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实际上是唐朝藩镇割据的延续，而赵匡胤彻底解决了藩镇问题，加上他在位的时间比较长，有充足的时间去消除隐患。

我们看看从唐朝灭亡到五代十国政权轮替就大概能了解了。

唐朝是亡于藩镇，被藩镇军阀朱温给灭掉的，朱温灭唐后，建立的后梁政权最后是被割据在山西北部的沙陀人李存勖灭掉的，而李存勖的父亲叫李克用，是唐朝末年著名的藩镇军阀之一。

李存勖灭后梁之后，建立后唐政权，但是很快，李存勖的后唐发生内乱，由于他后期荒废朝政导致民不聊生，连军队也受到严重影响。

由此连续引发邺都兵变、兴教门之变，李存勖也死于兵变中，事发后，由李克用的养子李嗣源继承了后唐王朝的帝位。

这些重大兵变属于地方叛乱，反对朝廷，跟唐朝时代的藩镇叛乱本质上是一样的。

李嗣源死后，他的儿子李从厚登基为帝，但李从厚却寝食难安。

因为先帝李嗣源的养子李从珂是凤翔节度使，手握重兵，李嗣源的女婿石敬瑭是河东节度使，也同样手握重兵。

这两个节度使跟唐朝的藩镇本质上是一样的，他们都拥有能够对抗朝廷的武装。

但是李从厚这个新任皇帝，实在是缺乏政治头脑，他想直接削掉这些手握重兵的节度使，因此直接下旨将李从珂调离凤翔，改任河东节度使。

这个意图再明显不过了，凤翔是李从珂的老巢，他手下的兵将只认他，一旦离开了凤翔，调到别的地方，尽管还是节度使，可新的地方，那些兵将都不是自己的，相当于无形中就严重削弱了他的兵权。

李从珂当然是不愿意的，于是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讨伐朝廷，皇帝李从厚也不愿示弱，随即调集大军讨伐叛军，结果朝廷大军被打得大败。

叛军随即挥师直指后唐都城，不久之后杀入京师，干掉了李从厚，然后李从珂自己登上了皇位。

但李从珂在皇帝的位置上也寝食难安，因为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也手握重兵，对自己来说是个威胁。

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李从珂显然头脑不够发达，犯了和李从厚一样的错误，他也采取了和李从厚当初对待自己一样的办法，下旨将石敬瑭调离河东，改任天平节度使。

一模一样的操作啊，简直了.......

石敬瑭当然不愿意离开老巢，于是也想举兵反抗朝廷，但是石敬瑭的实力不是很强，他担心凭自己的力量干不过李从珂，所以干了一件十分可耻的事情。

他向契丹称臣，认了比自己小11岁的契丹国主耶律德光为义父，并献上燕云十六州，以换取契丹出兵帮自己。

耶律德光收了好处后，亲率5万骑兵南下进攻后唐，与石敬瑭一块儿攻灭了后唐政权。

所以，后唐的结局和唐朝一样，也是亡于藩镇。

而且在后唐版图中又分裂出两个割据政权，荆南节度使高季兴也趁后唐内乱，自立为帝，建立南平政权。西川节度使孟知祥在李嗣源时代于蜀中自立为帝，建立后蜀。

这这种内部的分裂，跟唐朝的藩镇一个道理，都是地方节度使宣布脱离朝廷的控制，自立为王。

注意，这里面有个关键名词：节度使。这个词汇在后面还会反复出现。

石敬瑭引契丹人灭了后唐以后，建立后晋政权，这个后晋的灭亡就比较特殊了。

石敬瑭死后，他的儿子和契丹人闹翻了，结果耶律德光再度率大军南下，一举攻灭后晋，但契丹人在中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抵抗，不得不北还。

后晋王朝以前任命的河东节度使刘知远趁契丹人北还时，挥师占领了后晋所有地盘，并宣布称帝，建立后汉政权。

刘知远死后，他的儿子刘承佑太年轻，所以刘知远临死前给他儿子指定了几个辅政大臣，除了文臣之外，还有掌握兵权的大将郭威。

没想到的是，刘承佑登基后，认为辅政大臣掣肘了自己，于是先后干掉了几名辅政大臣。

最关键的是，刘承佑还认为郭威手握重兵，对自己是个威胁，所以试图干掉郭威。

没想到事情泄密，被郭威收到消息，为了保命，郭威于是率领军队反抗朝廷，刘承佑一怒之下杀了郭威全家，这也是郭威后来为什么传位给柴荣的原因。

郭威干掉刘承佑后不久，宣布称帝，建立后周政权。

几年后，郭威病逝，传位于柴荣，但柴荣仅仅在位五年便英年早逝，所以在死前也给自己7岁的儿子柴宗训指定了几名辅政大臣，其中就包括掌握兵权的赵匡胤。

可柴荣怎么也想不到，他死后不久，赵匡胤就发动陈桥兵变，夺了他儿子的皇位，建立宋朝。

赵匡胤篡位后，后周的昭义节度使李筠、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先后起兵反对赵匡胤，结果都被镇压。

