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虽然高性能复合装甲、爆炸反应装甲和各种主动防护系统能够为现代装甲战车提供相当的防护能力，但随着反坦克导弹、火箭弹等先进武器弹药的杀伤力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加之巡飞弹、FPV无人机等新型兵器投入当代战场，现代装甲战车防护薄弱的侧面、尾部和顶部装甲已经成为现代精确制导武器系统打击的重点部位，致使其在近期的多个战场上屡遭重创，通过加大主炮口径、加长身管和增加装甲厚度等传统手段已难以有效抵御当代战场的威胁，因此有必要对现代装甲战车的综合防护能力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应对当代战场上的新兴挑战进行分析研究。本文编译自欧洲安全与防务网站2024年2月7日发布的一份报告，该报告结合现代战争中三个案例的分析，对现代装甲战车在当代战场上的效能进行了研究。现编译如下，以飨读者。

为了分析现代装甲战车在当代战场上的效能，有必要建立一个分析框架，目标是提供一套标准，以便对多个案例进行研究比较。该框架综合考虑了以下相关要素：

现代生存能力矩阵：该变量为每个案例研究中的现代装甲战车的主要生存能力矩阵提供技术方面的描述；

作战场景：该变量提供背景，并试图描述案例研究的关键作战条件；

威胁：对威胁的分析将寻求了解对手如何试图对抗本研究报告中所讨论的生存能力矩阵。

任务成功率：对任务成功率和生存能力矩阵能够对其发挥作用的分析，将基于所述部队对战术行动的认知能力和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基于上述要素，该框架将对本报告所讨论的生存能力矩阵在相关作战场景中的效能进行评估。基于该分析框架，该研究报告主要借鉴现代战争中的三个案例进行研究，利用定量和定性数据，采用可以找到的与装甲战车和人员损失有关的可靠的一致性数字，并结合对现代装甲战车和反装甲武器的技术理解展开分析。

现代装甲战车自身的装甲是其生存能力矩阵的一部分，这意味着车辆生存能力的所有要素都是相互关联的，并影响着装甲的发展方式——仅仅看物理（车辆自身）装甲是不够的。现代装甲战车生存能力矩阵由车辆、车辆自身装甲及其配备的主动防护系统（APS）组成。因为装甲战车的生存能力不仅仅取决于其承受反坦克导弹等武器打击的能力，还包括安装在车辆上的任务系统及其感知精度和杀伤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车载任务系统能否成功地将用户（即操作人员）的意愿施加于对手，并在任何一次交战中（无论成功与否）都能够对其造成损失。

T-72坦克在战争中常见的场景。在车体被穿透的情况下，弹药存放位置可能导致灾难性爆炸。苏联意识到了这一点，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重新布局乘员和弹药概念

图片呈现的是乌克兰广阔的地形地貌条件。俄乌冲突期间，虽然战斗有时主要发生在城市地区，比如巴赫穆特和马里乌波尔，但也经常发生在没有任何掩护条件的开阔地带。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提升装甲战车的生存能力，实施合成兵种作战就变得至关重要

当今开发的现代生存能力矩阵解决方案多数已被集成到传统的装甲战车平台上。比如，基于1979年入役以色列国防军（IDF）的“梅卡瓦”Mk I开发的升级版“梅卡瓦”Mk IV型主战坦克，以及阿联酋部署到也门、帮助其打击胡塞武装的“勒克莱尔”主战坦克。集成现代生存能力矩阵，对目前正在使用的几乎所有重型装甲战车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大多数设计师预计，车辆前部60弧度范围需要最大程度的防护，不过这会使车辆正面装甲的权重不成比例。根据下面的案例研究来考虑这一点，因为每一场冲突都会在某个阶段涉及到城市作战和导致车辆损失的360度威胁向量（指攻击方可能采用的攻击手段，包括其技术能力、意图，以及可以获取的资讯等因素），所以如果从零开始设计，设计师很可能会采取不同的方法来提高车辆的生存能力。显而易见，与冷战时期任何威胁的效应相比，本报告所分析的“现代装甲”在某种程度上拥有固有的劣势。

