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全国政协之前给李济深写了一封信，其中提到要加强中共与各民族党派的合作，要举行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李济深接到毛主席的来信，非常高兴，他坚决拥护和执行毛主席的建议。

1949年9月，在北平召开中国政协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662人参加，毛主席在会上致辞，然后宣布了副主席的人选，朱德，刘少奇，宋庆龄，张澜，高岗，李济深，其中宋庆龄为副主席，朱德和刘少奇是中共军队中的杰出领导人，张澜是民主联盟的代表，高岗是解放区的代表，这几个人的名字，也是最受欢迎的。

李济深一听，差点儿哭出来。李济深满怀感激地说：「新政协的筹办，是为了建立一个合乎民众心愿的新中国的开端，所以我们怀着极大的喜悦，来到这里。」

不过，相比于李济深的兴奋，台下却是议论纷纷。更有一句话说的好，那就是“民主主义者治天下”。柳亚子也向毛主席直言：「中共是不是忘了二十年代的那段历史了？」为什么李济深当上副主席时，有那么多的反对声呢？这要从李济深1927年与共产党的“恩怨”说起。

李济深于1927年4月上旬赴上海，出席蒋介石召集的所谓「清党大会」。会议结束后，他回到广州，发起“四·一五”反革命运动，派兵围困中华工会广东办事处、港务局，并将他们的武装全部解除，并查封了工会、农会、学生联合会等革命组织，杀死了邓培，萧楚女，熊雄，以及其他二千余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1927年8月10日，第四军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由第四军，第五军，第十一军，第十六军组成。李济深，就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

李济深派遣黄绍竑、陈济棠和钱大钧等人到赣南和粤东，对南昌起义中的红军进行了围剿，给起义军造成了很大的伤亡。

所以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知道错了就是好同志，而且李济深也是没有办法，不要再去管他们以前犯过的错，如今都在一条战壕里，不要让个人情绪左右了我们的革命。周恩来总理好言好语地说服了大家，使他们能够真正地接受李济深他们这些为国家做了大量工作的人。

事实上，三月之前，即1949年6月，毛主席亲赴李济深家，请他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一职，李济深听闻毛主席此行的目的，不免有些踌躇，此刻，他心里充满了忧虑，若自己当上了副主席，势必会有人提出异议，因此，他的心情十分复杂。对于毛主席的盛情相邀，李济深直言不讳地说出了自己的心声：「我曾经杀死过共产党。」李济深始终不能忘记1927年发生的事情，他对那些为国捐躯的先烈心怀歉疚。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地区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各党派纷纷向蒋介石发动进攻，迫使他退位，孙科主持新的反蒋政权。孙科上任后，李济深出任训导主任，因孙科既没钱又没兵，遭蒋介石、汪精卫联手打压，只得引退。

李济深反对蒋汪合作，蒋介石与汪精卫合谋进行政治上的瓜分，李济深又与部分人联合起来，反对蒋介石留任。蒋介石就任后，李济深四处奔走，鼓动抗日，先后到南方劝陈济棠，到北方去劝张学良，可陈，张二人对此并不关心。

后来，蒋介石因为十九路军违抗军令，被派到福建，李济深愤然前往香港。

十九路军入闽后，发现跟随蒋介石并无前景，于是转向与我党建立联系，并推举李济深为反蒋领导核心。李济深四处活动，发起反对蒋介石的紧急会议，并组建了新政府。李济深当选为福建政府主席，同时担任中央军委委员长

李济深本来打算反攻广东，把陈济棠赶走，却苦于没有足够的实力；他本想派军到浙江去，却因为将军们的阳奉阴违而无法执行。蒋介石的部队分好几个方向进攻，福建人民政府所属的军队，要么叛变，要么逃跑，不久便支持不了了。

1934年1月，李济深遣散政府，舍弃福州，自己从汕头逃往香港，福建政府也随之破产。毛主席在对李济深福建事变作出评论时，也曾说过“痛失良机”

值得一提的是，李济深曾经接触过中央苏区，希望能与共产党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蒋，但王明和他的左翼势力，却让他错失了这个绝佳的时机。事后周总理感慨道：“要是赣闽两省当初能团结起来，也不至于让我们的红军走长征之路！”

