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内比较具体地反映1949年刘少奇秘密访苏经过的著述，一是1991年出版的师哲回忆录，一是同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组朱元石发表的文章，二者都利用了中国方面保存的部分档案资料。

但是，访问是在前苏联进行的，俄国方面保存的档案资料又是怎样的呢？它和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有没有什么出入呢？根据俄方近来公布的有关档案资料，我们发现，无论师哲的回忆，还是朱元石的文章，比较起来都还有一些明显的缺陷。他们甚至没有说清楚刘少奇究竟是何时开始访苏的。

在俄国档案中，6月27日，斯大林就已经在克里姆林宫里与刘少奇率领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谈话了；而在师哲和朱元石的记述中刘少奇7月2日才从北京出发。在中国的出版物中，准确地谈到刘少奇出访日期的，只有裴坚章等利用外交部档案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但此书谈到的情况过于简略。

因此，对照俄国档案，进一步说明刘少奇访苏经过，是必要的。

斯大林一高兴，许愿把“最新型的歼击机”给中国，但后来一想，又把“最”字划掉了

从俄国档案中可以了解到，刘少奇从北京出发的时间，应当是1949年6月21日。当时他率领中共中央高级代表团从清华园车站乘火车北上，五天后，即6月26日到达莫斯科。第二天晚上11点至12点，斯大林就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米高扬一道，会见了刘少奇及其代表团的另外两位成员，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高岗、中共中央委员王稼祥。

根据会谈纪要，在与中共代表团亲切握手，互致问候之后，斯大林首先表示对毛泽东身体健康的友好祝愿。刘少奇当即感谢斯大林对毛泽东的关心，并递交了毛泽东给斯大林的亲笔信。在这封信里，毛泽东对苏联给予中国共产党的巨大帮助，向斯大林表示了感激之情。

双方落座后，很快开始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刘少奇首先提出贷款问题，说明中共中央希望从苏联方面得到3亿美元的贷款，并就此签订一个正式的协议。

关于3亿美元贷款的问题，早在1949年米高扬秘密访问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西柏坡时，毛泽东就已经明确地提出了这个请求，要求在1949年到1951年3年内得到每年本息1亿美元的贷款，以帮助新中国恢复经济缩短过渡期。

苏方研究后，斯大林已经复电表示了赞同的意向，但提出最好分期5年，年利率可以按1%计算。对此，斯大林进一步介绍说：苏联可以将3亿美元贷款按照1%的年利率，分为5年，每年平均6千万美元，以设备，机器和各种材料、商品的形式提供给中国。中国可以在贷款完全生效后10年之内偿还。

斯大林笑着说，毛泽东同志在他的电报中曾表示，对于这样的贷款，1%的年利率太低了，应当提高。的确，苏联向东欧国家提供贷款的年利率是2%，提供给中国的贷款利率少了一个百分点，但这是因为中国的情况与东欧国家不同，他们那里没有战争，经济也比较稳固，而你们中国还在打仗，经济持续恶化，因此，对中国应当按照更优惠的条件提供大的帮助。“当然，”他开玩笑说，“如果你们坚持高一些的年利率，那就是你们的事情了，我们可以接受。”

紧接着，双方讨论了刘少奇提出的向中国派遣专家的问题。这也是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就已经提出过的请求。斯大林对此答复得很痛快，说我们已经准备好在最近按照你们的要求，派出第一批专家。只是希望按照你们给中国高水平优秀专家的报酬标准给苏联专家提供报酬，既不要超过、也不要低于这个标准，不足的部分将由苏联政府予以补足。

在谈到有关军事援助的问题时，斯大林首先主动表示愿意派遣专家或提供扫雷艇帮助，中国清除上海港口水面国民党军队撤退时布下的水雷。同时,他强调不要拖延进军新疆的时间，以免引起英国对新疆事务的干涉，他们甚至可能煽动起穆斯林，包括周边国家的穆斯林，进行反对共产党的内战。

显然，让英国人插手中国新疆的事务，这是莫斯科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他明确表示：这种情况是不能容许的。当然，他的理由是：“因为新疆有储量丰富的石油和棉花，而这些正是中国所急需的”。

