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清时期开始，山西商人成群结队地走西口，越沙漠，跋涉千万里，深入蒙古草原腹地与各游牧部落通商交易，在积累了千万两金银的同时，也闯出了“晋商”这块儿屹立百年的金字招牌。但这块招牌的背后，并非仅仅是千里跋涉和顶风冒雪的辛苦，还有入乡随俗、主动学习的不断积累。

长期稳坐旅蒙晋商头把交椅的大盛魁，不仅要求号内伙计学会蒙语、俄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熟悉蒙地习俗，还要求伙计们学会中医针灸和简单的行医用药常识，方便沟通。据《清稗类钞·农商类》记载，许多山西商号的小伙计也个个精通外语，“在蒙古者通蒙语，在满洲者通满语，在俄边者通俄语。每日昏暮，伙友皆手一编，习语言文字，村塾师徒无其勤也”。

最初明朝开放草原贸易时，山西商人虽然借助靠近草原的地利优势第一个越过塞外长城，但在与游牧民族交易时，语言不通、交流不畅，因此必须通过中间人即所谓“通事”来办理，时间一长，中间人往往上下其手，居中获取厚利，令牧民和商人都蒙受损失。

为此，山西各大商号开始对培养使用专门的商业人才订立严格的规章制度，一方面重金招揽熟悉塞外游牧民族社会风情且又善长经营之道的商贸、金融、牙行人才，对能够讲蒙古语等语言的“通事”特别优待；另一方面精心挑选商号学徒，年龄不得超过12岁，体格健壮，吃苦耐劳，断文识字，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基础。这些学徒进入商号后，除了学习打算盘、习字帖、记账簿、背商经等业务技能外，还要求必须学习一两种其他语言。

仍以大盛魁为例，“学徒入号头十年内，除在归化城总号学习三年做生意的一般知识外，还必须在前营柜(乌里雅苏台)和后营柜(库伦或恰克图)各学三年。首先学会蒙古语言，适应当地生活习惯，然后学会做蒙古生意的方法。”此外，大盛魁还要求去草原做生意的员工要取个蒙古名字，穿戴蒙古袍、蒙古靴，以便于和蒙古游牧民族亲近，为做好生意创造有利条件。

而在中俄边境贸易的山西商号福盛公、裕盛公、金银堂、北恒利、西恒利，则规定学徒除学会蒙语外，还要学会附近地区鄂伦春族、达斡尔族的语言，并懂得他们的风俗习惯、交往礼节和婚丧嫁娶仪式等。这些商号的员工除了做生意，还往往分片包干搞社会调查，了解与其做生意的各族王公贵族和一般牧民、猎户的户数、人口状况，以及他们的消费嗜好、财产、牲畜数量等基本情况。

也正是凭借这种在实践中磨练才能，需要什么就补什么，需要什么就学什么，不断进取，不断开拓的精神，晋商群体不断发展壮大，经营范围和地域也不断扩大，以至于“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