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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央苏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毛主席在领导中央红军连续三次取得反“围剿”作战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却突然遭到了政治上的排挤和打压。

1932年1月中旬，毛主席被安排前往距离瑞金城24华里的东华山休养，虽然政治上遇到了挫折，但由于有妻子贺子珍的陪伴，毛主席的心情还不算太糟糕。

此后几年间，像这样断断续续的“休养”还有几次，大权旁落的毛主席在经历了政途上的起起落落后，身旁仍然有贺子珍的陪伴和照料，这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安慰。

毛主席和贺子珍的婚姻生活一共持续了十年。这十年，是毛主席政治上大起大落的十年，是贺子珍忍受生育之苦不离不弃陪伴毛主席的十年。

然而，当他们来到延安，平静的生活刚刚开始时，两人却走向了分离。1937年，贺子珍负气离开延安远赴莫斯科。十年夫妻之情，毛主席是不舍的，为此，他不惜动用特权以组织的名义发电让贺子珍返回，但这些举动依旧没能让贺子珍改变出走的想法。

就这样，贺子珍来到了莫斯科，这预示着两人的婚姻也走到了末路。1939年，毛主席托去苏联的周恩来夫妇给贺子珍捎去了一封信，并在信中宣告了两人夫妻关系的结束。

1941年底，毛主席将两人的女儿娇娇送到苏联陪伴贺子珍，这给刚刚经历丧子之痛的贺子珍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安慰。

1947年，贺子珍在阔别近十年后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1949年，娇娇回到了毛主席身边，而贺子珍则辗转来到上海定居，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贺子珍在孤寂的岁月中思念着女儿，思念着毛主席。

娇娇是在1949年初夏回到毛主席身边的，这段日子是娇娇过得最快乐的时光，毛主席也十分疼爱她，碰到同志就要“显摆”一番，“我家有了会说外国话的洋宝贝。”笑意从毛主席的眼角眉梢处流露出来，叫人忍不住跟着他一起高兴。

然而，1949年9月，随着毛主席的夫人和李讷来到北京，家里的气氛开始变得敏感起来，除了回到父亲身边的喜悦外，娇娇的心中还多了一丝压抑。

送娇娇上学时，毛主席给自己的“洋宝贝”取了个正式名字——李敏。

1958年，李敏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并在第二年秋天，与炮兵副司令员孔从洲的儿子孔令华结婚，毛主席亲自为两人主持了婚礼。

1962年，两人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毛主席很是高兴。此后，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毛主席总要去看看小外孙，亲一亲，抱一抱，陪他玩。

1964年，李敏再三思考后，决定搬出中南海。毛主席得知后，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无奈地说道：“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就这样，李敏和丈夫孔令华离开了中南海，住进了北京兵马司胡同的一处房子里，一家人过上了普通平民的生活，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却很幸福。

1972年，李敏和孔令华的第二个孩子出生，毛主席亲自为外孙女取名“东梅”。孔东梅出生在上海，从小跟外婆贺子珍住在一起，正因如此，她一直没见过自己的外公。

孔东梅虽然从小被照顾得很周到，但小时候的她却很孤单，父母远在北京，外婆又体弱多病，每次看到别人家围坐在一起吃饭时，小东梅的眼里满是羡慕和渴望。

1978年，6岁的东梅被父母接回了北京上学。1979年，父母领着小东梅来到了毛主席纪念堂瞻仰遗容，小小年纪的东梅原本十分懵懂，但当她看到有那么多人前来哀悼、瞻仰外公时，她的内心第一次感到了震撼，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外公是一个伟人。

1999年，孔东梅赴美留学，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国际政治专业。来到异国他乡，这对孔东梅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半年内搬了三次家才逐渐稳定下来，偌大的城市不认识一个人，站在街头毫无归属感，心中一度想要回国。但她最终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

在国外留学的这段经历给孔东梅的人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在这里，她第一次开始从不同的文化观念中看待毛主席、认识毛主席。而在此之前，她对外公的了解其实并不比同龄人多。

2000年，远在美国的孔东梅收到了母亲李敏寄来的回忆录《我的父亲毛泽东》，李敏在书中写到了很多往事，孔东梅看完后连续几个晚上失眠，尤其是书中描述的一些细节，令她久久难以平静。

受此影响，她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并越发觉得作为毛家的第三代人，自己有责任去了解过去的那些事，从外婆、外公到母亲，他们每个人都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历史。这让她萌生了如何才能将这些“红色经典”传承下来的想法。

回国后，孔东梅注册成立了一家文化公司，并开始写书。为了获得更多资料，她先后去拜访过很多认识外公、外婆的人，也去过很多他们曾经去过的地方。

实际上，关于描写毛主席的书籍有很多，但在孔东梅的笔下，相比于那个立下不朽功勋的开国领袖，毛主席更是一个普通人，是儿子、是丈夫、是父亲，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作者的孔东梅也越来越了解外公。

孔东梅在书中写下了外公的初恋，还收录着作为父亲的毛主席给女儿写的家书……她从这样温情的角度向外界展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毛主席。

2005年，《听外婆讲过去的故事》一书出版，孔东梅在书中回忆了自己儿时在外婆身边的一些故事。

此外，孔东梅还向外界揭开了一个秘密，即外婆去世时留下的遗物，分别是与毛主席之间的信件往来和一条颜色已经黯淡的红毛毯。

这条毛毯是当年贺子珍与毛主席结婚时的物件，离开延安时，贺子珍带走了它，并在此后的岁月中，始终将它带在身边。对她而言，这或许已经不仅仅是一件毛毯了，而是她在漫长岁月中对毛主席的思念。

后来，孔东梅还从毛主席的卫士李银桥处得知，毛主席一直以来也有一件珍藏的旧军衣。这件旧衣满是补丁，李银桥还曾劝过毛主席丢掉它。但毛主席却小心翼翼地将它收了起来，一边叠，一边说道：“这是我参加洛川会议时穿的衣服。”

洛川会议召开之际，恰好是贺子珍前往苏联之时。这件衣服曾陪伴着他度过了与贺子珍最初分离时的那段时光，它不仅仅是件衣服，更是承载着自己无数思念和情感的东西。

1979年6月，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贺子珍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而在查找她的档案材料时，大家惊讶地发现这位从1926年便投身于革命的战士竟然没有档案。但在历史事实面前，她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抹掉的。

远在上海的贺子珍得知这一消息后，喜极而泣，有关方面还送来了鲜花表示祝贺。她高兴地对身边的医护人员说：“我还要工作，为四个现代化出力。”

随着贺子珍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消息报道后，这位消失了40年的贺子珍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她的革命事迹和经历也叫人感动不已。

毛主席逝世后，由于种种原因，贺子珍没有参加追悼会。直到1979年秋天，她才第一次来到了北京。贺子珍是井冈山的第一位女党员，全家都是革命者，父母更是为革命牺牲了生命。

贺子珍在女儿女婿的陪伴下，一起来到了毛主席纪念堂，向毛主席敬献花圈，并瞻仰他的遗容，看着躺在水晶棺中的毛主席，贺子珍顿时红了眼，一直盯着，视线久久不愿离开。

不久后，贺子珍住进了北京301医院接受治疗，住院期间，邓颖超、康克清等老战友纷纷前往医院看望她。在北京住了一年多后，她向中央申请返回上海居住。

1984年4月19日，贺子珍在上海病逝，终年75岁，她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参考资料：领导文萃2018年9期、人民周刊2010年3期、党史文苑2009年21期、《京华时报》2016.12.27、中外文摘2009年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