看到了吧，直到赵匡胤篡位的时候，节度使这种藩镇首脑都还有能力起兵对抗朝廷。

所以，通过以上这一连串的政权更迭，我们大致能找到唐朝中后期到五代十国期间，存在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地方藩镇手握重兵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朝廷中手握重兵的大将心怀异心的问题。

这两大问题既是唐朝存在的痼疾，也是五代十国以来的痼疾，最早的时候，唐朝也在解决这俩问题，只是治标不治本。

安史之乱以后，为了能与地方藩镇对抗，唐朝组建了中央嫡系军队，就是著名的“神策军”，这支军队直接隶属于朝廷，是皇帝与藩镇对抗的资本。

这是解决藩镇问题而采取的方案。

另一方面，为了防备朝中武将谋反，唐朝对武将的兵权采取了特殊的处理，就是将神策军的兵权交给宦官。

武将没有兵权，自然就没有谋反的资本，而宦官掌握了兵权，则又引发宦官专权的问题，唐朝中后期，宦官废立皇帝，杀皇帝，都是常有的事，就是因为宦官掌握了朝廷嫡系军队兵权，才那么嚣张。

但是，唐朝的这种解决方案治标不治本，既无法铲除藩镇割据问题，也无法从根源上防止武将谋反，却反过来导致藩镇不断坐大，宦官专权越来越严重，最后亡于内忧外患。

内忧就是朝廷内部宦官专权，大臣之间又形成朋党，互相攻击，陷于内耗，外部则是藩镇对朝廷步步紧逼，最后被藩镇军阀朱温取代。

而赵匡胤要做的，就是找出新方案，从制度上彻底解决这两大痼疾。

首先是对于藩镇问题这一块，其实早在柴荣时代就已经开始解决。

柴荣曾经展开一次大规模改革，而军事方面的变革就是交给赵匡胤来负责的，当时赵匡胤针对中央禁军的兵源进行了重大调整。

以前的中央禁军，都是在京城附近的地区征兵，而且也没有太严格的筛选条件，毕竟五代十国的军阀们天天忙着打仗，有兵就行，根本没工夫去管兵源的问题。

后来柴荣继位之初，北汉进犯，柴荣御驾亲征，结果在高平之战中，中央禁军不堪一击，甚至出现了临阵投降的一幕，这令柴荣十分恼火。

因此回来以后就对禁军展开了整顿。

最关键的就是在兵源问题上动了刀，根据新的募兵方案，赵匡胤在中央禁军的选拔上，直接在后周控制的全国范围内进行海选，广征天下壮士，吸收优质兵源。

而且还要求各地的节度使从地方藩镇军队中挑选精壮战士送到京城，编入中央禁军。

中央禁军的待遇好，福利高，工资也高，此方案已经发布，很快就吸引了广大青年壮汉踊跃参加。

当然了，筛选条件也是提高了很多的，青壮年男子报名参加选拔后，还要通过严格的筛选条件，才能正式成为禁军的一员。

从此以后，后周的中央禁军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暴增。

最关键的是，此举直接从民间将天下壮士收入禁军，而且还抽调了藩镇军队中的精锐战士，这样以来，中央禁军的兵源十分优质，而藩镇军队却因此缺乏优质兵源，军队战斗力也被削弱。

这场军事变革，就是针对唐朝以来藩镇问题的第一次调整，在兵源方面削弱了地方藩镇。

几年后，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但藩镇问题并未彻底解决，依然出现了节度使起兵反抗朝廷的事件。

