了改革弊政的主张。范仲淹在天圣五年(1027)就曾上书朝廷,洋洋万言,提出一系列建议。宋祁也在宝元二年(1039)上疏,指出国家有“三冗三费”的弊端。“三冗”是官员太多,厢军太多,僧尼道士太多:“三费”是道场斋醮花费太多,京师多建寺观花费太多,大臣罢黜仍带节度使衔,公用钱花费太多。吕夷简身为宰相，对此毫无作为，却指责这些对时政不满的官员是“朋党”,加以打击排斥。

如今，严重的危机已经摆到面前，宋仁宗不得不采取行动了。他三番五次地召见范仲淹等人,催促说:“你们为国尽心,不必有什么顾虑,凡是急需改革的事,赶快提出来。”

九月里的一天,宋仁宗又在天章阁召见宰辅,在条案上摆好纸笔,督促他们对国家大政发表意见。范仲淹当场写了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改革措施。

宋仁宗看过后,立刻批准在全国推行。这是发生在宋庆历三年和四年间的事情所以历史上把这次改革称为“庆历新政”。

在范仲淹的改革措施中,第一条是整顿吏治,罢免尸位素餐的官员。他还派出王鼎、杨纮、王绵三个能干的官员,明察暗访各级各地官员,发现有才干的官员就提拔起来。庆历三年十月，朝廷决定逐路（北宋州以上的一级监察和财政区划）选拔转运使,对不称职者一律罢免。在审查名单时,范仲淹把那些庸碌无能的转运使的名字,毫不客气地一笔勾摊。

当时富弼与范仲淹一起审核名单,他见范仲淹勾掉的人名太多,心有不忍,便劝道:“您一笔勾掉他们的名字太容易了,恐怕他们一家人都会痛哭啊！”

范仲淹回答道:“一家哭总要比一路的百姓哭好啊！”

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就严禁大臣之间结合成派系或朋党。到了仁宗皇帝临朝,也曾多次下诏指示朝官“戒朋党”,还在朝堂上立起了“戒朋党”的牌子。当初范仲淹等人就是以“朋党”的罪名遭到贬谪的。如今范仲淹等人又回到了京城,而且受到重用，关于朋党的议论又多起来了。

庆历四年(1044)四月里的一天,宋仁宗想听听大臣们对朋党的看法,就问道:“过去小人多为朋党,君子难道也结党吗?”

范仲淹明知道皇帝反对朋觉,却回答道:“臣在边防的时候,见到勇于作战的人都聚在一起,自结成党,怯懦的人也自为一党。在朝廷上也是一样,正邪各有其党。一心向善的人结成朋党,对国家有什么害处呢？”

宋仁宗对范仲淹的这个回答很不以为然。

不久,欧阳修写了一篇《朋党论》呈交仁宗,并在朝官中传阅。欧阳修在这篇文章中对朋党这个敏感的问题不但不加以避忌,反而公开扯起了朋党的大旗,认为所有的人都在结党:“大体说来,君子与君子,是以理想目标相同结成朋党:小人与小人,以暂时利益一致结成朋党。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啊！”

欧阳修还赞美君子结成的朋党所依据的是道义，所奉行的是忠信,所爱惜的是名誉和节操。“做君王的只应该废退小人虚伪的朋觉,而任用君子真正的朋觉,只有这样,才能天下大治。”

欧阳修的这篇大作不仅得罪了宋仁宗,也得罪了很多大臣。皇帝认为欧阳修是在指责自己正邪不分,与范仲淹等人过往不密切的大臣们则认为自己被打进了小人的行列,于是都转向范仲淹等人的对立面。

宋仁宗询问范仲淹关于朋党的态度，实际上是话里有话。范仲淹说君子结党是为了国家，仁宗却怀疑他只是做表面文章,实际上却是言行不一。

范仲淹调离西北时,力荐滕宗谅接任,还声称滕宗谅如果不称职，甘愿两人接受同样处罚。这位滕宗谅与范仲淹是同年进士，二人交情很深。当年就是在范仲淹的举荐下,滕宗谅由泰州军事推官改任大理寺丞,后来又担任左司谏。滕宗谅和范仲淹同样敢言，曾多次上书批评仁宗沉溺女色,言辞十分不恭,结果受到降职处分。

宋夏开战后，滕宗谅被调到泾州担任知州。正赶上宋军兵败定川柴,滕宗谅见泾州城中兵少将寡,便招集了数千民众守城,他还身披铠甲,亲自登上城楼御敌。范仲淹率兵来援,滕宗谅大设酒宴迎接,又到佛寺为阵亡士兵设醮祭祀,使得动摇的军心安定下来。

范仲淹举荐滕宗谅继任,虽然是出于对好友的了解,却难免有任人唯亲的嫌疑。就在滕宗谅上任不久,监察御史梁坚就递上了一份弹劾他的奏章,说他在泾州时,犒劳属下和馈赠游士故人,一共花去了公使库钱16 万,其中有数万去向不明,想必是落入了私人腰包。听说朝廷派人来检查,他竟然把账簿烧了。

宋仁宗大怒,立即下令御史台核实追究此事。范仲淹在皇帝面前竭力为滕宗谅辩白，说滕宗谅在陕西犒军时他都在场，不曾将官钱揣入自己的腰包，如果真有此事,他甘愿受贬。

御史中丞王拱辰却认为滕宗谅盗用公使钱证据确凿,而且焚烧账簿,行径十分恶劣,必须严惩。如不重治,他就不上朝了。王拱辰说到做到,第二天就不到御史台上班了。王拱辰的属下赶紧声援他们的长官,监察御史里行李京上奏揭发,滕宗谅曾遣 187 名士兵,用 40 辆牛车为自己贩运茶叶。

