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十四载（755年），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爆发，至广德元年（763年）结束，这场内乱历经八年之久，战火席卷大唐的半壁江山，大唐的繁荣在战火中付之一炬，苍生饱受涂炭之苦，安史之乱成为中华历史上一次巨大浩劫，不仅使唐朝由盛转衰，更是整个中华文明由开放转向保守的转折点。

“安史之乱”是唐玄宗末年由唐朝将领安禄山与史思明为了争夺唐朝江山的统治权而挑起的内战，“安史之乱”也因这二人而被冠名，这场内战使唐朝人口数量大量减少，国力下降严重。

安史之乱前后历时八年，期间发生过大大小小无数战役，但是唯有“灵宝之战”至关重要，正是由于安禄山手下大将崔乾祐在灵宝西原大败兵马副元帅哥舒翰20万唐军，才导致安史之乱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使一场内战演变成旷日持久的战乱。

“安史之乱”爆发初期，安禄山的叛军一路势如破竹，在很短时间内就攻克了唐朝的东都洛阳，之后安禄山又继续率军向西挺进潼关，与唐军主力相遇，战争进入了几个月时间的僵持，对叛军的形势越来越不利，唐朝的精锐部队相继赶到，加上潼关的守军以及新招募的军队，总兵力达到了20万，远远超过了叛军人数。

而驻守潼关的主帅则是身经百战被誉为常胜将军的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此外唐朝名将郭子仪、李光弼率领十万大军在安禄山的河北老巢取得胜利，叛军随时面临着被切断后路的危险，当时唐朝军队中有不少人认为，宰相杨国忠是造成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因此纷纷建议主帅哥舒翰向唐玄宗提出诛杀杨国忠的要求，虽然哥舒翰没有接受此建议，但却把杨国忠吓得寝食难安。

哥舒翰

六月初四，哥舒翰带着20万大军走出潼关，准备夺取陕州，进而收复洛阳，六月初七，哥舒翰的军队在灵宝西原的黄河河岸与群山之间的狭隘地带遭受了伏击，叛军虽然人数少于唐军，却在战前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其精锐部队埋伏在南面山上，当唐军主力进入埋伏圈后，叛军从山上投下滚木、擂石，并用焚烧的草车堵住了唐军退路，唐军在狭小的空间内乱作一团，相互踩踏死伤无数，数十万大军仅剩8000人逃回，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灵宝之战”。

叛军之所以短时间内取得辉煌战果，安禄山麾下番汉联军战力非凡，然亦有多重因素助力。其兵力充沛、战术灵活，加之地理优势与民心所向，皆为不可忽视之要素。

安禄山叛乱之初，经过长时间的精心策划与布局，使得战争伊始便展现出明显的优势。他的行动充满计谋，对手则显得措手不及，完全是以有备而来对毫无防备。

玄宗对安禄山的过度信赖与纵容，导致他的势力日益壮大。然而，叛乱的突然降临，使得唐廷措手不及，无法及时应对，进一步加剧了局势的恶化。

天宝十五载（756年）元旦，安禄山在占领东都后，迫不及待自封大燕皇帝。然而，他真正掌控的领土仅限于河北的范阳老巢和新征服的河南西部，版图有限，实则外强中干。

康轧荦山

“大燕帝国”领土有限，唐朝大军遍布其外。洛阳西去，潼关如磐石般坚固，哥舒翰率二十万精兵扼守险要。而近在咫尺的关中，对于安史叛军而言，却仿佛遥远难及的天边。东、南两侧，安禄山的军队亦遇唐军顽强抵抗，进军荆楚、江淮受阻，无法顺利占领南方财赋要地，其期许占领南方的愿景终成泡影，无奈退却。叛乱骤起，河北义军纷起响应。郭子仪率朔方军在河东捷报频传，至天宝十五载（756年）五月，洛阳与范阳联系尽断。南北隔绝，人心思归，惶恐之情已在燕军中悄然滋生，构成最大威胁。叛军虽表面上势如破竹，实则已尽显疲态。安禄山困守中原，兵力受阻，四面受敌，已然心生退意。他有意放弃洛阳，退守范阳，以保实力。若局势维持当前态势，安史之乱有望提前终结。即便安禄山退守河南，其顽抗之力亦将大减，对大唐王朝的破坏与冲击必将降至最低，这对国家而言，无疑是一大幸事。

安史之乱期间，李隆基的转变令人瞩目。他由一位明智的君主逐渐沦为昏庸无道之君。此过程，他以实际行动向世人展示，其蜕变的轨迹清晰可见，可谓是从明君到昏君的完美诠释。

唐玄宗初用李林甫、杨国忠等奸佞之徒，朝堂混乱不堪。后又纵容安禄山，使其势力日盛。无原则之宠幸，终致安禄山叛乱，国家动荡不安。

洛阳沦陷后，唐王朝虽受重创却非致命。战败缘由错综复杂，然玄宗偏听谗言，误信不实之词，竟迁怒前线将领。封常清、高仙芝等名将无辜受害，被赐死潼关，实乃朝廷之大不幸。

大敌压境，玄宗却自断臂膀，实乃愚蠢至极。然而，其昏聩之行尚未止步。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初，李隆基又骤得密报，此情报犹如惊雷，几乎颠覆众人命运之轨……

