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那是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一个下午，中南海勤政殿里烟雾缭绕。正在召开的一场重要会议上，李先念悄悄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根雪茄，轻轻地点燃。坐在主位上的毛主席似乎被这缕不同寻常的烟味吸引，目光不时地往李先念那边瞥去。此时的李先念察觉到了主席的关注，会心一笑，从口袋里又取出一根雪茄，恭敬地递了过去。毛主席欣然接过，点燃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满意地眯起眼眼睛，打趣道：＂这么好的烟怎么不早点拿出来给我？＂这个看似普通的小插曲，却揭开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究竟是什么样的机缘，让这支雪茄成为了连接两位革命家之间独特友谊的见证？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雪茄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传奇故事才出现在中南海的会议室里？
一、烟草与革命：从井冈山到延安
1927年的湘赣边界，毛主席正带领着一支革命队伍向井冈山进发。在行军途中，当地农民经常会拿出自制的＂土叶子烟＂与队伍分享。这种用本地晒制的烟叶卷成的＂土烟＂，虽然味道粗糙，却成了革命队伍中最受欢迎的慰藉品。毛主席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养成了抽烟的习惯。
上井冈山后，由于物资匮乏，红军战士们只能靠打游击战从国民党军队那里缴获香烟。每次缴获战利品，战士们都会将香烟分出一部分，专门送到毛主席的住处。这些来自不同地方、不同品牌的香烟，被毛主席幽默地称为＂百家烟＂。
1934年，长征途中遭遇的艰难险阻远超想象。在四川的大草原上，由于补给断绝，连最基本的盐巴都极度缺乏，更别说香烟了。红军战士们开始寻找各种植物的叶子来替代烟草。有一次，在翻越大雪山时，德国军事顾问李德发现了一种野生植物，叶子晒干后可以代替烟叶。这个发现让行军途中的战士们兴奋不已，大家纷纷采集这种植物的叶子，晒干后卷成＂革命烟＂。
到达陕北后，延安的老百姓将自家种植的烟叶制成＂旱烟＂送给红军。这种陕北特产的烟草，虽然味道浓烈，却比长征路上的野草叶要好得多。毛主席对这种＂旱烟＂情有独钟，常常一边抽着＂旱烟＂，一边在窑洞里处理公务。
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来到延安采访时，特意带来了一些外国香烟作为礼物。当他递给毛主席一包＂骆驼＂牌香烟时，毛主席笑着说：＂还是我们陕北的旱烟够劲。＂这句话让斯诺印象深刻，在他后来的著作中专门提到了这个细节。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延安的物资供应逐渐改善。1937年后，统一战线的建立使得国统区和解放区之间的物资交流增多，香烟的供应也随之丰富起来。来自重庆、上海等地的香烟通过地下党员的秘密渠道，源源不断地运到延安。这时的毛主席开始习惯在处理文件时点上一支香烟，往往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直到文件处理完毕。
到了1945年解放战争时期，各根据地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卷烟厂。在晋绥根据地，工人们甚至专门为首长们研制了一种特制香烟。这种香烟的烟丝选用上等烟叶，精心调制而成，其中一部分被定期送到延安，供毛主席等领导人使用。
二、香烟外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特殊交际方式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外交活动频繁。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香烟成为了一种独特的外交语言。1950年2月，中苏同盟条约签订时，斯大林特意为毛主席准备了一批苏联产的＂红旗＂牌香烟。这种深褐色烟盒的香烟，后来成为了中苏两国领导人会晤时的标配。
在接见外国使节时，中南海的工作人员总会根据来访者的国籍，准备相应国家的香烟。1952年，缅甸代表团访华期间，吴努总理带来了仰光特产的＂金塔＂香烟。毛主席品尝后赞不绝口，此后每次缅甸代表团来访，都会特意携带这种香烟作为礼物。
1953年的一次重要外事活动中，发生了一个颇具趣味的插曲。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到访中南海，苏加诺总统带来了一种当地特产的丁香香烟。这种混合了丁香的香烟具有独特的香味，在座的中国领导人都觉得新奇。周恩来总理虽不抽烟，但也饶有兴趣地闻了闻烟味，并让工作人员记录下这种香烟的特点，作为日后接待印尼客人的参考。