因此，虽然本报告分析的生存能力矩阵代表了现代装甲战车的前沿技术，但它们实际上是冷战时期的产物，即经过改进以具有最先进的生存能力解决方案。当然还有更现代的设计，比如韩国的K2和日本的10式主战坦克。尽管两者都是21世纪开发的主战坦克，但均没有投入作战部署，因此无法根据作战经验对其生存能力矩阵进行分析。不过，以后有可能将这一分析框架应用于这两款主战坦克。简而言之，“现代装甲”基本上是在20世纪80年代战争观念的基础上发挥作用的，这意味着现代装甲适应当代威胁的能力已应用于现有设计。

案例一：乌军2023年夏季的反攻行动

据了解，乌军在2023年发起的反攻行动意在抵近达梅利托波尔市，最终目标是逼退俄军部队。事实上，俄军之前已经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构筑预备阵地，旨在削弱和反击乌军的攻势。这样做大体上是根据俄军条令和对防御作战的理解（该理解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尽管乌军曾经接受过西方合作伙伴的培训，但现在人们普遍认为，这既没有考虑乌克兰的实际情况，也没有考虑到乌军实施大规模（即旅级）作战行动的能力，而这正是乌军反攻想要获胜或取得更大战果所必需的。虽然进攻作战涵盖多个方面，但本报告将主要研究北约装甲战车的使用，比如“豹”2主战坦克、“布雷德利”步兵战车和CV90系列战车等。

俄军的军备与战术 俄军条令要求，防御作战中的防线须由相互连接的据点（战略要地）构成，并利用壕沟和障碍物对其进行加固。虽然各据点不能形成一条连续的防线，但之间的防御空隙会被己方的间瞄火力所覆盖；预期装备反坦克导弹的部队的掩护防线应该发挥迟滞效用，迫使攻击方（在接近己方防线的地域）进行集结，或早早就部署成攻击编队，目的是减缓其前进速度，并为己方炮兵和航空兵部队提供打击目标；大部分防御行动由步兵实施，装甲战车适时提供支援。比如，俄军通常将2～3辆坦克编组成一个小分队，与被己方掩护部队和雷场迟滞，或无法实施机动的乌军攻击编队进行交战，但这往往会导致双方损失惨重。

乌军部署在前线的一款披挂重型装甲的“布雷德利”步兵战车。事实上，并非所有西方援助的“布雷德利”步兵战车都采用这种附加装甲防护手段，一般认为“布雷德利”步兵战车比乌军依赖的BMP系列步兵战车和BTR系列轮式战车更具生存能力

乌军反攻期间，俄军部队部署了一系列武器系统（如表1所示）。有传闻表明，即使当乌军在哈尔科夫附近的攻势取得很大成功，俄军部队也善于迫使乌军集结其编队。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俄军卡-52武装直升机随即发射反坦克导弹，对被迟滞或无法机动的乌军编队实施打击。在乌军（2023年）实施反攻期间，该战术被俄军部队反复使用。其他战术包括，发扬BM-30“龙卷风”和BM-21“冰雹”自行火箭炮系统的齐射能力，发射集束弹药对乌军部队实施饱和式打击，并在已被乌军部分清除的雷场重新布雷。乌军士兵表示，俄空军还发射了集成UMPK制导套件的FAB-500滑翔炸弹，对乌军的一些作战行动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同时，俄军的这些行动还结合使用了诸如“柳叶刀”3M自杀式无人机和“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FPV，以下简称FPV无人机）等，以及常规半主动激光（SAL）制导火炮弹药。