杨钊

关于此事的渊源得回溯到潼关守将哥舒翰与宰相杨国忠之间的纷繁纠葛。这两人的关系复杂多变，彼此间的恩怨情仇，正是此事件的关键所在。

安禄山兴兵以“清君侧、诛杨国忠”为名，朝野普遍认同，因杨国忠恃宠擅权、跋扈专断，方致大唐陷入战乱之祸。其祸源，实乃杨国忠之所作所为。叛乱发生后，诛杀杨国忠的呼声持续高涨，甚至连哥舒翰的部将也煽动他回师长安，为百姓除害。人们普遍认为，杨国忠的罪行必须得到清算，以维护国家的安定与公正。领兵回京等同反叛，哥舒翰坚拒之。然其扼守距京不远的潼关，统领雄师二十万，对杨国忠而言，犹如悬于头顶之利剑，时刻威胁其安全。

就地理位置而言，杨国忠心中的不安并非源自千里之外的安禄山，而是更近在咫尺的哥舒翰。哥舒翰的存在，犹如一颗隐形的定时炸弹，时刻威胁着他的安宁，让他夜不能寐，食不甘味。

杨国忠为防哥舒翰突袭，暗布上万精锐兵力，以增援潼关为名，命亲信杜乾运统领，秘密进驻潼关背后的灞上之地，以备不时之需，确保战局稳固。哥舒翰终因杜乾运背后插刀之举而大怒，他深知大局为重，遂上奏玄宗，请求将杜乾运之军划归潼关统一调度，以确保战局之稳定与胜利之希望。李隆基未觉统兵将领与朝廷权臣之暗斗，遂应哥舒翰所求。杜乾运奉召至潼关，却以莫须有之罪名被诛，李隆基对此毫无察觉，一切进展得如此顺利。

杜乾运之死，令杨国忠忧心如焚，日夜不安。权衡利弊后，他舍弃国家大义，指使手下捏造情报，谎称叛军大将崔乾祐仅以四千疲弱之兵据守陕郡，以图安抚人心。玄宗闻此佳音，满心欢喜，以为反攻之机已至。遂急令镇守潼关之哥舒翰，尽遣精锐之师，主动东进，以破敌军。期冀一举扭转战局，重振大唐雄风。

安史之乱形势图

这份情报漏洞明显——叛军皆为身经百战的勇士，何来老弱病残之说？再者，长安乃叛军首要目标，安禄山岂会仅派四千兵马进攻？此种安排实难令人信服。

然而，年老的李隆基已不再能明辨是非，更未深思，他之所以能于关中安稳度日，皆因长安之外有潼关天堑，更有哥舒翰率二十万大军坚守，有效阻挡叛军西进之路。

实在难以置信，这位曾在政治漩涡中屹立不倒、开创“开元盛世”的英明君主，晚年竟然会变得如此糊涂、昏庸。他的智慧与决断似乎都消失殆尽，令人扼腕叹息。

皇帝昏聩，然将领仍明辨是非。哥舒翰连夜疾书奏疏，言安禄山狡猾多谋，断不会仅遣四千兵攻长安。若陕郡真如情报所示空虚，必是叛军设下的陷阱。“然翰亦不自安，又谋久不决。数奏言：‘禄山虽窃据河朔，不得人心，请持重以敝之，待其离隙，可不血刃而禽。’贼将崔乾祐守陕郡，仆旗鼓，羸师以诱战。觇者曰：‘贼无备，可图也。’帝信之，诏翰进讨。翰报曰：‘禄山习用兵，今始为逆，不能无备，是阴计诱我。贼远来，利在速战。王师坚守，毋轻出关，计之上也。且四方兵未集，宜观事势，不必速。’”同时，郭子仪与李光弼向玄宗献计，主张实施全面反攻范阳的战略。他们强调，目前应固守潼关，牵制叛军主力，避免轻率出击，以确保战局稳定。

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玄宗不顾前线帅将苦劝，毅然下令哥舒翰出关迎战。潼关前，哥舒翰痛彻心扉，泪洒疆场，最终，在万般不舍中，他率领二十万大军，悲壮出征。“而帝入国忠之言，使使者趣战，项背相望也。翰窘不知所出。六月，引而东，恸哭出关，次灵宝西原，与乾祐战。由关门七十里，道险隘，其南薄山，北阻河，贼以数千人先伏险。翰浮舟中流以观军，谓乾祐兵寡，易之，促士卒进，道岨无行列。贼乘高颓石下击，杀士甚众。翰与良丘登北阜，以军三万夹河鸣鼓，思礼等以精卒居前，余军十万次之。乾祐为阵，十十五五，或却或进，而陌刀五千列阵后。王师视其阵无法，指观嗤笑，曰：‘禽贼乃会食。’”