西安事件发生后，李济深出于国家利益，赞成延安的要求，迫使蒋参加抗战，并积极参加抗战。蒋介石对李济深向来就有偏见，然而他明白李济深的势力庞大，也就只能无法奈何。

当解放战争爆发时，蒋介石的丑恶嘴脸暴露在世人面前，李济深又在香港发表了一篇公然反蒋的讲话，因此，他又一次被蒋介石赶出党外。

解放战争打得不错，蒋介石必败无疑，毛主席就把远在香港的李济深请到北京参加会议。蒋介石千方百计地阻止李济深到北京，还劫持了他的儿子，以此来威胁他。

李济深在国家统一的道路上，始终没有低头。

1948年1月，李济深与宋庆龄、何香凝等人一道，在香港建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当选为主席，号召国人团结起来，共同对付蒋介石。

年末时，国民党主力已被击败，蒋介石统治地位动摇。李宗仁与美国都试图争取李济深。鉴于李在国民党内势力强大，美国希望他取代蒋介石，争取援助，与中共划江而治。然而，李济深坚决反对。

香港的民主人士，以毛主席为号召，向北进军，筹备新政协，均被港英当局所阻，李济深更是被“重点关注”。

为观察李济深的动向，特务们在住处外设了岗哨，借着一家杂货店的掩护，向里望去，正是李济深的更衣室。他们发现，李济深的大衣一旦被取走，李济深就不在，如果大衣还在，那就留在家里。

周恩来为李济深做了周密的准备，派潘汉年去香港接人，并吩咐他们乘苏联的船，在大连的港口登陆。

1948年“五一”运动之后，毛主席看到许多民主人士都去了解放区，可是李济深的双手“沾满”了革命的血，他必须要重新审视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否则的话，中共会怎么对待他。

但是，在与潘汉年见面之后，周恩来不计前嫌，为他安排了一次北上的行程，这让李济深很是感动。

这一日，香港大街小巷都热闹异常，李济深家里更是门庭若市，李济深的私人更衣室，被监视的特工们，早已将目光投向他的更衣室。

到了晚上，更衣室里的衣物越来越少，李济深也做好了动手的准备。潘汉年在地下工作的经验很多，他早就注意到门口的一家小店里有些不对劲，李济深想要去取大衣，却被潘汉年拦住。门外的特工看到大衣仍在，以为李济深并未出去，便放下心来。然而进过我党的周密部署早就搭乘苏联的阿尔丹号出发。

李济深在一次政协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与此同时，李济深等四十四位代表共同提交了《请以大会名义急电联合国否认国民党反动政府代表案》，这是新中国第一条建议，在海内外引起极大反响。

那时，假如没有“左”的引导，江西和福建就可以发展起来，也就不必进行长征了。有没有革命，都有变化。过去没有革命的，如今参加了革命，这叫进步；从前的革命分子，如今不许人家革命，那就是落伍了。

毛主席和周总理，对李济深还是很照顾的，给他安排了三个秘书、一个副手、一个医生、一个厨子、一个司机、一个文职人员，还安排了一个护卫队，保护李济深的安全。

李济深虽然已经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但却很谦虚，从来不会对任何人发火，对周围的人都很尊敬，在公共场合，他和其他高官一样，从来不会抢先一步进入会场，哪怕他的地位更高，更年长。

1954年，李济深家里人多，李济深又要接待外宾，所以周总理就把李济深的房子，改建成了一栋三层小楼。

毛主席和周总理对李济深的关心，使他更加坚信，他一定要为新中国，为共产党，为人民做点什么。

1954年，李济深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建议他把所有的中共干部都改成工资制，毛主席对李济深的这个建议很是重视，毛主席在研究之后，就把工资制度提交给了党中央，经过研究，决定明年就可以实施工资制度。

1955年实行工薪制度时，身为国家最高长官的李济深，月薪只有五百元。

不过，这点工资，对于李济深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因为李济深家大业大，经常资助那些穷困潦倒的学生，所以李济深虽然很节约，戒烟戒酒，但也花不了多少钱。

李济深在薪金不足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要加薪，更没有想到要请毛主席和周总理帮忙，李济深为了提高开支，就让秘书周泽甫到南京，把钟鼓楼头条巷二号的一套房卖掉，所得三万五千元。

李济深出售房屋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周总理的耳朵里，周总理专门派人调查李济深的情况，周总理一听李济深的情况，立即拨出一笔钱，要帮忙李济深，但是被李济深拒绝了。

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了李济深的情况，毛主席听了之后，立即下达了两个命令：“每月发一千块钱，专款专用。”