所以，赵匡胤在镇压了叛乱之后，立马就开始着手解决这些问题。

在藩镇问题上，赵匡胤采取了宰相赵普的建议：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

这12个字就是解决藩镇问题的精髓。

唐朝中后期到五代十国，藩镇军阀为什么尾大不掉？

因为地方节度使一个人就掌握了辖区内的大小官员任命，控制了辖区内的财政收入，完全掌握着军队，这是相当可怕的权力。

相当于节度使一个人就完全掌控了当地的财权、兵权、行政权，集财、政、兵三种权力于一身，俨然就是当地的土皇帝。

所以，解决藩镇问题，就是围绕着财、政、兵三种权力来进行的。

所谓的“削夺其权”，就是削弱甚至剥夺节度使在当地的行政管辖权。

根据新的制度，节度使不能再私自任命官员，辖区内的一切大小官员都必须由朝廷任命，这是收回行政管辖权。

然后，由朝廷派官员到当地州县担任知州、知县等地方官，在知州和知县以外，再设立通判一职，用于制衡知州。

在宋朝，通判与知州同领州事，很多时候，辖区内的公文必须通判与知州共同签署，才能生效，而且通判还担负起监督知州的职责。

这样一来，不仅节度使没有了任命官员的权力，就连当地知州、知县，他们的权力都受到通判的制衡。

所谓的“制其钱谷”，就是从节度使手中收回财政大权。

以前唐朝中后期的时候吧，各地节度使中，有些就把地方的赋税等收入少量交给朝廷一点，自己留着大头，有些比较嚣张的干脆就将财政收入全部据为己有，然后用这些钱养兵。

节度使们私自扣留了当地赋税收入以后，拒不交给朝廷，那么朝廷就会缺钱，没钱就不能扩充军备，不能干其他大事，这样就会使得藩镇坐大，朝廷势微。

因此，赵匡胤在这方面的改革就是，出台新制度，剥夺节度使的财政权，再由朝廷设立“转运使”一职，专门派官员负责当地的财务，节度使无权插手。

以后每年的地方收入，都会预留少量一部分来维持地方开支，其余大部分都要运往京城，充入国库。

如此一来，节度使的财政大权被剥夺，没有钱，就无法招兵买马，更没有能力起兵对抗朝廷了。

所谓“收其精兵”，就是弱化地方藩镇的兵源素质。

这个问题在前文已经讲过了，就是从柴荣时代就开始干的事情，只不过赵匡胤称帝以后，进一步加强了。

大致就是从宋朝控制的全境范围内海选天下壮士，并且从地方藩镇的军队中抽调精锐战士编入中央禁军。

为了让地方上能贯彻到底，朝廷甚至在中央禁军中专门挑选最精锐、最精壮的士兵，以这些士兵的体格、身高、体重等条件作为标准，将士兵们送往各地，要求他们按照这些送来的士兵为标准，选拔精锐壮士，送到京城。

就这样，地方藩镇的兵源也被彻底弱化，别说节度使已经没钱招兵买马了，就算有钱，由于精锐都被招募到中央禁军了，剩下的都是歪瓜裂枣，没有优质兵源，他也招募不到精锐军队，顶多能拼凑出一支乌合之众而已。

这种做法也被称作“强干弱枝”。

以上这些是针对藩镇割据问题而制定的新制度。

另一方面，针对朝中武将谋反的问题，赵匡胤也在制度上进行了复杂的设计。

首先是针对军队的权力机构进行改革。

宋朝建立之初，还是采用后周时代的制度，赵匡胤的改革就是从中央禁军的管理和权力分配开始的。

原本，中央禁军由殿前司和侍卫司两支军队组成，赵匡胤的改革首先就是将中央禁军拆解整编，改组为殿前都指挥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三支队伍。

三支队伍被称作“三衙”，而三衙的长官分别称为殿帅，马帅，步帅，合称三帅。

如此一来，中央禁军的权力被一分为三，三支军队互相制衡，没有人可以做到一家独大，要是其中一支发生变乱，另外两支随时可以将其扑灭。

紧接着，在军队最高权力方面，赵匡胤也从制度上进行了优化。

根据新的制度，朝廷的枢密院作为最高军事机构，枢密使就是最高军事长官，并且拥有调动全国军队的权力。

但是，枢密院和三衙之间形成了一种制衡关系。

按照新的制度规定，枢密院虽然有权调动全国兵马，但这种调动必须有皇帝盖章签字的诏书才能生效，这么一来，枢密院实际上就成了皇帝的秘书，没有皇帝的诏书，枢密使也无权调兵。

其次，枢密院尽管有调兵之权，却没有统领军队的权力。

所谓统领军队，就是军队平时的管理、训练等，不归枢密院管，而是由三衙长官负责。

这样的话，枢密院有调兵之权，却不能掌管军队，而三衙平时掌管军队，却没有调兵的权力，两种机构互相形成制衡关系。

按照史书的话，就是“兵符出于枢密，而不得统其众，兵众隶于三衙，而不得专其制”。

还有个关键的地方是，如果需要打仗的时候，三军统帅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平时一般是没有军队统帅的，而是打仗之前，由皇帝临时任命一个合适的人选作为军队统帅，授予其兵符，统兵出征。

等战争结束后，这名被临时任命的军事统帅必须回朝将兵符交还到枢密院。

也就是说，在军事机构互相制衡以外，军队的统帅也只是临时工，在这种制度下，朝中大将是不可能长期统领一支军队的，兵和将是分离的，所以几乎不可能出现武将专权或者武将谋反的事情。