此外，俄军还布设了比预期更深的雷场，这给扫雷设备稀缺并依据西方条令接受突破雷场培训的乌军部队带来了诸多挑战。不仅如此，俄军布设地雷和简易爆炸装置的密度极高，加上分层布设的反坦克地雷，致使乌军车辆难以机动。需要强调的是，俄军防御的核心是火力以及摩托化/机械化步兵营、炮兵和航空兵部队之间的协同。最终结果是，俄军将众多具有极高命中概率和相当大杀伤力的各类武器系统聚集于单一战场空间，致使乌军部队总是面临充满风险的巨大挑战。

乌军的军备与战术 乌军在进攻期间也部署了众多型号的装甲战车，其中包括各种配置的“豹”2和“豹”2A6主战坦克、M2“布雷德利”步兵战车、CV90系列战车，以及“挑战者”2主战坦克等；有时伴随这些装甲战车行动的是MaxxPro防地雷反伏击车和苏联时代设计的BMP步兵战车，以及一些T-72和T-64主战坦克。部署的西方装甲战车基本上是在乌军服役的最具生存能力的车辆平台，而且最有可能在反攻期间被大量使用。

乌军采用的战术包括预备炮击，以及利用无人机对俄军部队和车辆进行监视和打击。尽管乌军也部署了FPV无人机，但它们对俄军重装防护车辆的影响充其量是“好坏参半”，就灾难性毁损而言甚至可能是“微乎其微”。其实，乌军小型无人机更大的作用是用于指示/修正己方火力方向，对俄军的炮兵阵地实施打击。乌军战术的总体目标似乎是，将俄军士兵赶出前沿战壕，随即占领并固守这些阵地，然后防御俄军企图将其夺回而发起的反击。在俄乌冲突战场上的某些地域，与其条令相比，俄军的防御纵深较浅且过于靠前，往往需要付出巨大代价迎击奋力向前推进的乌军部队，而不是在事先构筑的防御工事内与其交战。

乌军的损失 对乌军在反攻中的全部损失进行评估有一定的难度。据《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乌军高达20%的武器装备是在2023年7月份（主要是前两周）损坏或被摧毁的，人员伤亡率也相当高。至于西方武器装备，据亲俄网站Lostarmour消息称，乌军战损了16辆“豹”2主战坦克，且有证据显示，其中至少5辆在被击中后还在继续燃烧；同一地点还有41辆失去机动能力或被彻底摧毁的“布雷德利”步兵战车、13辆“斯特赖克”装甲车和2辆CV90战车。

乌军在2023年的反攻行动中损失的“豹”2A6主战坦克和“布雷德利”步兵战车

2023年8月，在其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全球外科和医疗支援小组对西方装甲战车的生存能力进行了评估。比如，在对俄制“短号”反坦克导弹的效能进行评估考察期间，该组织派往乌克兰的代表们获悉，该反坦克导弹对“悍马”、BRDM和M113装甲输送车等轻型装甲车辆往往具有毁灭性的毁损效能。其中一位代表通过电子邮件向欧洲安全与防务网站透露，如果人员不幸被“短号”反坦克导弹的金属射流击中，通常会“蒸发”；崩落的装甲、弹药破片和冲击波通常会将车上的其他载员“炸得粉身碎骨”。此外，幸存下来人员的大脑和肺部都会受到很大损伤。

该报告指出，一旦被“短号”反坦克导弹击中，上述轻型装甲车辆的彻底毁损概率超过75%。相比之下，当同样的导弹击中一辆重型装甲战车（比如“豹”2主战坦克，或“布雷德利”步兵战车），据称大多数乘员会得以幸存；然而，也有一些遭到重创而立即被摧毁的个案。这支持了其他说法，即针对反坦克导弹的攻击，西方装甲战车具有很强的生存能力。这一说法也为现代生存能力矩阵足以应对当前威胁形势的评估提供了证据。

