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1924年10月下旬，紧随着打败商团军的胜利之后，广州革命政府又迎来了一位苏俄军事顾问，他就是接替前不久牺牲的巴甫洛夫将军、前来担任孙中山军事总顾问的加伦将军。

此后几年，广东以及北伐战场上赢得的军事胜利与他的名字紧紧连在一起，使他的名声和影响同鲍罗廷并驾齐驱。

加伦将军1890年出生于俄罗斯雅罗斯拉夫省一个贫苦农家，本名叫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留赫尔。

他只读过几年书，在彼得堡当过学徒。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被强征入伍，由于身负重伤，于1915年退役。1916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

十月革命后，他在乌拉尔的奥伦堡拉起一支赤卫队并任政委，又虚心向出身于旧军官的队长学习旧俄军事条令以进行管理和作战，并成功组织了上千公里的远征。

1918年苏联红军组建时任师长，他靠着刻苦自学钻研了政治理论和军事学知识，并用鲜血换来宝贵的实战经验。

9月，经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

战功卓著的布留赫尔在苏维埃共和国第一个被授予红旗勋章。

1921年至1922年他在远东共和国历任人民革命军总司令、陆军部长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有着“远东王”之称的布留赫尔被派到中国时，苏俄对外宣称他是“退役失业者”，于是布留赫尔为隐蔽身份，来华后化名“加伦”，此后在中国以加伦将军闻名。

然而，布留赫尔抵达广州不久，邀请他和鲍罗廷以及其他苏俄顾问到这里的孙中山却准备离开这座城市了。

原因是1924年秋，南方的革命在北方引起了一次强烈的回响。就在孙中山的南方政府与商团军兵戎相见之时，中国北方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

战争的结果是被称为“基督将军”的冯玉祥控制了北京，并于10月23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总统曹锟，解散国会。

政变的结果是，10月23日北京政权落入所谓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人的人民军手中。冯玉祥发出关于发动了政变和在北京召集会议，以解决新的国家建设问题的通电。

孙逸仙博士不仅收到了冯玉祥的这个电报，而且还收到了国民党北方组织以及一些国民党要人的电报，他们都请孙逸仙立即赴京。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直系军阀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吴佩孚一方面发裴讨冯通电，另一方面自己从前线撤出部分兵力回攻北京，同时联络湖北的萧耀南和山东的齐燮元、孙传芳等直系将领一起北上讨冯。

面对直系的军事压力，冯玉祥等人决定采取以段抑吴的策略，邀请段祺瑞出山，并于10月26日发表通电，拥戴段祺瑞为国民军大元帅。

10月30日，张作霖也与卢永祥及奉军各将领发表联名通电，拥护段祺瑞为反直联军统帅。

这样，吴佩孚腹背受敌，走投无路，于11月3日率残部南逃。与此同时，代表直系军阀势力的曹锟总统不得不宣布退职。

北京成立了由黄郛任国务院总理的摄政内阁。

11月5日，冯玉祥在北京来了一个备受关注的大动作，即将清朝废帝溥仪逐出紫禁城，并规定从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清室移出紫禁城，自由选择居所。当天，在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和警察总监张璧的命令下，宫内470余名太监、百余名宫女被遣散，溥仪及清室后妃被强行送往什刹海的“醇王府”居住。

此后，他们又被移至天津“静园”。

11月21日，在冯玉祥的电邀下，段祺瑞进入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黄鄄摄政内阁随即结束。北京的最高权力落到了取胜的军阀联盟张作霖、冯玉祥、段祺瑞手中。

北方政局的变化以及冯玉样对孙中山的邀请，使鲍罗廷感到：

现在摆在广州国民党中央政治局面前的问题是，对10月23日事件作何反应：

是只限于发表一般的声明，说北京发生的仅仅是一些军阀取代另一些军阀的政权更迭，还是采取更为积极的政策。

因此，对孙中山应不应该北上、北上的作用和后果如何等问题，便受到广为关注。

毫无疑问，孙中山北上是当时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引起了关心时局的各界人士不同的反响，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支持的，反对的，担优的，莫衷一是，其中反对孙中山北上的意见最为强烈。

鲍罗廷在给上级的报告中指出：

关于这个问题出现了下列几种看法：

(1)中共中央反对孙逸仙北上，赞成发表关于北京事件的宣言，但不采取积极参与事件的态度。中共中央阐明了自己建议的理由，认为在北京除了美国决定把吴佩孚撤掉，代之以冯玉祥外，实质上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人民不会由此而变得轻松些，国家的解放事业也不会有丝毫前进。

(2)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内同样出现了反对孙逸仙北上的意见。很明显的是，特别强烈维护这种观点的主要是中派。当然，中派反对孙逸仙北上的原因与中共中央提出反对孙逸仙北上的原因是不同的。

中派害怕孙逸仙北上。他们知道，在北方他们必须公开捍卫在直隶派和安福派之间战争期间国民党所发表的一切宣言，即国民党就地方、国家和国际问题提出非常明确纲领的宣言。

中派面临两难的选择：或者捍卫这些宣言，那样就不可能同10月23日政变的胜利者合作，因为后者当然不会同意国民党的激进纲领；或者抛弃所有这些宣言，与北方可能的盟友进行谈判以组织政权等。

