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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现代的政治风暴中，蒋介石的名字无疑是重要的一笔。1931年，南京的一个昏暗的办公室里，蒋介石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决定，这一决策不仅关乎他的政治生涯，更可能改变整个国家的命运。当时，他认为有两人能够威胁到他的地位：一个是不断扩展势力的毛主席；另一个，是他曾经的盟友，现在的敌人。这个人是谁？为什么他会这么害怕？

1924年：黄埔军校的筹备与开启

1924年的春季，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筹备工作正式启动，这所学校位于广州市的黄埔岛上，风景秀丽，与其宁静的外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里面紧张而有序的筹备活动。蒋介石作为筹备委员长，常常会与邓演达等七名委员开会讨论学校的各项规划与设施布局。学校的位置选择了靠近海边的一片开阔地，这里原先是一些废弃的仓库，现在被改建为教学楼和训练场。

在学校的设计和规划上，邓演达提出了很多实用的建议，比如教室和宿舍的配置，训练场的大小，以及武器库的安全措施。在建设期间，他亲自监督工地，确保每一处建筑都符合军事训练的需求。他特别强调了训练场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塑造学生军事素质的关键地点。

随着学校的建设逐步完成，招生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邓演达参与了学生的选拔工作，他对候选学生的身体条件和政治背景有严格的要求，只有那些身体健康、政治可靠的青年才有机会被选中。入选的学生很快就会感受到邓演达在训练中的严格要求。

当黄埔军校正式开学后，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射在整齐的训练场上时，邓演达就已经开始他的日常巡视。他身着整洁的军装，脚步坚定有力，每走过一个训练小组，都能看到学生们迅速地调整姿势，挺直腰杆，表情严肃。他不时停下来检查学生们的枪械使用姿势和步伐协调，不容许有任何疏忽和懈怠。

训练内容严苛而全面，从基本的体能训练、队列训练到战术演练和武器使用，邓演达亲自示范每一个动作的标准形式。在跑步训练时，他不仅仅监督学生，有时还会加入他们的行列，与学生们一同冲刺，直至汗水湿透了衣背。正是这种严格的训练，使得黄埔军校很快在军事界声名鹊起，培养出了一批批优秀的军事人才。

1926年：政治立场的坚定与全国代表大会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是一个关乎国家未来走向的重大会议。邓演达身为代表，从黄埔军校直接前往会场，他的到来即引起了一定的关注。会议大厅座无虚席，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齐聚一堂，讨论国家的政治、经济及军事问题。

会议伊始，蒋介石首先发表了开幕词，随后议程转入对国内政治形势的讨论。在这一环节中，邓演达作为发言人之一站了出来。他步伐坚定地走向讲台，面对着众多的代表，开始了他的发言。他的声音响亮且清晰，每一个字都充满了力量和决心。

邓演达首先强调了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的重要性，他指出，孙中山先生留下的遗志是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而当前国民党内部的右派行动与这一理念背道而驰。他详细列举了右派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一系列反动政策，包括打压工农运动、限制言论自由等行为，这些做法严重阻碍了国家的进步和人民的解放。

接着，邓演达犀利地批评了蒋介石的领导方式，称其为“倒行逆施”，这一表述引起了会场上一片哗然。他具体指出蒋介石在处理党内外事务时的独断专行，包括排挤左派力量，与地方军阀勾结，这些行为严重破坏了国民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原则。

邓演达的发言持续了近一个小时，他用具体的数据和事例支撑自己的观点，展示了深厚的政治洞察力和坚定的革命立场。结束时，他再次强调，任何背离孙中山先生遗志的行动都是对国民党和国家的背叛。

1927年：武装反抗与江西起义的酝酿

1927年3月，在国民党的二届三中全会上，邓演达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在这个新的职位上，邓演达迅速展开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旨在加强与农民的联系，并推动农民运动的发展。他的第一个重大举措是在武昌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这一机构的建立标志着国民党对农民问题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设立，旨在教育农民了解他们的权利，提升他们的政治意识，同时也培训农民运动的领导干部。邓演达明确表示，讲习所是农民自我提升和集体行动的平台，这在很大程度上将推动整个社会的政治进步。