这种毁损结果并不局限于西方装甲战车。英国著名的防务智库——皇家联合军种国防研究所（RUSI）的一份关于乌军反攻的报告显示，针对配备了“接触”5爆炸反应装甲的俄制坦克（比如T-72B3M主战坦克）来说，即使炮射反坦克导弹多次命中目标，也经常无法将其摧毁。然而，许多俄制和苏制装甲战车的效能因车内弹药储存设计决策而被削弱。在T-55主战坦克之后，苏联时代和俄罗斯设计的每一款自身携带弹药的坦克中央位置都安装了转盘式自动装弹机，当被反坦克导弹或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击中时，车内弹药往往会被引爆。相比之下，西方装甲战车更倾向于采用防护型弹仓设计，弹仓内的弹药要么通过装甲防爆门与乘员分离，要么通过弹仓防爆隔板与乘员隔开。在苏联时代的坦克设计中，炮塔内的乘员位于弹仓上方，用薄钢板隔开。因此，炮塔可能会因弹仓被引爆而与车体分离。虽然苏制和俄制装甲战车都采用了足够的防护手段来承受多次打击，但对于乘员来说，车辆被弹药穿透后可能会面临“灭顶之灾”。

损失评估 实事求是地讲，乌克兰未能实现其反攻目标。尽管已经收复了少量被俄罗斯占领的领土，但在2023年11月下旬撰写本报告时，俄乌冲突的战略形势基本保持不变。很显然，俄军部队也确实遭受了损失。然而，西方援助乌克兰的装甲战车和火炮系统数量相对较少，不太可能瓦解俄军的分层火力网和已经构筑的严密防线。由于俄军布设地雷的密度，加上乌军准备进攻时难以集中火力和无法实施旅级规模的作战行动，致使西方装甲战车较强的生存能力几乎无法增加反攻成功的可能性。

虽然乌军反攻期间部署的西方装甲战车足以应对俄军的致命性打击，但永远不会成为获胜的决定性因素。以往对1991年海湾战争的分析，可以得出获胜可能需要的其他条件。到1991年2月，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进行了为期6周的空袭行动，目标是摧毁伊军的基础设施和指挥网络。在地面行动发起前的几个小时里，多国部队利用数百门火炮和火箭发射器，对伊军进行了大规模炮击。发射的炮弹和火箭弹数量成千上万（其中许多是集束弹药），火力强度如此之大，以致于一名参战人员回忆称，当他在等待前进时，能够感觉到地面在晃动。虽然多国部队随后的推进行动遇到了顽强抵抗，但也遇到了数千名准备投降的伊军官兵，而且伊军的防御阵地已成虚设。据报道，一名伊军部队指挥官告诉抓捕他的人称，在其所在师的100门火炮中，有83门被此次有针对性的炮击所摧毁。毫无疑问，虽然多国部队迅速取得成功有多种原因，但不能将密集火力视为最主要的因素。

那么，根据俄乌冲突双方的战况，现代装甲战车的效能究竟如何？很明显，当重型装甲战车（比如“布雷德利”步兵战车、“豹”2、CV90系列战车等）交战时，乘员和下车人员都有相当高的生存机会。正如上文引用的全球外科和医疗支援小组发布的报告所指出的那样，与轻型装甲战车相比，重型装甲战车的优势显而易见。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俄军装甲战车通常披挂“接触”5或“化石”爆炸反应装甲，能够抗击战场上部署的一些威力更强大的武器，从而扩展了其作战能力，并对乌军装备与人员造成极大损伤。然而，这也表明，尽管与苏联时代的平台相比具有一定的优势，但西方装甲战车的生存能力矩阵并非“百灵百验”，也不能确保任务成功。事实上，乌军无法部署足够的火力，来削弱和挫败俄军数量庞大的火炮资产、武装直升机的出击次数，及其反坦克导弹小组行动构成的威胁。因此，一旦被困于雷场，那些没有装备扫雷装备或接受突破雷场培训的乌军部队就极易遭到俄军的狂轰猛炸。尽管俄军航空装备不得不考虑乌军部署防空系统的可能性（这决定了俄军飞机飞离前线的距离），但这也并非决定性因素。