当刘少奇谈到西北马步芳的部队是一个极大的障碍时，斯大林不以为然地说：你们过高地估计了马步芳的力量。马步芳的部队主要是骑兵，在有炮的情况下，摧毁他们是轻而易举的。而且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还可以提供40架歼击机。用这些歼击机可以非常迅速地驱散并击溃这支骑兵部队。

斯大林接着询问中共有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舰队，是不是已经从国民党那里缴获了一些舰只。刘少奇回答说，我们目前还没有自己的舰队，缴获的舰只也很少；大部分吨位大些的舰只，不论是军用的还是商用的，不是被国民党弄走了，就是被搞沉了，我们目前也还没有力量打捞它们。对此，斯大林明确表示要给予帮助，一是要帮助中共建立自己的舰队，因为中国必须有自己的舰队；二是要帮助打捞那些沉船，并帮助把它们修理好。

而后，斯大林在回答刘少奇关于希望苏联帮助建立莫斯科至北京的空中航线这个问题时，又特别提出可以帮助中国建立飞机装配修理工厂，以及向中国提供“最新型的歼击机”的建议。他并且很爽快地表示说：你们不论是想要捷克斯洛伐克生产的歼击机，还是想要俄罗斯生产的歼击机都行。一旦你们能够自己生产歼击机，就可以很容易地培养自己的航空飞行人员了。

可以看出，斯大林对这次谈话的结果相当满意，许诺也非常爽快，以致有的许诺多少有点说走了嘴，比如关于“最新型的歼击机”这个问题。当时苏联已经能够批量生产最新型的米格-15歼击机，并正在开始装备部队。说要向中国提供“最新型的歼击机”，就意味着应当向中国提供米格-15歼击机，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在随后审定谈话纪要时，斯大林又不得不把“最新型的歼击机”中的那个“最”字划掉了。也就是说，苏联至多只能向中国提供米格-9。只是到了朝鲜战争爆发后，实战证明米格-9比不上美国的歼击机时，斯大林才把这个决定改了过来。

刘少奇写道：我们希望获得斯大林同志及联共(布)中央的指示。斯大林批道：“好”

在6月27日晚的谈话即将结束之际，刘少奇郑重地提出了一个请求，即希望能够有机会向斯大林全面报告一次有关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形势的问题，并就一系列重要问题交换看法。这是临行前与毛泽东和党中央商量好的一项重要使命，目的就是利用这次高层访问的机会，向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全面地介绍一下中国革命目前进展的情况，和未来即将面对的问题，一方面要取得他们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真正理解，另一方面也是想要听到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毕竟，40年代以来，中共中央与斯大林以及苏共中央之间，几乎没有过直接交换意见的机会，双方之间确实需要加深了解和理解。

斯大林对刘少奇的提议明确表示赞同，并同意给代表团三四天时间来准备这个报告。他强调，苏联方面将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来听取这个报告。

为准备这个报告，代表团实际上花了将近6天的时间。直到7月4日，以刘少奇的名义提交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这份报告才最终完成。报告根据行前与毛泽东和党中央商量好的内容，分别汇报了“中国革命目前的形势”、“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央政府”、“外交问题”以及“苏中关系问题”等四个方面的内容。

在形势部分，报告说明，截至1949年5月底，解放军控制的中国富庶地区已有29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30%；人口2.75亿，占全国总人口的57%；解放军已经发展到390万人，其中正规军240万人以上，而国民党军队只剩下150万人，其中真正有战斗力的只有20万人左右。从整个军事形势看，解放军今年夏秋两季即可解放福建、湖南、江西、陕西等省，冬季即可解放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甘肃、宁夏、青海等省，基本上结束对国民党的战争。除了西藏考虑待明年采用政治方式解决外，台湾估计可以较早解放；新疆如能取得必要的交通工具，克服沙漠地带的阻隔，也可将解放时间大为提前。国民党残余力量肃清得越快，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可能性也就越小。从目前情况看，斯大林所担心的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可能不会发生。

