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世界的经济发展，本质上可用两位思想家的理论来概括，他们分别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与卡尔·波兰尼。

哈耶克的名字，在中国经济学界可谓如雷贯耳，就连知道他的圈外人也不少。哈耶克是市场经济的忠实拥趸，由于毕生反对计划经济，被一些人冠以“右派经济学家”的称号。

在哈耶克看来，繁荣是现代经济的首要目标，实现繁荣的基础是信奉效率优先，这难免会牺牲一些公平正义，但哈耶克认为这不是市场要解决的问题。

反之，一旦市场将公平正义放在第一位，就会掉入巨大的陷阱，走上“通往奴役之路”，整个社会都将以“完全反自由的方式重新组织起来”，从而造成更严重的浪费和内耗。

哈耶克对计划经济保持着深刻警惕，不仅是因为计划经济扼杀了创新和活力，更因为它在面对复杂问题时无能为力。哈耶克认为，消费者需要什么，生产者给予什么，专家意见并不能提供答案，只有市场才能快速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在市场中，商品的稀缺性由价格来体现，企业家与消费者在价格机制的作用下决定生产与购买，无需任何第三方替他们做决策。

在市场经济体内，专业知识是高度分散的，它们不限于少数精英，而是存在于无数个现场，一个木匠的文化水平不比考古学家更高，但他可能更懂得如何仿制一件明代家具。富士康经验丰富的技工只有初中学历，但他对触屏质量的敏感度，却高于苹果公司最优秀的工程师。

正因为知识是由大量现场的信息所构成，哈耶克才认为人类无法单靠少数人的意志左右市场，唯一能做的就是顺应，哪怕这会带来巨大的不平等。哈耶克眼里的市场经济是高效而充满活力的，却也是残酷无情的，它更像是某种自然规律，是”自下而上“的自发秩序，干预市场不仅是徒劳的，甚至是有害的。

上世纪80年代末苏联计划经济的失败，为哈耶克的理论提供了反面背书，也使其在国内外获得了一大批粉丝。但市场经济真的只是”自然规律“吗？匈牙利思想家卡尔·波兰尼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作为历史学家，卡尔·波兰尼对现代西方的崛起有着清新的认识，波兰尼认为，英美国家的发展之所以能在短短一百多年时间内走在世界前列，拥抱自由市场只是表象，更深层的原因是国家建构。

市场自古有之，但不同时期市场的发展水平截然不同，欧洲中世纪的市场经济并不发达。在城市里，行会垄断了各行业的商品供应，而农村经济基本上仍靠自给自足。不仅如此，各个区域的市场是彼此割裂的，因为许多城市享有高度自治，政府为保护本地市场设置了极高的贸易壁垒。

直到16世纪，欧洲终于发展出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为了维持官僚机器与军队运转，政府开始大力支持商业活动，打破了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区隔，形成了统一的大市场，这才为日后的崛起打下了基础。

即便如此，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得等到工业革命以后才真正形成。大批量生产催生了对土地、货币与劳动力的巨大需求，而这又带来了一系列来自金融、法律和政治领域的变革。

一言以蔽之，看似“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背后却离不开社会力量的注入，假如你身处环境穷山恶水，不通路不通电、没有银行、没有统一的货币，晚上出门就会遭遇劫匪，这样的地区能产生繁荣的市场经济吗？显然是不可能的。市场形成是是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个要素共同参与的结果，没有它们，市场经济不过是空中楼阁。

哈耶克认为效率是评价市场繁荣的唯一标准，其余都是次要的。但波兰尼认为，这仅仅是针对市场经济里的成功者而言，对于广大普通民众，公平与稳定同样重要，人的价值，不应完完全全从属于市场的逻辑。

假如我勤勤恳恳为老板工作了几十年，结果被公司裁员了，我该怎么办？哈耶克认为这是正常现象，你不接受也得接受，只能自认倒霉或反思“有没有认真工作？”。而在波兰尼看来，这是明显不合理的，如果社会对此放任不管，最终会埋下更大的隐患。

哈耶克的思想发展到极端便是彻底的个人主义，经济学在“理性人”的假设下被还原为一道道数学公式，市场如同遵循物理定律一般运转，政府应该退出经济，管的越少，市场就越繁荣。

在波兰尼看来，这样的观点过于片面，将复杂的世界给简单化了，真实世界是多重因素影响的产物，而以哈耶克为代表的经济学派则将其变成了一个真空的理想国。而且哈耶克还忽略了一点：任何社会都不会坐视自由竞争任意发展，因为政治力量也是自由竞争的必然结果，政治会以各种方式缓解竞争压力。

一般都把波兰尼视为“左派”，其实他只是比哈耶克持更为中性的态度：市场从来都是被政治与经济两股力量左右的，当经济活力不足，政府管制太多的时候，右派会占据上风；当不公平加剧，社会矛盾突出的时候，左派会成为主流。

结合哈耶克与波兰尼的观点，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中国改革开放。

有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经济成就是政府主导的结果，也有人觉得这是企业家的功劳，两者都只说对了一半。

中国从19世纪中叶被迫向全球开放国内市场，同时大力引进西方技术，就自身而言，中国人自古就具有商业头脑与创新精神，可为什么直到20世纪四十年代末，我们依然只是个贫穷的农业国呢？

因为我们的国家建构能力太弱，无法为市场发育提供必要的支持，这些支持包括：法治建设、国民教育、通讯交通、金融系统、安全的地缘政治环境等等，不一而足。

孙中山曾提出“实业救国”的主张，晚清与民国时期都不乏杰出的民族企业家，但他们的努力均未取得成功。根本原因，就是市场繁荣并不纯粹是企业家或政治家的事，而是有赖于一系列制度建设与硬件配套。

企业家纵使再有才能，没有工业基础，他们就无法将创新技术低以成本的方式普及；没有完善的金融系统，他们的投融资面临诸多困难；缺乏交通设施，他们将难以开拓全国市场，而动荡和战乱又一次又一次摧毁他们的成果和预期。

新中国建立后全力发展国家能力建设，集中一切资源发展重工业，大规模的普及教育，实现最大限度的全民平等，为日后的工业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代价是牺牲了效率和创新，社会虽然在进步，民众却依然贫困。

改革开放将中国重新融入全球化，但与一百年前不同，此时的中国不仅拥有相对安全的地缘政治环境，也具备了强大的国家建构能力，在此基础上就能开启一个正增长循环：

通过制度松绑与外来竞争激发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则用在市场上积累财富反馈给政府，政府再通过向社会的大规模投资（城市化、教育医疗、通讯网络等等），提供更好的营商环境与保障措施，以实现政府与市场的“双赢”。

无论从哈耶克的视角还是波兰尼的视角，改革开放是验证了他们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改革开放可视为哈耶克与波兰尼的“握手言和”，两者的观点尽管针锋相对，但是在真实世界却被整合了起来。

当然，我之所以说两者握手言和，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前提下，当下国内经济面临大量新问题则另当别论了，比如，依靠投资拉动市场，是否能真正提高经济效率？而地方政府过度投资所引发的债务问题，最终又对经济效率形成反噬，进而导致了未来更多的不确定。

说到底，所谓和解也许只是表面和暂时的。如果哈耶克与波兰尼活到现在，他们仍旧会吵得不可开交，谁对谁错将是一个世纪难题，也只有当危机出现的时候，人们才肯冷静下来，理性地面对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