这张照片呈现的是“铁剑”行动期间以军装甲战车大集结的场景。虽然合成兵种战术对装甲战车的生存能力至关重要，但装甲战车的运用和随后的损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手对其锁定和打击的能力。比如，这样的集结在俄乌战场上就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

以军“梅卡瓦”MK4主战坦克沿街道搜索前进

最终的底线是，现代装甲战车需要依赖有效的合成兵种协同，并发扬足够持续的强大火力才能实现其任务目标。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孤立部署来抗击意志坚定、装备精良的对手是不太可能取得成功的。对于长期（原文是自1939年以来）从事战争研究的人们来说，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然而仍然值得对其加以强调。当然，现代装甲战车的生存能力还取决于其协同方式。上文的“短号”反坦克导弹基本上代表了现代杀伤力，也就是说，现代致命性武器的威力相当强大，可能足以彻底摧毁几乎任何类型的装甲战车。在需要将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的情况下，注重兵种合成和集中火力至关重要。其余的案例研究将在不同的背景下证明这一点。

案例二：2023年以色列进攻加沙城

在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日从加沙地带东部边境发动代号为“阿克萨洪水”的军事行动之后，以色列在该地区进行了为期近一个月时间的作战准备，随即报复性地发起了“铁剑”行动。截至目前（撰写本研究报告时），以军投入此次行动的部队数量尚不清楚。然而，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以军的35个营和4个师已经准备就绪，以作为地面行动“基本力量”的一部分。以军行动的开始阶段包括，从加沙地带边境穿越相当开阔的地形，到逐渐进入更多的城市化环境。第一次突进行动似乎就穿过了加沙地带，形成了一条从边境到大海的走廊，同时在加沙城边缘地区展开了更多的行动。以色列声明的最终目标是，耗尽哈马斯的军事实力，以彻底根除该组织，并用管理加沙地带的替代“实体”取代其政治成员。在2023年11月下旬撰写本报告时，战斗仍在进行中。因此，本案例将不对以军行动的总体成功情况进行评估，而是选取一些个案来说明以军装甲战车的效能。

哈马斯的军备与战术 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al-Qassam）被认为拥有多达3万人的战斗力，其武装力量分为进攻和防御两类。前者负责维持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后者旨在防止或抵御以军的地面入侵。据称，以军编组了5个地区旅和140个连。这些连被进一步编成排级分队，每个排下辖3个战斗小组（即班的编制，这是标准的作战单元）。战斗小组以打击哈马斯武装的装甲战车为主要任务，通常或理想情况下，由狙击手、医护兵和少量战斗人员提供支援（经常会有一名摄影师伴随）。这种编组模式在2023年开战以来似乎一直保持着。

哈马斯武装力量拥有的武器装备包括：标准的火箭弹、突击步枪，以及一些现代反坦克导弹和大量老式的9M14 “婴儿”（北约代号AT-3“赛格”）和9M113“竞赛”（北约代号为AT-5“拱肩”）反坦克导弹；一些战斗人员能够部署简易爆炸装置（IED），以作为哈马斯武装防御部署的一部分。2006年，该组织已经能够制造和部署不同复杂程度的聚能装药型简易爆炸装置，可以认为这一趋势将继续下去。此外，哈马斯武装还开发和制造了“亚辛”105（由哈马斯设计制造的一款反装甲火箭弹，于2004年批量生产，并交付哈马斯指挥的卡桑旅武装，以于2004年牺牲的哈马斯运动精神领袖谢赫·艾哈迈德·亚辛命名）串联装药火箭弹，该火箭弹经常出现在哈马斯武装力量与以军交战的视频中。“亚辛”105火箭弹与1988年投入使用的PG-7R串联装药破甲弹有很多相似之处：采用了无后坐力+火箭增程式发射模式，弹体则是64毫米初级战斗部+105毫米主战斗部，发射药包与PG-7R等其他破甲弹通用，助推药包先点燃将火箭弹推出筒身11米安全处之后，火箭增程发动机点火，继续将弹头推向往前飞。