有关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央政府问题，报告明确表示在成立新中国之前，将首先在8月召开包括各个民主党派参加的新政协，并组成联合政府。即将成立的新政协中，将有510名代表，其中党派代表142名，分别代表14个党派；地区代表102名，军队代表60名，人民团体、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代表206名。中共党员将在代表中占多数。联合政府准备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为总理。

新政权将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它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列宁在1905 年革命中所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只是考虑到中国革命的反帝特点，它包括了愿意反帝、反封建和反官僚资本势力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和派别在内。刘少奇在报告中肯定地说：由于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去集中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因此，在目前实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政策，“将是一种冒险主义的政策”。

在谈到外交问题时，报告特别强调了接受苏联党的帮助的意义。汇报一开头，就明确表示“完全同意”苏联党最近就外交及对外通商借款等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指示”；汇报结尾，又进一步提出在各种外交问题上，“我们希望获得斯大林同志及联共(布)中央的指示”。斯大林在读刘少奇的这个报告时，也格外留意这部分内容。从斯大林的批语和在报告上划的着重线看，他对报告这一部分内容中所说明的政策和方针相当满意，一连批了八个“对”、“好”或“是的”并划了不下十五条着重线。

他肯定地表示赞许的内容包括：新中国外交将坚持反帝、维护民族独立、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等原则；新中国不急于得到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承认，将集中精力先搞好国内的事情；无论帝国主义国家承认与否，苏联和东欧国家都将尽快承认新中国；国民党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和协议，将以对中国人民及世界和平民主有利与否为标准分别处理，或废除，或承认，或修订；在国际活动中坚持与苏联一致，并说服国内各民主党派；对于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宣传及文化机构，除上海须暂时过渡外，其他地区已决定停止其活动；对外国宗教机关，一方面允许其继续活动，一方面将开展反宗教的宣传，对教会和教堂的土地将予以没收和分配。当看到刘少奇提出希望在外交问题上得到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的指示这段话时，斯大林特别批了一个“好”字。

关于中苏关系，刘少奇在报告中毫不隐讳地谈了几个敏感问题。首先是如何解决1945年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那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根据中共中央的意见，刘少奇提出了三种处理办法：一、全部承认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不加任何修改；二、重新签订一个新条约；三、暂时维持旧条约，在适当时候加以修订。斯大林对此的态度是：“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

其次是有关苏军在旅顺驻兵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西柏坡时米高扬曾转达过斯大林的意见，即一旦对日结束战争状态，苏军即可撤军。对此，中共中央的态度很明确：“当我们自已还不能防守自己的海岸时，如果不赞成苏联在旅顺驻兵，那就是对帝国主义的帮助。”

再次是有关外蒙古独立的问题。毛泽东在西柏坡曾经特别表示过希望外蒙古回归中国版图的愿望，但斯大林已经通过电报表示了否定的意见。因此，刘少奇在报告中明确表示“应该承认外蒙古独立”，但还是委婉地提出，希望外蒙古人民自己决定是否愿意“与中国联合”；如果愿意，“我们自然欢迎”。

还有一个就是苏军出兵中国东北时强行拆走重工业设备的问题。报告说，中国的民主党派和学生、工人中都有人对此表示不满，中共中央对此进行了一定的解释，“我们说，这些机器是日本人的，苏联把这些东西当作胜利品运走，去建设社会主义，免得落在反动派手中以此反对中国人民，是完全正确的。”这样解释，不知对否？斯大林显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是批示道：“我们从东北运走的日本资产只是一部分，远不是全部。”

在涉及到两党关系的问题上，报告中的表示尤其让斯大林感到满意。刘少奇在报告中说：“我们长期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对外面的事情知道得很少，现在要来管理一个如此大的国家，并进行经济建设和外交活动，我们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在这方面，联共(布)给予我们的指示和帮助，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迫切需要这种指示和帮助。除苏联派专家来中国帮助我们外，我们还希望派一些苏联教授到中国来讲学，并由中国派一些参观团去苏联参观和学习，除此之外，派一些大学生去苏联学习。”与此同时，“我们认为应该尽可能地密切两党的相互联系，相互派遣适当的政治上的负责代表，以便处理两党有关的问题并增进两党相互的理解。”对于这些话，斯大林接连在旁边批上“好”、“对”这样肯定的评语。