在国内重要会议期间，香烟也扮演着特殊的角色。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时，会议室里专门设立了＂烟草台＂，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香烟。从云南的＂红塔山＂到上海的＂大前门＂，从广东的＂双喜＂到天津的＂大刀＂，这些香烟既是各地工业发展的见证，也成为了代表们交流的媒介。
毛主席在会见国内各界人士时，也常常用香烟来拉近距离。1955年春节期间，他接见了一批从基层来京汇报工作的干部。其中有位来自湖南韶山的老乡带来了家乡自制的旱烟，毛主席立即想起了在井冈山时期的往事，现场气氛顿时热络起来。
到了1956年，随着国内卷烟工业的发展，一些专门针对外事活动的香烟品牌开始出现。上海卷烟厂推出的＂和平＂牌香烟，包装精美，专门用于外事接待。这种香烟的烟盒上印有中英文标识，体现了新中国在国际交往中日益提升的地位。
在重要的外事活动中，工作人员会根据各国领导人的喜好准备不同的香烟。例如，越南胡志明主席访华时，因为他习惯抽法式香烟，中方特意准备了从法国进口的＂高卢＂香烟。而接待蒙古领导人时，则会准备蒙古国产的＂布里亚特＂香烟。
这种以烟会友的方式不仅体现在重大外交场合，在日常工作中也十分普遍。1957年，中南海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负责收集整理各国领导人的吸烟习惯和喜好，为日后的外事接待工作提供参考。这些细节性的工作，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增添了独特的人情味。
三、雪茄情缘：李先念与毛主席的烟草交集
1954年，李先念在一次经贸访问中首次接触到古巴雪茄。当时，一位在香港经商的华侨送给他几支上等雪茄，这些雪茄都是产自古巴比那尔德里奥省的顶级制品。李先念将其中一部分带回国内，在一次重要会议上，他第一次与毛主席分享了这种独特的烟草。
这次偶然的分享，让毛主席对雪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56年，当古巴贸易代表团访华时，得知毛主席对雪茄的喜爱，特意安排了一批古巴雪茄作为国礼。这批雪茄中包括了著名的＂科伊巴＂和＂罗密欧与朱丽叶＂品牌，每一支都由古巴最资深的制茄师傅手工制作。
1960年中古建交后，雪茄贸易成为两国经济往来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先念作为分管对外贸易的副总理，在与古巴的贸易谈判中特别关注雪茄进口事宜。他提议在贸易协定中加入专门条款，确保优质雪茄的稳定供应。古巴方面对这一提议做出积极回应，承诺每年预留一定数量的顶级雪茄供应中国领导人使用。
1961年，为了确保雪茄的品质和供应，中国派出了一个专门考察团前往古巴，实地了解雪茄的制作工艺。考察团成员在哈瓦那的雪茄厂学习了传统的制茄技术，并带回了大量烟叶样本。这些经验为后来在国内开展雪茄生产打下了基础。
1962年，广东省在李先念的建议下，开始尝试种植雪茄烟叶。古巴政府派来了经验丰富的农艺师，指导当地农民种植和管理烟叶。经过反复试验，在海南岛的部分地区成功培育出了适合制作雪茄的烟叶品种。
1963年冬天，一个有趣的场景在中南海上演。李先念带着第一批国产试制雪茄来见毛主席。这些雪茄采用了海南种植的烟叶，由留学古巴回来的技术人员制作。虽然品质还无法与古巴雪茄相比，但这次尝试标志着中国在雪茄制作领域迈出了重要一步。
到了1964年，专门负责制作雪茄的工作组在广州成立。这个工作组由古巴专家和中国技术人员共同组成，专门研究改进雪茄的制作工艺。他们根据中国领导人的吸烟习惯，对雪茄的尺寸和口感进行了特别调整。
1965年，一种特制的＂友谊＂牌雪茄问世。这种雪茄采用了中古混合的烟叶，既保持了古巴雪茄的经典风味，又适应了中国领导人的口感偏好。每一支雪茄都配有特制的雪茄剪和保湿盒，成为了当时最高规格的外事礼品之一。
在随后的岁月里，李先念始终关注着国产雪茄的发展。他多次过问生产情况，并亲自参与品鉴新品种。每当收到古巴方面赠送的优质雪茄，他都会第一时间与毛主席分享，这成为了两位领导人之间的一种特殊默契。
四、特供香烟：从＂大前门＂到＂熊猫＂
1966年初，上海卷烟厂接到一项特殊任务：为中央领导同志研制一款新型香烟。这项工作由一个专门的技术小组负责，他们收集了全国各地的优质烟叶，反复试验调配。经过半年的努力，一款口感独特的香烟终于问世，这就是后来闻名的＂熊猫＂牌香烟的前身。
在研制过程中，技术人员特别注意到毛主席偏好较重的烟味。因此，他们在配方中增加了云南玉溪的香料烟，并采用特殊的醇化工艺，使烟味既浓郁又不呛人。这种香烟的烟丝还经过了特殊的加工处理，燃烧时不易断裂，保证了吸烟时的连贯性。
1967年，国内烟草供应出现紧张。为确保中央领导同志的用烟需求，国务院专门成立了烟草特供工作组。这个工作组建立了严格的质量监控体系，从原料采购到成品出厂，每个环节都有专人把关。他们还在北京专门设立了一个实验室，负责对每批特供香烟进行抽检。