宋仁宗本来对滕宗谅就没有好感,当即下诏把他贬到岳州(治所在今湖南岳阳),又对王拱辰好言好语地抚慰了一番。

宋仁宗起用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时,担任国子监直讲(太学教官)的石介认为国家有希望了,便作了一首题为《庆历圣德颂》的长诗,在诗中他歌颂朝廷退奸进贤,不指名地指斥权臣夏竦为“大奸”。夏竦在宋夏战争中被罢官,范仲淹却声名日隆,

这件事让他一直耿耿手怀。见了这首诗后，他更是恨得咬牙切齿，便与宦官蓝元震串通起来,对范仲淹等人进行攻击。

有一天,蓝元震找个机会对仁宗皇帝说:“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四个人当年被蔡襄称为“四贤’,现在他们回到朝廷,就举荐蔡襄,这是拿国家的爵禄当做私人恩惠,结为朋党。一个人结党不过十几个人,这五六个人的门人党羽就有五六十人,五六十人都互相提携,过不了两三年,就布满朝廷上下了。”

蓝元震虽然有些夸大其词,但宋仁宗听在耳朵里,心里却不是滋味。

夏竦与石介的矛盾很尖锐,他还想搞掉富弼。当时正赶上徐州的孔直温阴谋叛乱，在搜查他家时,搜出了石介写给他的信。当时石介已经病死了,夏竦就乘机上疏诬陷道:“石介实际上没有死，他被富弼偷派到契丹那里图谋起兵作乱,富弼要给契丹人当内应。”执政大臣把夏竦的奏章上报给仁宗皇帝,于是宋仁宗就下令提点京东路刑狱司核查石介是不是真的死了,同时命令拘管石介的妻子儿女。

经过夏竦的四处传扬,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宋仁宗当然不会相信范仲淹、富弼想搞掉自己,却加深了他对“君子”们相互标榜的反感。

庆历四年六月，宋夏边境又传来警报，范仲淹已经被逼得在京城里待不下去了,便趁机和富弼一起提出去边境巡防,宋仁宗就把他俩打发走了。

范仲淹、富弼离京后,反对派弹冠相庆,他们不仅要把鼓吹新政的高官都打下去，还要彻底收拾那些由范、富保荐的馆阁之士。

当时，京师每年春秋两季都有赛神的风俗。所谓赛神,其实是借祭祀之名,大小官僚聚集在一起吃喝一顿。至于经费来源，当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可以出卖本单位内使用过的废品，如果还不够，就大小官吏摊派。进奏院保存有不少过期的文书和档案,以往各任职官每年都把那些作废的文书档案拿去卖钱,开办宴会。年复一年,已经成为惯例。

庆历四年(1044)秋天,又到了举行赛神会的时候,掌管进奏院的苏舜钦按照惯例,卖了一些废纸,自己又拿出 10金置办酒席。招待馆阁同僚。他一共请来了 10个人，都是范仲淹等人举荐的俊贤之士。苏舜钦本人也深受范仲淹赏识,他还是宰相杜衍的女婿，而杜衍又是新政的积极支持者。

苏舜铁这些人都是书生,一喝上酒就难免放浪形骸,不仅招来两名军妓劝酒,集贤校理王益柔还当场赋诗一首,其中竟有“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这样大逆不道的话。

进奏院举办赛神会之前,太子中舍李定想参加,苏舜钦瞧不起他的为人,就一口回绝了。李定怀恨在心,就暗中打听会上的情形,然后到处散布。王拱辰听说还有这等事情,真是高兴极了,立即吩咐监察御史刘元瑜出面上奏。仁宗见到奏表,果然非常生气,马上下令连夜捕人,交由开封府治罪。

御史台弹劾进奏院,意图非常明显,那就是让范仲淹、杜衍等人难堪。所以,在讨论如何处理这一事件时,王拱辰坚持要严惩,还有人主张杀掉王益柔。只有韩琦竭力反对,他说:“王益柔年纪轻,说些狂话,用不着深究。天下大事那样多,大臣们不去管,却抓住一个王益柔不放,这里边恐怕别有意图!”

韩琦的话在宋仁宗那里起了作用,他也觉得不应该小题大做,于是下旨将苏舜钦从官场除名,永不叙用,其他人都给予降职处分,离开京城。这个结果也让王拱辰感到满意,他笑着说:“这帮家伙被我一网打尽了！”

苏舜钦不仅文章写得好,而且性格豪放,平时爱喝酒,酒后所写的作品更加飘逸狂放,独具风神。

苏舜钦酒量很大,他还没有出仕时,住在丈人杜衍家中读书。他每天都要喝一斗酒,却不要酒菜。杜衍觉得很奇怪,就派人悄悄去窥探。只见苏舜钦正津津有味地朗读《汉书·张良传》。当他读到张良派人狙击秦始皇,误中副车时,不禁拍案叫道:“可惜没有击中！”于是喝了满满一大杯酒。接着又读到张良对刘邦说“这是上天把臣授予陛下”,苏舜钦又拍案叫道:“君臣相遇,就是这么难啊!”又喝了满满一大杯酒。

杜衍知道实情后,禁不住大笑道:“有这样的下酒物,喝一斗酒实在是不多啊!”

从此,苏舜钦以《汉书》下酒被传为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