斯大林声明:一个国家的党服从另一个国家的党，这是从未有过的，而且是不许可的

7月11日晚10点，苏共中央政治局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会议，邀请中共中央代表团列席。斯大林很高兴地向刘少奇等介绍了参加会议的苏方成员，并解释说，有几位政治局委员休养去了，因此到的人还不全，但是会议邀请了几位军人参加，因为中国代表团的报告中提到了一些军事方面的问题。

在转入正式话题之后，斯大林首先就刘少奇报告中一些他还不大清楚的地方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比如报告提到中共已初步建立起自己的空军和海军，斯大林有些疑问：你们的海军中有自己的军官吗？空军中有自己的飞行员了吗？报告只提到中央政府的筹备问题，斯大林提出：你们各省有无省政府？各省政府及东北等区域的地方政府将来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如何？将来中央政府是否有权力批准与撤换各省及各区域地方政府的主要负责人？

另外，报告中在提到反帝、反封建这两大共产国际当年早就提出过的民主革命任务的同时，还特别提到了反对官僚资本的问题。斯大林显然不大清楚这里所说的官僚资本，和他们过去一般所说的像中国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的买办资本有什么关系，因此专门询问了什么是你们所说的官僚资本，买办资本是否包括在官僚资本这个概念之内这样的问题。刘少奇一一做了详细的解释。

在弄清楚了上述疑问之后，斯大林开始就刘少奇报告所提出的问题做了概要的、但是全方位的解答。

他强调说，你们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并吸收他们参加政府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东欧各国以及德国的资产阶级，那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在战争中

同希特勒法西斯合作，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对日作战时并未投降日本，战后虽然有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在蒋介石支持下想取得美国的援助，但蒋介石同美国的关系，不等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美国的关系。相反，由于蒋介石与美国签订有损于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通商及航海条约，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反而反对蒋介石和美国。因此，中共与他们建立比较长期的合作关系，这是完全必要的。为了使民族资产阶级长期站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阵营里面，恐怕还应当制定一系列对民族资产阶级有利的政策，例如关税保护政策等，既保护民营企业，也便利年轻的国家工业的成长。在这一点上，中国不应当学俄国。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没收了几乎全部私人资本家的企业，实行对外贸易垄断；在中国，目前应当实行关税保护政策，贸易垄断是困难的。

斯大林很欣赏毛泽东关于不忙于同帝国主义国家发生外交关系的主张。这个主张毛泽东在西柏坡时就已经告诉过米高扬：中共中央认为最好能够拖上一年左右的时间，暂时不考虑西方国家的外交承认问题，因为这样我们就有一段时间可以比较从容地处理好国内的问题，避免受国际环境的影响。

对此，斯大林当初多少有些担心毛泽东会采取太过激烈的排斥西方国家的政策，而这将强烈地刺激列强各国，促使他们也对中国乃至整个远东地区采取十分激烈的政策。因此，他特别致电毛泽东说明过，中国新政府一定不要拒绝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因为这将有助于分化美国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并且，为了促使美国等国重视中国的作用，新政府不应当拒绝外国贷款和同资本主义国家开展贸易，尤其应当鼓励民族资本家同西方国家进行贸易往来。

但现在，眼看中国统一在即，美国并没有干预的迹象，斯大林自然更喜欢毛泽东的办法。他表示，还是不要急于要求各帝国主义国家承认的好，这样更便于观察和了解情况，看他们表现如何。现在这样做已经没有多大的危险了，因为你们还有很好的法宝，这就是和帝国主义做买卖。你们可以先同他们做买卖，然后再谈承认的问题。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已经开始了，它们不得不重视与中国的贸易，他们不得不承认中国。“谁不承认中国，中国在贸易上就不给它任何优惠”，“我想列强很快就会承认你们的”。但是，斯大林仍旧强调不要同帝国主义把关系搞僵了，因此他不同意对帝国主义在华企业采取没收政策，甚至对报告中提出的在某些方面加以限制的办法，也认为“不忙采取，等一等再看”为好。

