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广、版图最大的帝国，占有“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漠”的辽阔土地，唐比之元，不过三分有其一而已。蒙古铁骑曾令欧亚大陆闻风丧胆，但元朝却不足百年便灭亡退出中原，这与蒙古族的贵族选君制度有很大关系。

1、蒙古贵族始终左右着元朝的皇位继承

中原的华夏族在商周时就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度，“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成为了皇储议立的主要原则。此后诸汉人王朝也继承了这一规则。但汉人的这一套成熟的立储制度并没有被元朝人收为己用。元朝保留了浓厚的草原习惯，皇室储君由众多贵族共同推举。推举皇位继承人的大会就是“忽里台大会”。

元世祖忽必烈曾试图建立起仿效汉族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他立嫡长子真金为太子，真金因病去世后，忽必烈属意皇孙铁穆耳。但是忽必烈死后，铁穆耳并没有像他期待的那样直接坐上皇帝的宝座，而是仍然依据蒙古旧俗，需要得到蒙古诸王的承认才能正式继位。

元朝的皇位继承并没有如忽必烈所设想的形成一个固定原则，蒙古贵族始终在元朝皇位继立中发挥着重要影响。

2、成宗、武宗、仁宗朝混乱的贵族争权斗争为“南坡之变”埋下祸根

从蒙古国到元朝，皇位斗争层出不穷极为激烈。围绕着皇权争夺，也展开了权臣之间的派系斗争。权臣派系之间的倾轧又必然导致皇权不稳。权力争夺循环往复，从未停止。

成宗晚年，卜鲁罕和权相阿忽台勾结把控朝政，意图扶握有重兵的安西王阿难答为帝，与哈剌哈孙想拥立的怀宁王海山争夺帝位。然而哈剌哈孙等人先下手为强，除掉了安西王阿难答，海山很快即位，为武宗，还确立了皇储之位，立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为储君。安西王的弟弟按梯不花因此怨愤难平，成为日后“南坡之变”的元凶之一。

至大四年（1311）年，仁宗继位。延祐七年（1320）正月，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去世，权臣铁木迭儿与太后答己拥立仁宗子硕德八剌继位，是为英宗。按照仁宗与武宗的约定，本应“叔侄相承”，以武宗之子继位。但仁宗之子硕德八剌登上帝位违背了约定，朝中部分贵族对此不满，种下了“南坡事变”的祸根。

3、英宗朝“南坡之变”

铁木迭儿等人以为硕德八剌年幼，可以任意控制拿捏。却不想硕德八剌自幼熟读汉儒经典，锐意改革，整顿朝政，欲推行汉法。铁木迭儿、答己等人十分后悔。

硕德八剌很快提拔了同样有着新政理想的拜住为中书平章政事，对其极为信任和倚重，“朕思天下之大，非朕一人思虑所及，汝为朕股肱，毋忘规谏，以辅朕之不逮”。

朝中形成了两大政治派系，一派代表是太皇太后答己和铁木迭儿一系权臣，另一派代表是意在革除弊政、推行新法的皇帝硕德八剌和大臣拜住。硕德八剌的新法受到顽固权臣派的百般阻挠，他们的政治理想并不能顺利地实现。

至治二年（1322），铁木迭儿和答己相继去世，英宗以拜住为右丞相，“不置左相，独任以政”，君臣二人推行新政，以儒家的伦理纲常为准绳实行汉法，并力图从历朝历代的治乱得失中寻求巩固元朝统治的政治经验，希望建立起中原汉族地主式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

然而新政的推行引起了蒙古贵族中保守势力的不满。兄长被害、怀恨在心的按梯不花也一直蠢蠢欲动，伺机报复。

至治三年（1323）八月，铁木迭儿余党铁失勾结按梯不花等诸王亲贵，以英宗第二怯薛、第四怯薛为内应，自己所领的阿速卫兵为外应，在上都之南十五里的南坡刺杀了英宗硕德八剌和丞相拜住，史称“南坡之变”。英宗英年早逝，年仅二十一岁。

这场惊变过后，蒙古诸王选择了也孙铁木儿为新皇，他长期驻守漠北，与蒙古保守贵族有着一致的利益。诸贵族的利益没有了动摇的风险，他们得以继续放纵在淫靡享乐的生活中。

多数蒙古贵族以征服者自居，对于汉族地主阶级封建文化持不屑的态度。他们反对实行汉法，依靠对下层民众的剥削来维持自身利益。

1、贵族、权臣当政，争权夺利祸乱朝纲

元朝虽然是蒙汉封建主的联合统治，但由于实行种族等级制度，汉族上层实际上被排斥在贵族特权之外。蒙古皇帝和宗室贵族们共同支配帝国权力。

仁宗朝和英宗在位前期，就有元朝中期三大著名权臣之一——铁木迭儿擅权乱政。

仁宗初年，铁木迭儿依仗太后答己的宠信，任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儿“恃其权宠，乘间肆毒，睚眦之私，无有不报”，贪横不法，权势遮天。他还“广树朋党，凡不附己者，必以事去之”，任用亲附谄媚于他的奸人，排除异己，甚至擅自诛杀大臣。元朝政坛本就一片污浊的水更加浑浊了。朝中百官与百姓深恨之，却因答己的宠庇而无计可施。

