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刻。

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然而，在这一光辉灿烂的历史时刻背后，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其中之一便是军乐队的演奏曲目选择问题。

罗浪，作为开国大典联合军乐队的总指挥，在这一天肩负着极其重要的任务。

他不仅要确保演出顺利进行，还要解决曲目选择上的重大分歧。

有人主张采用世界通用的阅兵进行曲，有人则建议使用苏联的曲目，而罗浪则提出了以中国革命歌曲改编的进行曲作为演奏曲目。

面对这三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最终是什么因素使得毛主席拍板决定“以我为主，以我国为主”？

开国大典上的军乐演奏又是如何在这纷繁复杂的背景下顺利完成的呢？

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注定载入史册。

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

这是一个光辉灿烂的历史时刻，象征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数十万群众怀着激动的心情，见证了这一伟大时刻。

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伴随着毛主席的宣告，礼炮齐鸣，国旗冉冉升起，整个广场沸腾了，欢呼声响彻云霄。

开国大典不仅是政治上的重要时刻，也是一次文化盛宴。

作为庆典的一部分，联合军乐队的演奏尤为重要。

军乐队不仅是庆典的点缀，更是国家形象的象征。

音乐的力量可以鼓舞士气，振奋人心，使人们在音乐的旋律中感受到新中国的希望和力量。

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音乐的选择显得尤为关键。

罗浪，原名罗珈，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他从小聪明好学，在学校里表现出色，特别是在理工科方面展现了惊人的天赋。

中学阶段，他的数学、物理和化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在全省高中会考中更是考取了满分，这使他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

对于罗浪来说，科学和技术是他心中最崇高的追求，他梦想着有一天能成为一名杰出的科学家。

然而，命运总是充满了不可预见的变化。

1938年，16岁的罗浪离开家乡，前往革命圣地延安。

这一决定不仅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也为他日后在音乐领域的辉煌成就奠定了基础。

在延安，他被推荐进入了鲁迅艺术学院，尽管音乐并非他的初衷，但在这里，他遇见了改变他一生的音乐启蒙。

到达延安后，罗浪开始了他全新的音乐之旅。

在鲁迅艺术学院，他遇到了冼星海、吕骥等一批著名的音乐家，这些大师级的人物不仅为他打开了音乐的大门，也为他日后的音乐生涯提供了宝贵的指导和支持。

特别是冼星海，他的《黄河大合唱》在延安北门外抗大总校操场上的演出，深深地震撼了罗浪。

这场演出不仅让罗浪第一次感受到音乐的巨大力量，也坚定了他投身音乐事业的决心。

在鲁迅艺术学院，罗浪不仅学习了音乐理论，还参与了大量的音乐实践。他拉手风琴、吹口琴、打大鼓，担任多种角色，这些丰富的实践经验为他积累了宝贵的音乐知识和技能。

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罗浪逐渐在音乐创作和指挥上展现出色的才华。

毕业后，罗浪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的一军分区，担任文工团的音乐指挥。在这里，他的音乐才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和锤炼。

作为一名音乐指挥，他不仅负责指挥乐队演出，还参与了大量的音乐创作。

战争年代的艰苦环境和复杂条件，让罗浪在创作和指挥中不断挑战自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晋察冀军区，罗浪组建了多个文工团和军乐队，用音乐鼓舞士气，激励战士们的斗志。他创作和改编了许多战斗歌曲和救亡歌曲，这些歌曲在前线广为传唱，极大地鼓舞了军民的士气。

罗浪的音乐创作不仅在内容上丰富多样，在形式上也不断创新，充分体现了他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和智慧。

解放战争时期，罗浪继续在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担任音乐指挥。他在音乐创作和指挥上的才华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现和发展。

在抗敌剧社，罗浪不仅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还组建了晋察冀军区联合军乐队，为解放战争中的各种庆典和活动提供音乐支持。

罗浪在音乐创作上的突破不仅体现在数量上，更体现在质量和形式的多样性上。他创作和改编了许多具有革命精神的音乐作品，这些作品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鼓舞士气和传播革命思想的重要工具。

通过音乐，罗浪将革命精神传递给了千千万万的战士和群众，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在这段艰苦卓绝的岁月中，罗浪不仅积累了丰富的音乐创作和指挥经验，也锻炼了他的意志和毅力。他用音乐记录了革命的历程，用旋律讴歌了战士们的英勇和无畏。

1949年，随着新中国成立的临近，一场规模空前的开国大典正在筹备中。

作为其中重要一环的军乐队，承担着在庆典上演奏的重要任务。

然而，组建这样一支庞大而高水准的军乐队并非易事。

罗浪，这位在革命战争年代中积累了丰富音乐指挥经验的指挥家，被委以重任，负责组建并指挥这支联合军乐队。

接到任务后，罗浪深知这是一次巨大的挑战，但也是一次展示新中国音乐实力的绝佳机会。

他立即投入到组建军乐队的工作中，开始着手挑选成员。为了确保军乐队的高质量，罗浪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筛选标准，力求从全军和北平文工团中挑选出最优秀的音乐人才。

