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土地革命、苏维埃时期，大别山地区就诞生过著名的“豫鄂皖根据地”。

大别山上红旗飘

1947年秋，刘邓大军抵达大别山后，根据地迅速恢复发展。山脉北麓的金寨、霍山；西麓的新县、固始、汉川、光山、罗山；南麓的英山、罗田、红安、麻城等县在后世都成为著名的红色根据地。

不过，看到此处，人们也许会奇怪——大别山南、北、西三个方向根据地星罗棋布，唯独东面的大别山东麓，革命战争的烽火似乎从未在此一烧冲天。原因很简单。革命战争年代的根据地发展都有一个特点——经济不发达、交通不便，属于国民党政权统治的薄弱环节，大别山的南北西三面正是如此。

实际上，大别山峰峦叠嶂，沟渠幽深，易守难攻这个优势，也曾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帮助中国共产党创立了横跨鄂豫皖三省边境的革命根据地。大别山区南控大江可威逼宁汉，北向豫皖而俯瞰中原，革命形势极易震动远近视听。虽然因临近交通线和中心城市，敌军可以朝发夕至，但革命者可以凭借山水阻隔，以逸待劳。

多年之后，毛泽东的目光再次投向大别山区。1947年7月23日，毛泽东向晋冀鲁豫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发来电报说：“刘邓……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

其实，早在1947年2月至3月，蒋介石已被迫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将进攻重点置于解放区的东西两翼——山东和陕北。在国民党军从陕北及山东的漫长战线上，中原地带恰是最薄弱的环节。毛泽东生动地比喻：“蒋介石把他的主要兵力集中于陕北、山东，搞重点进攻，好比两个拳头一张，胸膛就露出了。”

邓小平在《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中则指出，“中原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正当敌人的大门，其中大别山是大门边。”如果国民党方面继续控制大别山地区，则北可屏障长江防线，堵住解放军渡江南进的去路；东西可策应和支援山东、陕北顾祝同和胡宗南等部的重点进攻。

反过来，人民解放军要是进入大别山，则东南可震慑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上海等地，西南可威胁华中军事重镇武汉，北可鸟瞰郑州、洛阳等军事要地，南可截断长江、觑视国民党政权在江南基本统治区，甚至完全有可能迫使进攻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回援来争夺这一战略要地。这样一来，千里挺进大别山就像一把尖刀直插蒋军心脏，可以四面出击，取得战略主动权。

于是，1947年8月7日黄昏，刘邓大军12万余人兵分三路南下。他们利用夜幕的掩护，跨越了陇海铁路，然后，不顾道路泥泞，天气恶劣，向南疾进，走过“黄泛区”。经过20天艰苦行军，刘邓大军甩开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于8月27日至28日渡过淮河，胜利进入大别山区。

当刘邓大军最后一批人马渡过淮河后，淮河水陡涨，把刚刚赶到淮河北岸的国民党军张淦部整编第85师隔阻在大河彼岸。师长吴绍周无可奈何地向张淦报告：“事之成败，实关天意。”他在18年后回忆说：“直到现在，我总还在想事情也未免太凑巧了。”

刘邓千里挺进大别山，把解放战争的战线由黄河流域推移到了长江北岸。人民解放军重建大别山根据地，成为嵌进敌人心脏的一颗钉子。它直接威胁着南京、上海和武汉等地，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这是一个对战争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变化。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特使的魏德迈感慨：“国民党军队兵力上虽占优势，但战略上的主动，则操在共产党之手。”连国民党当局也不得不承认：“大部华北地区,全为匪军糜烂，我全盘战略形势，乃从此陷于被动。”为了防备刘邓大军进一步“逃窜”去南京，国民党军队不得不从解放区战场抽调33个整编旅回防华中，开辟一条新战线。

正如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所说的那样：“中原吸引了蒋介石南线的一半以上的兵力，保证了其他地区的胜利展开。”人民解放军从此进一步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