以军的装甲战车很少独自作战，通常至少会伴随一种不同角度的火力支援兵器，如无人机、固定翼飞机或直升机等

据哈马斯称，“亚辛”105火箭弹可以穿透没有爆炸反应装甲防护的750毫米厚的钢制装甲。考虑到与PG-7R破甲弹的众多相似之处，“亚辛”105火箭弹似乎应该是仿制的。“亚辛”105火箭弹并非哈马斯拥有的最具杀伤力的武器，该组织也拥有9M133“短号”反坦克导弹，或由真主党提供的伊朗山寨版“德拉维赫”反坦克导弹。文中表2列出的是哈马斯能够获得的一些反装甲武器详情。请注意，表1和表2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交付方法。通常情况下，俄军一架卡-52武装直升机比哈马斯武装一个反坦克排的机动性和生存能力要强百倍，尤其是在合成兵种部队编成内作战时。

一份于2007年发布的评估报告认为，哈马斯武装往往试图避免在公开场合与以军作战，并在以军深入城市地区时加大抵抗力度。该组织通常将简易爆炸装置与人体盾牌战术和自杀式炸弹结合起来，以削弱以军的有生力量，并造成与目标相比更多的伤亡；其目的是展示击败以军，或至少挫败其军事目标的形象。这种模式似乎在2023年保持了下来。最初的交战是在加沙城外的农村地区进行的，随着以军取得进展，战斗的重点转向了城市环境。观察到的哈马斯战术似乎包括：轻武装战斗小组利用地下隧道网络和地形突然出现在以军部队附近，在撤退前与其进行短暂交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战斗小组很少携带超过一发RPG-7火箭弹，这表明其不希望进行长时间的战斗。

以军报告的哈马斯武装其他战术包括：哈马斯战士故意聚集在以军阵地附近，或对其阵地实施“围攻”，目的是使以军近距离空中支援和其他重型火力难以发挥作用。这一战术导致哈马斯战士在“梅卡瓦”主战坦克上放置炸药的视频广为流传。据悉，2023年11月初，一支由30名哈马斯战士组成的分队利用简易爆炸装置、反坦克导弹和无人机发动了一次协同袭击，与以军戈兰尼旅第13营进行了激烈交战。据英国《卫报》报道，此次战斗造成20名哈马斯战士伤亡。

以军的军备与战术 以军部署了“梅卡瓦”主战坦克和“雌虎”（以色列国产装甲战车，亦称“纳美尔”）重型装甲输送车，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具生存能力的系列装甲战车之一。两款战车均采用了复合装甲和钢制装甲，外加“战利品”主动防护系统，同时也有可能披挂某种形式的反应装甲（比如以色列拉法尔公司开发的旨在应对动能威胁的爆炸反应装甲），全方位的防护手段使其难以被摧毁。此外，“梅卡瓦”主战坦克和“雌虎”重型装甲输送车还配备了复杂的数字化作战管理系统（BMS，采用自2012年以来实施的通用通信架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已发展到可以使用“火力编织者”等系统。该系统由拉法尔先进防务系统公司开发，属于一种人工智能赋能的“从传感器到射手”系统，可以将多个传感器和射手的输出融合到一个网络中，利用计算机视觉和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指挥官决策、评估战斗损伤，并实时分配火力；同时可为士兵提供实时准确的作战信息，以提高作战效率和安全性；可在GPS拒止环境下运行，将主要用于城市作战。