第二种情况就意味着国民党的分裂，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是重复国民党过去犯过的老错误，例如，临时大总统孙逸仙把政权让给袁世凯，也就是使革命为军阀服务。中派没有从这种两难的选择中找到出路，因此采取了抵制策略。

当然，也有以安全为由劝阻孙中山北行，对此孙中山倒不以为然。

他说：

“汝等以大元帅视我，则我此行诚危险；若以革命党领袖视我，则此行实无危险可言。”

共产党内也有一部分人是从不信任冯玉祥的角度出发，反对孙中山北上的。他们认为，冯玉祥并没有进步军人的表现，他的行为看起来只是个投机的军阀，所以告诫孙中山，不可轻信军阀，小心上当受骗。

虽然有这么多的不同意见，搅得孙中山犹豫不决，但是，对一心想统一中国的孙中山来说，冯玉祥的邀请，倒是给了他一个不肯放过的机会。

所以他内心深处还是倾向接受邀请，利用这个机会统一中国。鲍罗廷又在关键时刻开始发挥他的作用了。他力排众议，促使孙中山北上。

当然他看问题的视角不同于孙中山。

他认为：

10月23日的政变及其后发生的事件给国民党提供了一个登上国民革命斗争大舞台并成为大政党的极好机会。

如不利用这一机会，不仅从策略上看是错误的，而且在一个长时期内必然地、不可避免地会削弱国民党。

鲍罗廷的意见得到了加拉罕的支持。

为了说服国民党内持反对意见的人支持孙中山北上，鲍罗廷利用国民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的机会强调：“对我们来说整个问题在于如何积极利用这些事件。”

他说：

首先应该发表宣言，重申国民党在各个问题上的立场，提出符合时局要求的口号，但这还不够。以孙逸仙为首的国民党代表团应该北上，在各地公开挥卫自己的立场和口号。

吴佩孚军队的垮台导致由国民党的拥护者和还未完全下决心的冯玉祥组成了所谓的人民军。我们所持的观点是，这个人民军要支持国民党代表团采取旨在把中国所有民族力量团结起来的实际措施。

当然，我们也清楚地意识到，国民党代表团在北方，在安福系、直隶派以及外国干涉者等的包围之中工作是有危险的。但是我们可以冒这个险的，因为我们坚信这个包围不会比在广州工作的那种形势更危险，何况他们未必能指责我们说国民党是因为这种形势而被消灭或削弱的。

经过鲍罗廷的说服，国民党中央政治局转而赞同孙中山北上的意见。

正因为如此，后来有人撰文指出：

对于孙先生北上，在国民党内引起很大的争论，而当时力赞其北行的，鲍罗廷之力居多”。

孙中山为了政治大局，毅然决定抱病北上。有迹象表明，此时孙中山已经知道自己的病情及身体状况。

因此，北上旅程启动之前，他似乎是在与他的政府和追随者作最后的告别。

临行前他对蒋介石说：

“余此次赴京，明知其异常危险，将来能否归来尚不一定。然余之北上，是为革命，是为救国救民而奋斗，又何危险之可言耶？况余年已五十九岁，虽死亦可安心矣！”

同时，具有长期政治斗争经验和高度历史责任感的孙中山明白，自己北上之后将给广州留下一个巨大的政治空间。

为了尽可能弥补这个空间，他在临行前，对广州政权和人事作出意味深长的安排。

首先，作为同商团军冲突后的和解姿态。

他委任同资产阶级有广泛联系的胡汉民担任广东省长，并指派他仍为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而北伐总司令谭延闿全权办理北伐事宜，“北伐各军概归节制调遣”；并规定“北伐军除北伐总司令外，不得设机关于后方”，“裁撤中央军需总监”。

这实际上是对北伐军可能发生内讧而作乱于广州的预防。

其次，考虑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在广州人数的减少，孙中山明确规定“如开会不足法定人数时，应以常务委员会代行各事，将来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追认”。

另外，他任命许崇智担任军事部长，蒋介石任军事部秘书，但“所有党军及各军官学校讲武堂，以廖仲恺为党代表”。

孙中山还任命廖仲恺兼任农民部长、杨匏安接替谭平山代理组织部长。

而“党军”概念的提出，以及任命廖仲恺为党军（军队)的总代表，表明孙中山“以党治军”的理念已经形成，并且暗示他希望自己身后的国民党能够坚持这一理念。

这些应该归功于鲍罗廷。

在临行前的广州一系列社会活动中，如11月7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苏俄十月革命7周年大会，孙中山反复公开申明他对三民主义原则的信念、他的政治理想，表达他对中国未来的信心。他一再谈到对俄国的感激之情和对十月革命成功的赞赏。

他还特别留下手谕：

鲍罗廷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凡是政治上的事，总要听他的主张，你听他的主张，要像听我的主张一样。