李济深听闻他增薪一千元，觉得很不妥当，根据李济深的儿子李沛钰的记忆：

“那时候，我父亲认为，他的收入，不应该超过毛主席，也不应该超过周总理，但是主席这么做是有两点原因的，一是因为他父亲的家眷太多，很多革命者和他的手下，都是靠他养活的，如果他能像毛主席那样，给那些失业的人发一笔钱，对于尚在待业无法安置的人员，父亲给他们的补贴可以实报实销。每次说起这件事，我爸都会非常感激毛主席。”

因为李济深拒绝了周总理的拨款，所以在毛主席的授意下，周总理在没有通知李济深的情况下，将这笔钱偷偷地给了周泽甫。

其中大部分都被李济深用来补贴自己的家庭，接济自己的部属，不过即使这样，一家人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因此李济深每次从书局领回稿费，都要请一家人到饭馆里去吃饭，这也是他一家人难得吃上一餐的原因。

尽管李济深在新中国身居要职，但他生活俭朴，对儿女管得很严，不准他们有任何特殊的举动，出门时也不会暴露自己的家世。他并不想让子孙从政，而是想让他们学习一技之长，为国家做贡献，所以李济深的儿女，各个领域都有，唯独没有从政的。

李济深在1957年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评，被迫“靠边站”，这对他的思想造成很大的影响。他不明白，为什么自从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他就是支持、尊敬毛主席、尊敬周总理的，却遭到这样的待遇。

“靠边站”期间，李济深整日宅在家中，食不遑味，夜不能寐，郁郁不乐。毛主席知道这件事以后，把相关的人都骂了一顿，说：“民革里只有李任潮一个人，他是碰不得的。”

毛主席为解除李济深心中的负担，特地与李济深谈了一次，表示中共中央不会如此，要他不要担心。

有了毛主席的保证，李济深这一关总算过去了。

由于长年操劳，李济深的健康状况一天比一天恶化，1959年，李济深的健康终于承受不住，被送往医院，结果查出胃癌。

李济深虽然卧病在床，但没过多久，就被毛主席请来参加了，会后，毛主席特意将李济深留了下来，叮嘱他一定要注意休息。

李济深在文艺界有许多知心朋友，其中有陈半丁、齐白石、徐悲鸿、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程砚秋、话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陈伯华、陈娟娟、夏梦等影界人士，每逢国庆，李济深便邀他们到家中聚会，好不热闹。

毛主席也曾经取笑过李济深。天安门上，毛主席与李济深一起视察。工农兵之后，文艺界也跟着来了。毛主席向李济深说道：“看，你的部队到了。”李济深微笑道：“这就是你的部队。”

1959年10月9日，为了国家的建设而呕心沥血的李济深，溘然长逝。临终前，李济深写道：“与人民共存亡，望九州同。”

这首诗显示了李济深对祖国和人民的深厚感情。李济深的子女说：「父亲留给我们的东西不多，只有爱国心。」现在，他所爱的人们，会永远想念他。

李济深一生共有两位夫人，一位是双秀清，一位是周月卿。他一共生了七个儿子和九个女儿。

李沛瑶是三个孩子中最有权势的一个，他和父亲都是副国级，但他的命运却是最悲惨的。

李沛瑶1933年出生，北京航空大学飞机制造专业毕业，曾是民革第七任中央副主席。1989年，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部长；1992年，民革第八届中央主席；1993年3月，又被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李沛瑶于1996年2月2日被他的护卫张金龙杀死，时年六十三岁。

凶手张金龙，1994年12月应征入伍，1995年3月起在李沛瑶的住处任职。1996年2月2日四点钟，张金龙趁职务之便，溜进李家偷东西，吵醒了李沛瑶，李沛瑶对他进行了一番批评和教育。

张金龙一看事情已经暴露，赶紧从李家的厨房里取出两把刀行凶。李沛瑶为了自保，和张金龙发生了冲突，并抢走了一把菜刀，但是最后还是被杀死了。

张金龙是在事故发生后主动投案的。事后经查证，张金龙在1994年2月和3月，曾两次因偷单车而被警方处以罚款。

在应征入伍的时候，他的父亲曾经向人武部办公室副主任行贿3000元，这位副主任为他说情，假称张通过了审查，人武部长就答应为他安排了一次体检。

张父也向张金龙的中学老师求助，给张金龙伪造到一张《高中毕业证书》。

1996年5月2日，张金龙被处决。而那位人武部办公室副主任、市人武部长、派出所内勤人员和张金龙父亲全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