对中苏关系问题，斯大林明确表示，等毛泽东来莫斯科访问时，就可以解决中苏条约的问题。他同时再度提出旅顺驻军的问题，进一步表态说：“如果中共认为要苏联从旅顺立即撤兵，以便中共在政治上有更多的回旋余地，苏联军队现在就可以从旅大撤退”。其实，从斯大林的话音里，也可以听出他的本意并不想马上撤军。他特别说明：由于美国在日本驻兵很多，蒋介石又勾结美国，苏联在旅顺驻兵有助于抵制美蒋武装力量自由行动，保护苏联，同时也保护中国革命的利益。

斯大林这天所有谈话的精神，几乎都可以从他对刘少奇报告的批语中判断出来，只有一段话似乎与他的批语相矛盾，这就是在刘少奇反复谈到中共中央希望得到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的指示时，斯大林声明说：“一个国家的党服从另一个国家的党，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是不许可的。两党都要向自己的人民负责，有问题互相商量，有困难互相帮助，谈不到哪一个服从哪一个。”

会后，斯大林招待刘少奇看了四部资料片，并且边看边向刘少奇做讲解，气氛十分融洽。在看电影时，斯大林再度说明，通过二次大战已经证明，骑兵在现代战争中作用不大，因为骑兵目标太大，最怕飞机，一打就散。对刘少奇提出可否提供飞机将部队空运到新疆去的问题，斯大林说，因为新疆没有机场，空运部队还没有办法，但如果派战斗机帮助打马家军骑兵，就比较简单，只要派一个团，四五十架飞机就解决问题。开始时由苏联飞行员驾驶，以后由中国飞行员驾驶就可以了。

斯大林承认，1945 年他力主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是因为美国对苏联的影响

根据师哲的回忆和朱元石的文章，刘少奇与斯大林会见有五六次之多。但从已有的俄国档案资料来看，能够确定的只有三次，即6月27日，7月11日和7月27日。

7月27日的会见是斯大林最后一次正式接见刘少奇及中共代表团。参加会见的有刘少奇、高岗和王稼祥，苏共方面是斯大林、布尔加宁和华西列夫斯基等人。

会晤开始后不久，斯大林就再次提到中共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问题。他显然对自己11日谈话中关于“目前不要没收各帝国主义的在华经济事业，其他办法也不要采取”的说法，感到有些不周全。因为如果中国共产党人将此理解为可以暂时允许保留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在中国的宣传文化事业那就大错特错了。

斯大林最担心的，就是西方国家对中国这样的国家实行文化思想方面的渗透和侵蚀。因此，他补充说：上次我们谈话时，共同的意见是暂时保留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经济文化事业。但这一点，你们不要宣布，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这样说，相反，应该告诉帝国主义者，由于他们过去对中国的压迫和掠夺，中国人民很反对帝国主义，中国人民对于他们在中国的经济文化事业是要收回的。斯大林并且建议中共中央：“有时，你们甚至要组织人民对帝国主义进行某些袭击，以恐吓帝国主义者。如此，你们可从帝国主义方面获得很多对于你们的让步。”他们想保护自己在中国的利益，就要付出代价，包括商业方面的有利条件，甚至借款等等。总之，无论如何要记住：“在你们和这些政治扒手与强盗打交道时，你们应该采取这种办法，而不能用对待诚实人的办法对待帝国主义者。”

当话题转到各国共产党关系的问题之后，高岗问斯大林：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加入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斯大林答复说：中国共产党当然可以加入共产党情报局。只是我认为这不很合适。为什么？因为东欧各新民主主义国家与中国有根本不同的情况，因而要采取不同的政策。至少，中国有两点就与东欧不同。

一是中国是个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帝国主义的威胁现在远未解除，因此，中国还要用极大的力量去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二是中国的资产阶级与东欧的资产阶级不同，他们不是跟着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走的，而是反对帝国主义，中共在反帝斗争中需要与他们合作。因为有这两点不同，就决定了中国不能采取与东欧国家一样的政策。不过，斯大林提出，东亚各国有许多情形是和中国相同的，或者可以设想在将来组织一个东亚共产党联盟。苏联一半在欧洲，一半在亚洲，也可加入这个联盟。