孙中山北上的准备还包括安排和确定北上代表团的人员，起草和发表国民党关于时局的北上宣言。

关于时局宣言，早在10月26日，孙中山就密电胡汉民：

今遇北方变故，似不得不再发一度宣言，以重提前事，令各同志不致因变而乱步骤。惟措辞论事当要应时，故望转请汪精卫同志来韶关议稿。

宣言初稿拟定后，10月29日下午，在广东省长公署，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要“讨论此后本党对付时局方针暨先生入京以后，对于召集国民会议之主张及对时局发布政见之办法”。

鲍罗廷参加了这次会议。《时局宣言》经众人多次讨论，然后再修改，最后于11月10日由孙中山审定签发，11月13日《广州日报》公开发表了宣言的英译稿。

宣言：

重中了国民党在所有重大问题上的立场，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的口号。为筹备和召开国民会议，宣言提议召开一个预备会议。

《时局宣言》中的很多主张是鲍罗廷的重要意见。

1924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58岁的生日。广州各界团体举行了盛大的欢送孙中山北上的灯火晚会。

这天晚上，当两千余人提着灯笼走过他面前时，他在心中默默地向人群告别。次日上午，孙中山开始了北上旅程。

不久，中共中央也改变了决定，转而支持孙中山北上。

鲍罗廷向上级报告说：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久改变了自己的决定，因为以孙逸仙为首的国民党代表团已经启程，再坚持自己过去的决定已毫无意义。中央决定参加在上海迎接孙逸仙的工作。

至于11月13日宣言中提出的口号，中央同意召开国民会议，但无论如何不同意召开预备会议。后来中央委员会又接受了预备会议。

11月13日，在热闹非凡的广州大街小巷，鲜花彩灯点缀在各机关和学校门前。

一大早，孙中山与前来送别的广州党政军三方主要领导人、政府官员以及自己的老朋友进行临行话别。随后，孙中山率领北上代表团(由孙夫人宋庆龄以及汪精卫、邵元冲、陈友仁等20多个北上随行人员组成)，在胡汉民、廖仲恺、伍朝枢等国民党和广州大元帅府要人们的恭送下，登上曾多次送他进出广州的“永丰”号军舰。

他们登舰时，军乐大作、鞭炮齐鸣。

上午10时，“永丰”号军舰鸣炮三声正式起航，在苏俄军舰“沃罗夫斯基”号护送下，驶往香港。

自然，鲍罗廷也与孙中山一起登上了远行的舰只。这既是他在广州的总顾问身份使然，也有他身负莫斯科使命之必须。

以他是孙中山的顾问身份而言，他与孙中山一起北行的理由是充分的。

首先，孙中山北上是当时中国政界的一件大事，他代表中国南方到北京与控制中国北方的皖段、奉张以及冯玉祥新联盟势力进行谈判，共同商讨中国的政治发展大局，这本身就是一场特殊的重大的政治斗争。

鲍罗廷作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在广州已经工作了一年，熟知中国南方的各种情况，有他随行和协助，孙中山就可以在当时中国这场所有政界要人的政治大聚会中应付自如，不致迷失政治方向。

其次，孙中山北上宣言提出的许多政治主张基本上是鲍罗廷的思想和意见，如武力与民众结合，召开国民会议以及国民会议促进会等，要让北上宣言的主张在北方各种反动政治势力的包围中得到广泛宣传和贯彻，有鲍罗廷亲自陪同孙一起北上，效果自然更好一些。

再次，从孙中山这方面来讲，鲍罗廷是他北上智囊团的重要人物之一，在处理召开国民会议等一系列事关中国统一的重大问题时，他需要鲍罗廷这个高级顾问的意见和帮助。

同时，鲍罗廷还要协助他处理与加拉罕商谈归还庚子赔款用作广州教育费用等问题。

以他身负莫斯科使命而言，他也必须随同孙中山北上。

一是中国政治局势的变化，使在广州已经工作了一年的鲍罗廷，需要亲自同加拉罕和其他在北方的苏俄顾问商量他未来的行动，而孙中山北上正好给了他这个机会。

二是孙中山北上实际等于将自己置身在中国北方各种反动政治势力的包围之中。

为此，鲍罗廷既要与在北京的第一任苏俄驻中国大使加拉罕一起应对瞬息万变的复杂局势，又要肩负类似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密切注视孙中山的动向，防备他同帝国主义与军阀达成任何妥协。

因为共产国际规定国共合作中的共产党人的任务之一就是“反对国民党同资本主义列强及其代理人——敌视无产阶级俄国的中国督军们的任何勾搭行为”，“以期将它和苏维埃俄国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欧洲、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三是鲍罗廷此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孙中山仍然是他在中国拥有合法地位和权力的保障。

作为孙中山的高级顾问，鲍罗廷深知孙中山的身体状况极为不妙，这将直接影响他在中国南方的工作和使命。对此、他必须十分关注。

送行的人，永远记住了这样一幕：

与宋庆龄一起站在永丰舰左舷上的孙中山，看起来显得容颜消瘦，面色苍老，他吃力地向岸上送行的人们挥着博士帽，寒风吹拂着他秋霜似的鬓发，不少人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

自此，孙中山随舰永远离开了他的故乡，离开了他的根据地——广州。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