灵宝战场态势图

唐军人数虽达二十万，然多为新募，精锐仅王思礼所率五万骑兵。守天险自是无虞，然若主动出击，哥舒翰并无必胜之信心。精兵有限，难以制胜，需谨慎行事。

潼关地位举足轻重，不仅是军事要冲，更是长安东面不可或缺的屏障。西行则是一片坦途，直达关中平原，长安近在咫尺。若战事失利，潼关防线告急，后果难以预料，后果极其严重。

唐军二十万，六月初四挥师前行，四日后至灵宝西原，与潼关仅一步之遥。此时，崔乾祐，燕军猛将，已从陕郡调兵至此，严阵以待，双方对峙，气氛紧张。

此地虽名“原”，实则地形险峻。北依黄河之威，南靠崤山之峻，其间更有狭窄隘道长达七十余里，非一马平川之景，实为兵家必争之地。此地形既不利大军全面展开，又易导致部队拥堵，更存遭遇伏击之虞。若在平日，经验丰富的哥舒翰必不会贸然进攻。然而，当前形势所迫，他不得不重新审视战略。

精锐骑兵直捣燕军前阵，其势如破竹，敌军溃不成军，慌乱逃入隘道。唐军士气高涨，趁胜追击，势如破竹，一路追击溃敌。王思礼率领的唐军正势如破竹，主力悉数涌入隘口时，战场形势突变。“及战，乾祐旗少偃，如欲遁者，王师懈，不为备。伏忽起薄战，皆奋死斗。翰以氈蒙马车，画龙虎，饰金银爪目，将骇贼，掎戈矢逐北。贼负薪塞路，顺风火其车，熛焱炽突，腾烟如夜，士不复相辨，自相斗杀，尸血狼籍，久乃悟。又弃甲奔山谷及陷河死者十一二。有粮艘百余，军争济，艘辄沉，至缚矛盾乘以度，喧叫振天地。贼乘之，奔溃略尽。始，斗门有三堑，广二丈，深一丈，士马奔籥相压迮，少选堑平，后至者践之以入。既败，翰引数百骑绝河还营，羸兵裁八千，至潼津，收散卒复守关。乾祐进攻，于是火拔归仁等绐翰出关，翰曰：‘何邪？’曰：‘公以二十万众，一日覆没，持是安归？公不见高仙芝等事乎？’翰曰：‘吾宁效仙芝死，汝舍我。’归仁不从，执以降贼，械送洛阳，京师震动，由是天子西幸。禄山见翰责曰：‘汝常易我，今何如？’翰俯伏谢罪曰：‘陛下拨乱主。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土门，来瑱在河南，鲁炅在南阳，臣为陛下以尺书招之，三面可平。’禄山悦，即署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执火拔归仁，曰：‘背主忘义，吾不尔容。’斩之。翰以书招诸将，诸将皆让翰不死节。禄山知事不可就，囚之。东京平，安庆绪以翰度河。及败，乃杀之。”

李隆基

灵宝之战结束后，唐朝军队元气大伤，大势已去，叛军则乘胜追击，迅速攻下了潼关，兵锋直逼长安，六月十三，唐玄宗星夜逃往四川，“安史之乱”演变为一场真正危及大唐帝国的浩劫。

玄宗逃离次日，马嵬驿兵变骤起。愤怒的士兵将权臣杨国忠斩杀，随后更逼李隆基下令处死其挚爱杨贵妃。此举震惊朝野，玄宗无奈顺应众意，忍痛下令。玄宗孤身继续西行，太子李亨则留驻民间，率两千余众北上重整旗鼓。同年七月，李亨在灵武得三军拥护，顺利登基称帝，与玄宗分道抗敌，守护国家安宁。

李唐皇室更迭之际，灵宝之战的失利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与此同时，古都长安亦遭受叛军肆虐，曾经的繁华都市沦为一片狼藉，百姓流离失所，人间地狱般的景象令人痛心。灵宝之战成为转折点，长安陷落后，唐燕对峙局面急转直下。唐军精锐损失殆尽，平叛良机错失，军民信心受挫。兵祸蔓延，安史之乱陷入混乱，盛唐在血泊中黯然落幕。

虽然“安史之乱”最终以唐军的胜利结束，但这场战役对大唐王朝的影响却是深远而致命的。

首先，大唐自贞观至天宝的繁荣，都埋葬在这场战乱中，大唐王朝自此由盛转衰。其次，“安史之乱”使大唐失去了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吐蕃军队趁虚而入，侵占陇右及河西走廊一带，从此大唐王朝时刻面临着边疆不稳的隐患。最后，“安史之乱”加重了百姓负担，随着战乱造成的经济损失和人口减少相当巨大，朝廷不得不将繁重的赋税增加到仅剩的百姓身上，这迫使许多无力缴纳赋税的百姓揭竿而起，形成了又一次的农民起义。而黄巢起义再次吹响了大唐谢幕的号角，巍巍大唐如一艘巨轮渐渐沉默在历史的长河中，若细究大唐灭亡的原因，那答案早已藏在了“安史之乱”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