俄军在俄乌冲突中使用的武器系统

哈马斯可获得的高效反装甲武器

以军在加沙地带采用的战术是由装甲战车主导的，通常包括由2～3辆“梅卡瓦”主战坦克编组的装甲战车分队（连级规模的兵力），外加伴随行动的类似数量的“雌虎”重型装甲输送和D9型装甲推土机等工兵装备；间瞄火炮、海军舰炮、无人机和近距离空中支援战机提供火力支援。此外，以军越来越多地依赖精确制导战术武器，比如“长钉”反坦克导弹和首次在加沙地带使用的120毫米“铁刺”迫击炮弹。尽管如此，以军的战术应该被描述为火力密集，大多数行动由“梅卡瓦”主战坦克主导。一名以军士兵回忆称：“双方面对面的战斗很少发生，我们也很少能亲眼见到哈马斯战士。我们的坦克会向哈马斯战士据守的建筑物开火，然后对残存的哈马斯战士进行清剿。通常是利用坦克来对付他/她们。”

“梅卡瓦”主战坦克对以军行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在恢复一辆战损车辆时，以军会将“梅卡瓦”主战坦克配置成一个“保护圈”，利用其强大的车载火力使战损车辆的恢复工作成为可能。在其使用寿命阶段，“梅卡瓦”主战坦克基本上会被部署在城市环境中，以作为“固定阵地”使用，提供火力支援并对对手实施火力压制；同时也可以作为掩护手段（下车步兵跟在车后），并在交战时充当下车步兵的“掩体”。以军在加沙的目标是消灭哈马斯武装的军事实力，同时尽量减少己方的人员损失。这意味着，行动尽可能在车内进行，以防止因哈马斯狙击手射击和简易爆炸装置造成的损失。有时，D9型装甲推土机似乎还被用来进行土木作业，旨在为以军的装甲战车编队构筑大型堤坝。一方面这可能是为了清除（哈马斯埋置的可对装甲战车构成威胁的）简易爆炸装置，另一方面是为己方装甲战车编队提供额外的保护，以免遭到对手攻击。

以军损失 自从加沙地带行动的地面阶段开始以来（撰写本报告时），只有一辆以军装甲战车被证实战损。据悉这是一辆“雌虎”重型装甲输送车，在行动的早期阶段被摧毁，导致车上的所有11名人员全部丧生。然而，以军发布了一份报告，提供了一些关于武器装备战场损伤评估与修复（BDAR）行动的分析。该报告指出，经过修复，以军大多数损坏的装甲战车都已驶离维修中心，并重新投入了战斗；有些需要且能够修复，有些无法修理的则被拖救回维修中心进行拆卸分解，以获得可再利用的零部件。不过，该报告没有提供战损车辆的数量或类型。

据报道，截至2023年11月下旬，以军共有66人阵亡，受伤人数不详，其中一些是被己方炮火误击所致。曾有分析表明，一支部队中每阵亡1名士兵，预计就会有3～5名士兵受伤，由此可以推算出以军的总伤亡人数应该为数百人。此外，以军还表示，哈马斯战士阵亡人数高达数百名。

损失评估 尽管哈马斯武装发布了多个视频，呈现其与以军装甲战车近距离交战的场景，但并没有充分证据表明他们遭受了惨重损失。此外，以军已成功进入加沙城，并声称在此过程中击毙了80多名哈马斯指挥官。总的来说，以军装甲战车损失的证据不足。以军关于战场损伤评估与修复的唯一一份报告表明，确实有车辆战损，其中一些无法修复，但损失最终还不足以阻碍以军取得打击哈马斯战术上的成功。实际上，以军已经开始致力于清除哈马斯多年构筑的错综复杂的地下隧道网络。

以军装甲战车的生存能力矩阵无疑有助于其在行动开始阶段取得成功和较低的战斗损失。除此之外，一个关键因素是，以军将充分发扬火力和合成兵种作战的优势，作为其行动的核心原则。因此，装甲战车具有相当的生存能力，但其生存能力会因空中力量、炮兵部队、精确打击装备，以及定期情报更新提供的保护和额外能力得以增强。有理由认为，特别是考虑到对俄乌冲突的评估，实用有效的合成兵种条令是现代装甲战车生存能力的关键组成部分。有分析表示，离开了该条令，现代装甲战车就无法生存。

★编译：毕忠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