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袭数千年之久的中国书法艺术，对于传统的依赖性很强。这主要是因为书法所赖以表现的对象是文字符号。文字的符号由六书而隶变，由隶变而楷则，基本上已经定型化，它给书家所留下的创造性余地是非常之小的。

一、书法的书写要在文字符号固定不变的条件下求创意。对于书法来说，继承传统的主要方式是临摹。临摹了上百遍的法书，即使不成书家，至少可以写得一手好字;“熟读唐诗三百首”，即使不成诗人，至少“不会做诗也会吟”。虽然，临摹、模仿不一定能出名家，但名家的个性独创，正从临摹、模仿的传统继承而来。临摹不要怕重复，其实每一次重复都是一次新生，犹如蜕皮，脱胎换骨。艺术有一句话叫做重复就是力量，贝多芬的命运，九个乐章一直在重复着一个旋律。

二、临摹的目的，主要在于技法、技巧的学习，但同时也有助于悟道的修养。所谓“爱其书兼取其为人”，“学其书兼学其为人”。由于书品与人品的统一性，所以，当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临摹王羲之或颜真卿的书法，则不仅可以学到他们的笔法、结体和章法，同时也必然潜移默化、有意无意地为他们的风韵或道德所感染。临摹古人的书法，陶冶自己的气度。

三、临摹虽是学习书法的不二法门，但书法却未有学古而不变的。不同的人临同一本帖，因临习者的不同个性而结果个个不同，即使同一个人临同一本帖，当临习时的着眼点不同，或取其势，或取其韵，或取其度，或取其体，或取其用笔，或取其行气，或取其结构分布，当其有所取，则临习时的精神也专注于某一端，所以结果不仅与原帖不会完全相同，而且也肯定个个不同。

四、临摹包括“读帖”(读帖又称“意临”)以及“背帖”(又称“背临”)。历史上的名家，如赵孟頫、董其昌，乃至近代的于右任、沈尹默等等，无不在临摹前人的传统方面铁砚为穿，然后得以登堂入室，既而破门而出，自立门户。黄庭坚说：“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志工拙，字特瘦劲，乃似柳诚悬;中岁喜学颜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至于笔圆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反之，南齐时的张融，他的草书，无视古法，师心独创，齐高帝批评他：“为什么不学二王的法规?”他放言说：“非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但历史是无情的，二王千古不灭，而张融又安在哉!

五、学习书法必须从临摹入手，所以不能不似古人，不似则失其所以为书法，这是传统艺术的特点。凡是书法家则必须一半是文人，一般是匠人。他要有文人的妙悟，要有匠人的巧手，只有匠人的巧手而没有文人的妙悟，则不能有创作;只有文人的妙悟而没有匠人的巧手，虽有创作但又难尽善尽美。妙悟来自文人的修养和灵性，巧手可得于模仿和苦练。匠人虽看似平庸，但决不可少。什么是匠人，就是对某种书体临摹得得心应手，一旦让他脱开，抒发一点自己的理念，他们的面前则被一道墙阻隔，这道墙就是“文化”。

六、在学习书法的过程中，有些传世法贴 ，可由“法”的角度切入，通过临摹，不断掌握，如二王，颜、柳、欧、赵、虞、王等。而有些书家的作品，如果也以法的角度入手，那将不得要领，东施效颦。所以只能以“意”的角度学习其思想、胆识，继而领略其以笔墨为载体的心灵和人格之美。学这种法帖切忌依样画葫芦，如张旭、苏轼、二大、徐渭、傅山等。这类似李杜两大诗人。胡应麟：“李、杜二家，其才本无优劣，但工部体裁明密，有法可寻；青莲兴会标举，非学可至。”通俗的说，学第一类书家的字有可操作性;而第二类书家的字，如李广用兵，神出鬼没，无迹可寻。所以要以气、以情、以意而不是靠“法”来驾驭手中之笔。

谭延闿（1876年-1930年），字组庵，湖南茶陵县人，1904年中进士、他二十八岁点翰林，授翰林院编修，后与时偕行，支持立宪；辛亥鼎革，又赞成革命，追随孙中山，后与汪精卫合作，又与蒋介石结盟，直至逝世。善书法，为民国颜体第一人，时人以得其只字片纸为荣；喜吟咏，著有《祖盦诗集》、《慈卫室诗草》、《祖盦诗稿》等。

谭延闿的书法师鲁公，其楷书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竖画多用悬针法，起笔沉着稳重，顿挫有力，使人感到貌丰骨劲，味厚神藏。一洗清初书坛姿媚之态，所不足者，少自家面目。

于右任先生每论时人书法时必曰：“谭祖安是有真本领的。”

马宗霍评其书云：“祖安早岁仿刘石庵，中年专意钱南园、翁松禅两家，晚参米南宫，骨力雄厚，可谓健笔。”

谭延闿是进士出身，入翰林院，有很高的学养。能巧妙地从前人书中吸收营养，从而形成了自己宽博温厚、含蕴性灵、雄健开阔的韵致。此谓百学不能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