此外，就连普通士兵也受到了制度上的制衡。

根据宋朝的制度规定，中央禁军要分一半驻守边疆，一半驻守京城附近。

最关键的是，各部驻军要定期换防，驻守京城附近的禁军要定期和驻守边疆的禁军轮换，防止军队长期待在一个地方拉山头形成独立派系。

而且这么做还有个好处，可以形成京城与地方互相制衡的局面。

就是说，如果京城发生变乱，驻守外地的禁军联合地方武装可以随时进京勤王，如果地方发生叛乱，驻守京城的禁军也能及时出兵平乱。

就这样，宋朝的军队由此形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的现象。

可以说，宋朝在针对军事方面的制度设计，从顶层制度到基层，从最高军事长官到底层士兵，都被制度所限制，形成复杂的制衡体系。

最后提一点就是，赵匡胤最开始为了防止武将篡位的事情，整了一出“杯酒释兵权”的戏码。

在酒桌上把话挑明了，他手底下那些昔日追随他征战沙场，立下赫赫功劳的大将，纷纷主动交出兵权，然后被封了一些地位高的虚职，给其荣华富贵，既解除了朝中大将的兵权，又保全了这些功臣。

所以说，宋朝为什么能避免唐朝的藩镇之乱，为什么没有成为五代后的第六代，就是因为赵匡胤从制度层面，进行了最彻底的改革，形成了复杂的制衡体系和对武将的权力限制。

使得武将基本不再有能力搞事情。

但是宋朝在针对武将问题上也是矫枉过正，宋朝因此从整个社会层面形成了严重的重文轻武风气。

虽然说重文轻武在历朝历代都存在，但其他朝代的重文轻武只是权力制衡的一种手段，一般只限于朝廷中顶层掌权者的博弈。

而到了宋朝，就完全变了，所谓的重文轻武，实际上演变成了一种十分“畸形”的社会风气。

在这种风气下，上至朝廷大臣，下至平民百姓，对武将普遍有一种歧视的心理，宋朝的士大夫阶层甚至给武将起了个蔑称，叫做“赤佬”。

我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宋朝名将狄青，当年在北宋名臣韩琦麾下，与西夏作战期间，狄青的战友焦用有个部下对他不满，于是向韩琦诬告焦用克扣军饷，结果韩琦当即就要将焦用斩首。

狄青知道后，立即赶去为焦用求情，说焦用在战场上身先士卒，多次为国立功，是个好儿郎，因此请求赦免他的死罪。

谁知，文官韩琦当即嘲讽道：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此岂得为好儿耶？

言外之意就是，焦用只是个臭当兵的，区区武夫而已，怎么配得上好儿郎这个称呼？

这是对武将赤裸裸的歧视。

第二个，狄青时代的北宋，有个叫尹洙的文官，此人曾经公开表示，就算一个人统领数十万大军，收复燕云十六州，驱逐胡虏于漠北，凯旋而还，献捷太庙，这样的功绩也比不上状元及第风光。

想想看，收复燕云十六州是什么样的功绩，打击周边胡人政权，驱逐胡虏，追亡逐北，封狼居胥，自古以来是多么耀眼的功勋。

然而在宋朝的文人看来，这都比不上考中状元风光。

第三个，宋仁宗曾经开办过一次军事学校，结果报名人数寥寥无几，因为做武将没有前途。

宋朝的朝廷权力机构绝大多数都被文官掌控，武将是属于从属地位的，即使再厉害，战功再多的武将，就算做到最顶层，也只能屈居于文官的领导之下，永远做不了朝廷权力机构的主官。

因此，在宋朝参加军事学校，做武将，当兵，是没有前途的，而读书考中状元，则可做到位极人臣的地步，两者差距甚大。

所以，在宋朝，从整个社会层面，上到朝廷大臣，下到普通百姓，对于武将是有歧视心理的。

此外，到了后面，宋朝在发生战争时期，对于兵权这块又演变成了文官领导武将，战时由文官担任军事统帅，武将为副的权力架构。

这样又导致不懂军事指挥的文官去指挥军队作战，往往多败绩。

总而言之，宋朝时代就是武将的地位被无下限贬低，文官的地位被无上限拔高，宋朝的武将实际上是被踩到地上无法翻身的地步。

这也是自从赵匡胤时代开始矫正唐朝以来藩镇割据和武人称雄，无法无天这种局面，最后矫枉过正，留下后遗症导致的。

矫枉过正的结果就是适得其反，到头来反噬了自身。

当然了，宋朝虽然武德不行，但宋朝能够活过300年，超越历代王朝300年周期律，这跟宋朝复杂的权力制衡架构是有很大关联的。

参考文献：《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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