1968年，一个专门的仓储系统建立起来。这个系统不仅储存各类特供香烟，还包括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礼品香烟。工作人员根据不同香烟的特点，采用不同的保存方法。例如，古巴雪茄需要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中存放，而国产香烟则要定期检查、更换包装。
1969年夏天，烟草特供系统进行了一次重大改革。原来分散在各地的生产线被整合到一起，在天津建立了统一的特供香烟生产基地。这个基地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制烟设备，还引进了国外的质量控制方法。来自全国各地的制烟专家齐聚于此，共同改进特供香烟的品质。
1970年，特供香烟的包装也进行了创新。设计人员采用了双层锡纸包装，既保持了香烟的新鲜度，又避免了受潮。烟盒采用特制的硬纸板，既美观又实用。一些香烟还配备了专门的储存盒，可以随身携带，方便使用。
到了1971年，特供香烟的种类进一步丰富。除了传统的＂大前门＂、＂熊猫＂等品牌，还开发出了一些针对不同场合的专门产品。例如，为了在重要会议期间使用，研制出了一种烟味较淡的特制香烟，既不影响会场空气，又能满足吸烟需求。
1972年，特供香烟的发放制度也逐步规范化。每位领导同志都有专门的用烟档案，记录着个人的喜好和用量。负责发放的工作人员会定期送货上门，并收集使用反馈，为改进产品提供依据。
同年，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工作人员发现毛主席经常在批阅文件时不知不觉地多抽烟，于是特意在他经常工作的地方设置了几个特制的烟灰缸。这些烟灰缸造型别致，底部加重，不易打翻，还能防止烟味散播。
这种对细节的关注一直持续到1973年。当年，特供系统开始尝试使用计算机管理库存和发放记录，这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做法。通过电子化管理，特供香烟的供应更加精准，服务更加细致，为领导同志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了更好的保障。
五、烟草外交的历史延续
1974年，周恩来总理在住院期间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这是越南政府送来的一批当地特产香烟，由胡志明主席生前特别指定的制烟师傅制作。这批香烟采用了越南北部山区的野生烟叶，具有独特的芳香。虽然周总理本人不抽烟，但他将这份礼物转赠给了其他领导同志，这成为了中越两国人民深厚友谊的见证。
1975年春，为迎接即将到访的柬埔寨代表团，中国烟草部门特意研制了一款具有东南亚风格的香烟。这种香烟选用了云南西双版纳的烟叶，配以柬埔寨特有的香料，既保持了中国香烟的特色，又迎合了柬方代表的口味。这次创新获得了柬埔寨代表团的一致好评。
同年冬天，一个烟草外交的新传统开始形成。在接待外宾时，中方除了提供传统的＂熊猫＂牌香烟外，还会根据来访国家的风俗习惯，特别调制符合对方口味的香烟。这种做法体现了主人家的细致周到，也增进了双方的了解和友谊。
1976年，中国与罗马尼亚的一次经贸谈判中，出现了一个富有趣味的场景。罗方代表带来了他们国家著名的＂喀尔巴阡＂香烟，中方则回赠了特制的＂友谊＂牌香烟。双方代表一边品尝对方的香烟，一边进行友好交谈，最终顺利达成了多项协议。
到了1977年，烟草外交已经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礼仪制度。根据来访者的级别和国籍，准备不同档次和风格的香烟。对于最高级别的外宾，会提供特制的礼品烟，烟盒上还会印有双方国家的友好标志。
1978年初，一个专门的烟草礼品研发中心在北京成立。这个中心汇集了制烟专家、包装设计师和外事礼宾人员，专门研究如何将香烟更好地融入外交活动。他们创造性地设计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烟草礼品，包括镶嵌着传统工艺品的烟盒等。
当年夏天，在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上，中方代表团带去了一种特别设计的纪念版香烟。这种香烟的包装上印有会议标志，烟盒采用了中国传统的漆器工艺。这份独特的礼物让与会各国代表印象深刻，成为了会议期间交流的话题。
1979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烟草外交也进入了新阶段。在与日本、欧美等国家的经贸往来中，中国开始引入国际先进的制烟技术，同时也将中国传统的烟草文化介绍给外国朋友。一些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香烟品牌，如＂玉溪＂、＂红塔山＂等，开始在国际市场上崭露头角。
这一年年底，在一次重要的外事活动中，中方特意准备了一批用于外交礼品的特制香烟。这批香烟的烟丝选自云南高原，经过特殊工艺处理，具有独特的香气。烟盒采用了中国传统的掐丝珐琅工艺，每一件都是精美的艺术品，充分展示了中国的传统工艺和现代制造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