毛主席，当时已经是一个在农民运动中声名显赫的领导人，被指派实际负责农讲所的日常工作。邓演达对毛主席的工作表示了坚强的支持，他经常访问武昌，与毛主席讨论讲习所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在邓演达的支持下，毛主席采取了一系列创新的教学方法，包括实地考察和实践，使得课程更贴近农民的实际需求。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1927年底大革命的失败，国内的政治环境发生了剧变。邓演达面临的风险急剧增加，他的立场和行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邓演达决定离开国内，他先是前往苏联，随后又赴德国及其他一些欧亚国家。

1927年9月15日，邓演达抵达莫斯科，这座城市对他来说既是避风港也是新的政治活动中心。在苏联的日子里，邓演达积极接触并与在地的中国革命者们交流，其中包括宋庆龄、陈友仁等重要人物。他们共同关注的是中国革命的现状与未来，特别是针对蒋介石及其盟友汪精卫的行动，这一时期内蒋、汪集团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的策略已经严重背离了孙中山的革命原则。

在莫斯科的一处简朴会议室内，这些革命同志聚集讨论。会议中，他们详细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形势，尤其是蒋介石对革命势力的打压和对帝国主义的妥协。在激烈而深入的讨论后，邓演达和其他人达成共识，决定成立一个新的组织——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这个组织的宗旨是向人民揭露蒋汪集团的反革命行径，继续推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策，尤其是民权和民生的部分。

1930年5月，经过数年的筹备和组织建设，邓演达决定秘密回国。他搭乘了经由西伯利亚铁路回到中国的路线，一路上采取了严密的伪装和保密措施。抵达中国后，邓演达在上海秘密安排了一个重要会议，这个会议于8月9日举行，地点设在一处不起眼的仓库改建的会场内，以避开国民党政府的耳目。

在这次会议上，邓演达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这标志着一个新的政治实体的诞生。会议中，邓演达详细阐述了组织的主要目标：武力推翻蒋介石的反动政权，建立一个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以及实现社会主义的远景。他强调，农工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必须确保他们在新政权中占据中心地位。

1931年：悲剧的预兆与邓演达的最后行动

1931年8月17日，对邓演达而言，是一个充满紧张气氛的日子。他在上海的愚园路20号愚园坊，准备前往江西，支持即将爆发的农民起义。这个地点，位于市区的一处相对安静的角落，但即便如此，邓演达仍然保持了高度的警觉。他在这里的出现，是为了与几位同志最后的碰面，商讨一些紧急的行动计划。

在那个潮湿的下午，邓演达穿着一身普通的中山装，站在愚园坊的阴影中，与几名密切的同志交换着低语。他们围绕着如何保障行动安全、如何有效联络江西的同志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尽管气氛紧张，但邓演达的态度仍然坚决，他对这次行动的成功充满了决心。

然而，这次会面很快就被国民党的秘密警察打断。在会面结束不久后，当邓演达正准备离开愚园坊时，几名便衣警察出现并将他拘捕。这一刻，整个愚园坊陷入了一片混乱，街上的行人和商贩都被这突如其来的行动惊扰了。

被捕后，邓演达被迅速转移到南京，处于高度保密的状态中。尽管他的同志们尝试寻找他的下落，但信息闭塞，几乎无人知晓他被关押的确切位置。直到1931年11月29日晚上，几辆军车在月色朦胧中缓缓驶过桥上。

在一个预先挖好的浅坑旁，军车停了下来。邓演达被从车中押出，双手被绑，蒋介石的卫队长王世和在一旁指挥。王世和冷冷地下达了射杀的命令，几名士兵举枪，随即枪声响起，邓演达倒在了冰冷的土地上。

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在政治圈内外引发了巨大的震动和愤怒。宋庆龄得知消息后，愤怒地赶往南京，公开质问蒋介石的暴行，并随后发表了《宋庆龄宣言》，宣布与国民党彻底决裂。

在蒋介石的晚年时刻，他对自己的儿子蒋经国透露了一段深藏心底的真情实感。他坦言在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仅仅敬佩过一个人，那就是周恩来总理，一个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依然表现出卓越领导力和高度智慧的对手。然而，对于畏惧，蒋介石却有两个人，毛主席和邓演达。

毛主席以其革命策略和坚持不懈的斗争精神，成为了国民党长期的敌人，而邓演达的情况则更加复杂。邓演达不仅在军事和策略上展示了非凡才能，也在国民党内部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这使得蒋介石在政治上感到极大的威胁，所以他最终派人杀了邓演达。

参考资料：[1]姜天麟.浅析邓演达农民运动思想的渊源(下)[J].前进论坛,2023(3):45-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