英宗初期，朝政受制于答己和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儿，欲推行新法处处有阻。铁木迭儿和答己相继病死后，新法推行的阻力才有所减轻。

也孙铁木儿即位后，御史上奏“铁木迭儿在先朝，包藏祸心，离间亲藩，诛戮大臣，使先帝孤立，卒罹大祸”，也孙铁木儿下诏恢复被铁木迭儿陷害大臣的名誉，“存者召还录用，死者赠官有差”，他的皇位得到了朝野上下广泛的认可和支持。

朝廷委任权臣，上下蒙蔽，政治松弛，吏治腐败；贵族只顾一己私欲，争权夺利。自1294年元世祖忽必烈死，至1333年元顺帝即位，四十年之内共更换了十位皇帝，而每一次皇位更替都会引起一番激烈的权力争斗。只有极少数的皇帝才能将龙椅坐得长久。

2、各级政权日益腐朽

蒙古军事贵族在元朝的国家结构中处于中心地位，这是蒙古特有的政治生态。军事贵族的支持与皇帝皇位的稳固休戚相关。皇权要么在贵族辅翼下变得强大，要么在贵族派系倾轧下夭折。

元朝的历代皇帝即位后，为换取其支持都会对蒙古贵族进行大规模的赏赐。如成宗铁穆耳即位时，在忽必烈原定的赐额外，又给勋臣贵族大量加赐。至元朝后期，每一个新帝即位，赏赐给贵族们的金银钞币都在数百万锭以上，还会赐予动辄数百上千顷的土地。如元顺帝赐丞相伯颜田地五千倾，采珠户四万。

宗室内乱、宫廷政变、后妃干政、权臣把控朝野的例子接连不断，朝政混乱。各级官吏巧立名目进行贪污勒索，如撒花钱、拜见钱、生日钱等。足够的钱财能让官府大开方便之门，“任情放选，鬻狱卖官”官位甚至明码标价，官职越高，钱额越巨大。

元代朝廷早已成为一块朽木，从上到下，由里及外腐烂的彻底。

3、百姓不堪为生

钱穆先生说：“蒙古一切政制，并不沿袭中国旧传统，那时在政治上经济上，有许多不合理不合法的特殊利益，分配在蒙古人、色目人、庙寺僧侣、土豪地主的手里……社会上是阶级重重，政治上是处处分割，各地方各阶层，到处有许多世袭的特殊利益在压迫民众”。

蒙古族入主中原后，朝廷将大量的土地赐给勋臣和贵族，还分给他们数量庞大的民户。在北方，蒙古贵族和各族地主利用权势肆意兼并土地；在南方，南宋灭亡后，汉族大地主基本都保留了下来。汉族地主与蒙古贵族相勾结，强夺民田。土地兼并的恶性发展，导致自耕农数量极少，占有的土地也十分有限。

地主利用田地对佃户的剥削日益加重。不仅有沉重的租税，而且地主还任意奴役佃客及家属，甚至将佃户随田佃卖。

官田的租税本比租种地主私田轻，然而除了正租外，还要征收斗面、鼠耗等额外租税，实际所征超过规定数倍。

“佃户终岁勤苦，尽田内所得籽粒，输官不敷”。若年成稍歉，官府仍不依不饶，“上催下并，遂将家业变卖，无资产者卖子鬻妻。或弃生就死者有之抛家失所者有之”，提起公田，百姓痛哭，无不怨恨。

除了缴纳租税外，人民还要应承徭役。在双重盘剥下，一遇灾荒，只能沦为流民四处逃亡。

元代农民负担之沉重，以至于无法维持生计，“于是转徙逃散……尽为穷山饿水而人自相食”。经济破产，人民不堪为生。

元朝政府一开始就执行民族压迫政策。所以自建朝之始，各地就接连不断地爆发起义斗争。随着元朝统治日久，社会矛盾急剧激化，起义规模越来越大，次数也越来越频繁。最终，酝酿成了全国性的大起义，推翻了元朝的统治。

从草原崛起的元朝贵族，摆脱不了蒙古旧俗，并未在农耕大地上找到有效的统治方式。元代后期，吏治腐败，残民以逞，经济凋敝，民生倒悬。贵族贪婪无度，只知争权夺利，骄奢淫逸。军事强大的元朝建立仅数十年就面临崩溃的边缘。

社会秩序不断混杂变乱，最终激化了阶级矛盾和统治民族、被统治民族的矛盾，逼迫被剥削、被压迫民众揭竿而起，元朝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