在当天晚上的宴会中，斯大林主动提议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毛泽东以及中共其他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人的健康干杯。他接着告诉刘少奇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做出了重要的成就。他明确肯定了刘少奇报告中的判断，即中国革命的经验对于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将是很有用的。他并且表示，苏联人以及欧洲人都应当向中国共产党人学习。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欧洲就落后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一步步转向了东方，现在又转到了中国和东亚。因此，你们不仅有了很大的成就，而且责任也更大了。中苏两党以后要分工：“你们多做东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作，与东南亚各国建立密切的联系，在这方面多发挥你们的作用和影响。我们对西方多承担些义务，多做些工作。”

刘少奇马上谈到，其实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过程中也有过不少的挫折，也受到过不小的损失。比如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因为国民党叛变革命，我们毫无准备，结果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上了大当。但这样也就教训了我们，到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叛变，我们就有准备了。

听到这里，斯大林多少有些敏感地问道：“我们是不是扰乱或者妨碍了你们呢？”刘少奇立即意识到，斯大林这里所指的可能是1945年8月莫斯科那封要求毛泽东必须去重庆谈判的、有些危言耸听的电报。于是赶紧回答说：“没有。毛泽东同志当时或者可以不去，有恩来同志去就够了，但毛泽东同志到重庆去，结果还是很好的，使我们在当时立即有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斯大林摇摇头说：“毛泽东同志到重庆是有危险的，CC系特务有害毛同志的可能。”他承认，当时他坚持要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和平，是因为美国人的作用，是因为美国人不断在问：中国国民党要和平，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不要和平？

斯大林又问道：你们在美国人参与的和平运动中是否受了损失呢？我们是否也妨碍过你们呢？刘少奇明确答复说：在马歇尔使华期间，中共中央对和平运动的头脑是清醒的，只有个别负责同志有过幻想，因此受了若干不大的损失。但那次和平运动还是有意义的，结果是我们孤立了美蒋，有助于我们后来推翻国民党，打倒蒋介石。没有一个人说我们这样做不对。

对此，斯大林的结论是：“胜利者是不能受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

11日和27日的会谈在中苏关系中是至关重要的，双方据此确定了建立战略同盟关系的基础和范围。除了战略上的协调外，斯大林也尽量满足了中共中央对援助的要求。他许诺向新中国提供贷款、派遣专家、修建铁路、创办军事学院、提供军用飞机和培训飞行技术人员、进行情报合作、提供军事装备等。

不过，在是否协助解放军解放台湾的问题上，斯大林表现得特别谨慎。他否定了苏联海空军直接参加战斗的可能性。他认为那样做意味着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从而会为美国发动新的世界大战造成口实。对此，“俄国人民不会理解我们。不但如此，他们还会把我们赶走。”

在刘少奇访苏期间，中共中央已经感受到美蒋进行海空封锁的威胁。为打破美蒋的威胁，中共领导人决心加快攻占沿海岛屿和解放台湾。当获知苏联不可能提供海空支援后，毛泽东立即通过刘少奇致信斯大林，表示放弃要求苏联直接援助的提议，希望苏联帮助提供飞机，并协助训练飞行员。

在27日的会谈中，刘少奇表示同意斯大林对解放台湾等问题的看法，并将中共中央要求提供作战飞机、派遣专家和向苏联派专门代表团的建议，转达给斯大林。斯大林当即委托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协助中共代表团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刘少奇因此致电中共中央，提议迅速派遣空军负责人前来莫斯科谈判具体的援助细节。8月9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等到达莫斯科，很快与苏联军方达成协议。根据协议规定，苏联向中国出售434架作战飞机，派遣878名飞行员，并帮助开办6所航空学校。

8月14日，刘少奇结束了对苏联的访问，踏上了归国的列车。据师哲回忆，刘少奇在临离开莫斯科前还曾应邀到斯大林的别墅去做客。双方都对这次交往与会谈感到很满意。刘少奇圆满地完成了他的使命，使十年来多少有些隔阂的中苏两党，重新开始恢复了某种信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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