军乐队的筛选工作极为严苛，不仅要求成员具备出色的音乐才华，还要求他们在政治背景和个人品行上符合标准。

首先，罗浪对音乐才能的要求极高，入选的成员必须精通一种或多种乐器，且具备一定的演奏水平。

其次，军乐队成员的政治背景必须清白，家庭出身良好，主要是工人和贫下中农出身，地主和反动军官的子弟一律不予考虑。

此外，罗浪对成员的军容军纪也有严格要求。

身高必须在170厘米左右，队员的身高相差不能太大，以确保阅兵时的整齐划一。

成员必须具备良好的身体素质，能够承受长时间的训练和演奏。

更重要的是，罗浪强调成员的品行端正，生活作风良好，不得有不良嗜好或行为。

经过多次筛选，最终从全军和北平文工团中挑选出了约250名优秀的乐手，组成了这支庞大的联合军乐队。

组建军乐队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更为艰巨的任务是进行训练。时间紧迫，距离开国大典仅有几个月的时间，罗浪和他的团队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将这支新组建的乐队训练成一支高水平的演奏团队。

首先，训练的环境极为艰苦。

联合军乐队在北京天坛的帐篷内进行训练，条件简陋，缺乏足够的乐器和设备。

尽管如此，罗浪并未退缩，他和队员们一起克服种种困难，投入到紧张的训练中。

为了提高演奏水平，罗浪将队员们分成不同的小组，根据不同的乐器进行专项训练。

他亲自教授队员们演奏技巧，纠正他们的错误，确保每一个音符都能准确无误地演奏出来。

其次，队员们的音乐水平参差不齐，有些人甚至不识五线谱或简谱。

罗浪采取了因材施教的方式，让那些音乐基础较好的队员带动基础较差的队员，一个一个地教，一个一个地练。

他们白天进行分组训练，晚上进行合练，通过不断的重复和磨合，逐渐提高了整体的演奏水平。

训练过程中，队员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体力和毅力的考验。

为了在开国大典上呈现最完美的演奏效果，队员们每天要进行长时间的站立和演奏训练，有时甚至要站几个小时不动。

这样的高强度训练对于他们的身体和意志都是极大的考验。罗浪为了激励队员们，不仅自己以身作则，坚持和大家一起训练，还不断鼓励他们，讲述革命战争中的感人故事，激发他们的斗志。

在训练的最后阶段，罗浪还组织了一次模拟演练，以确保所有队员都能在实际演出中发挥出最佳水平。

在模拟演练中，罗浪严格按照开国大典的流程进行，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通过这次演练，队员们不仅熟悉了演出流程，还提高了团队的协调能力和整体默契度。

在开国大典的筹备过程中，联合军乐队的曲目选择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议题。

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音乐的演奏效果，更关系到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展示和文化表达。

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军乐队所演奏的每一首曲目都将成为历史的见证，因此曲目的选择显得尤为关键。

最初，有人主张使用世界通用的欢迎曲和阅兵进行曲。

这些曲目在国际上被广泛采用，且大多数军乐队成员都熟悉并演奏过。

这种选择具有方便快捷的优势，可以在短时间内达到较好的演奏效果。

然而，这种选择也存在明显的不足。

作为新中国的开国大典，采用西方国家常用的曲目显然难以彰显中国的独特性和革命精神。

另一派则认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国大典，应该使用苏联的曲目。

苏联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盟友，在国际上有着重要的影响力。采用苏联的曲目不仅可以展示中苏友好的关系，也可以体现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一致。

当时的苏联顾问也表达了支持，表示只要中国决定使用苏联的曲目，他们可以立即从莫斯科送来乐谱。

这一建议看似合理，但也引发了不少争议。

有人认为，虽然苏联是友好国家，但中国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新国家，应该有自己的文化表达，完全依赖苏联的曲目未免显得缺乏自主性。

就在曲目选择问题陷入僵局之时，罗浪提出了第三种意见。他主张使用中国革命歌曲改编的进行曲作为开国大典的演奏曲目。

罗浪的这一意见源于他多年在革命战争中的音乐创作和实践经验。他认为，中国革命有着丰富的音乐资源，这些革命歌曲不仅充满了革命精神和斗志，而且早已深入人心，成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精神象征。

罗浪的建议得到了杨成武的初步支持，但最终的决定权在中央领导手中。

杨成武将三种不同的意见整理成报告，呈送给聂荣臻，并请示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看过报告后，也觉得难以决断，便请毛主席最终拍板。

毛主席在看过报告后，作出了九个字的批示：“以我为主，以我国为主。”这九个字不仅为曲目选择定下了基调，更为新中国的文化自信和自主性做出了重要指示。

“以我为主”强调了中国在开国大典上的主导地位和自主权，表明中国不需要依赖任何外国的文化表达，而是要展示自己的文化和精神。

“以我国为主”则明确了曲目选择应该以中国革命歌曲为主，同时也不排斥在必要时使用其他国家的优秀作品，但核心依然是中国自己的音乐。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沉浸在一片欢腾之中。

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隆重举行，数十万群众聚集在广场上，见证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下午2点，联合军乐队的250名成员整齐列队，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准备迎接这一重要任务。

军乐队的任务是为整个庆典提供音乐演奏，从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到阅兵仪式、群众游行，所有环节都离不开他们的音乐。

开国大典的曲目安排经过精心挑选和排练，罗浪和他的团队已经准备就绪。

当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时，军乐队首先演奏了三遍《东方红》，以便让群众知道毛主席已到达天安门。

随后，毛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28响礼炮鸣响，国旗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声中冉冉升起，整个广场沸腾了，欢呼声此起彼伏。

在随后的阅兵式上，军乐队依次演奏了《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当朱德总司令检阅部队时，军乐队又演奏了《骑兵进行曲》、《战车进行曲》等曲目。

开国大典上的军乐演奏不仅是一次音乐盛会，更是一场文化自信的展示。

毛主席的“以我为主，以我国为主”九字批示，深刻影响了开国大典的音乐选择，也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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