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江战役结束以后，国民党精锐部队溃不成军，解放战争的形势已经十分明朗。虽然此时坐镇武汉的白崇禧手上还有15万部队，但是在四野的强大攻势面前，白崇禧毫无战心，选择放弃武汉，回到其老巢广西，妄图以桂林为中心构筑防御阻挡大军南下。
在这种情况下，四野兵分三路进行迂回包抄。程子华率十三兵团切断了白崇禧向西逃往云南的路线，陈赓率第四、十五兵团切断向南逃往海南岛的路线，肖劲光则率领第十二兵团从正面进攻，发起广西战役。
战役中，白崇禧苦心经营多年的桂系集团十几万人马土崩瓦解，残部2万人逃往越南，3万人逃到广西大山为匪，白崇禧本人先逃往海南岛，后又逃往台湾。
广西战役结束后，广西虽然宣告解放，但是匪患问题却在很长一段内没有根除，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自古以来，广西就以匪患严重著称，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曾为这个问题头疼不已。历史上广西匪患严重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广西地处西南边陲，又是少数民族杂居区域，天高皇帝远，当地民风彪悍，老百姓的排外意识严重；另一方面，广西地形独特，山峰又险又多，号称“十万大山”。
清朝康熙年间，于成龙赴广西罗城县上任时，在给呈给巡抚的公文中写道：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通俗讲就是广西处处都有山，山山都有洞，洞洞都有匪。
解放战争结束后，广西匪患变得更加严峻、复杂。
白崇禧的桂系集团经营广西几十年，在境内推行自治、自给、自卫政策，基层任命了大量的保长、甲长以上的行政官员，人数多达30多万。这些人是白崇禧治理广西的主要依靠，后来鼓动老百姓对抗解放军主要就是这些人干的。
由于广西长期处于桂系集团的统治之下，老百姓对共产党和解放军的了解非常少。广西解放后，很多村寨的老百姓在原国民党村保长、甲长的蛊惑下，认为解放军是来抢占他们的财产，霸占他们的家园，发动了“一甲一兵一枪”运动，在十万大山深处建立大大小小的匪巢，对抗解放军。
如果只是一些寻常占山为王的土匪，那剿匪也还不至于那么困难，毕竟在解放之前，四野的前身东北野战军，就在东北剿灭了大大小小的匪患，一举解决了东北匪患问题。
但是广西匪患和东北匪患不一样，在这些土匪中，白崇禧的溃兵就有三万，这些人都是正儿八经的正规军出身，他们的武器装备、作战水平远不是东北土匪能相比的。此外，广西是中南六省最后一个解放的省份，之前从各地溃逃的国民党死硬分子，纷纷来到广西，妄图做最后的垂死挣扎。
1950年6月，玉林、陆川两县的土匪发生暴动，纠结了两千多人攻入县城，杀害老百姓和解放军500多人，性质十分恶劣。
当时45军135师正驻扎在这片区域，胆大妄为的土匪竟然向135师师部发起了攻击。后来师长丁盛回忆：土匪猖狂至极，都打到我师部的大门口来了。
135师下面的几个团都在外面执行任务，丁盛发电报给在大容山剿匪的405团迅速驰援师部。405团团长韦统泰接到命令后，立即前往玉林救援，一路上不断见到有土匪在和解放军交战。
部队行至一个叫樟木乡的地方，见乡政府门口围着一大群人，都穿着老百姓的衣服。战士们由于不知道这些人的底细，一时间不敢贸然行动。
岂料，当战士们接近时，这些人纷纷掏出枪，朝战士们射击。战士们果断还击，虽然很快将这伙匪徒击毙，但由于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还是牺牲了七八个战士。
等战士们冲进乡政府大院里面，眼前的景象不禁让人倒吸一口凉气。十几个地方干部被土匪杀害了，倒在血泊中，男的被挖心，女的被捅木棍，土匪的残忍超过了战士们的想象。
朝鲜战争爆发后，国民党特务在广西境内散布谣言，说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白长官回来了、中央军打到南宁了！”这一时期，广西的匪患达到了高峰，广西一共102个县，只有5个县没有土匪，有的县城都被土匪攻占，盘踞时间长达一年。
1950年7月，53军派出一个加强排护送10辆卡车由桂林出发驶往南宁。车队此行目的一是护送一批药品，二是护送一支南下工作队。这支工作队是刚在武汉报名参军的学生，其中一半是女学生。
土匪得到了风声，纷纷喊着下山去“抢老婆”。车队行至荔浦时，几百名土匪突然从山上冲出，冲车队开枪。护送的警卫排下车还击，最后寡不敌众，警卫排的战士全部牺牲。车上十余名女学生不愿被俘受辱，用手枪抵在自己太阳穴上开枪，壮烈牺牲。
1951年5月，此时离建国已经过去了两年，朝鲜战争也已经打了一年，全国各地的匪患基本已经平息，开始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中。然而，广西的匪患依然猖獗，四野20多万野战军被拖在广西。毛主席一连三次批评广西的剿匪工作进展缓慢，严令广西军区必须在6个月内，肃清境内的匪患。
时任广西军区司令的李天佑晚年回忆：
“中央3次批评广西剿匪全国最差，那真是为我们着急呀，朝鲜战争爆发后，那么多部队调往东北，参加抗美援朝。而广西剿匪快一年了，却还拖着3个军在广西拔不出脚，中央能不急吗？广西前期的剿匪工作，我们确实没有搞好。”
广西剿匪工作一直没有进展，主要原因有两点。
第一，对土匪政策过于宽大。
过去，解放军沿袭了以往的宽大政策，对抓获的土匪往往从轻发落，批评教育一番就放回去。可是，这些穷凶极恶的土匪岂能是三言两语能感化的，他们回去后，往往旋即复叛，重新占山为匪。
老百姓看到这样，更加害怕土匪，就算知道土匪踪迹也不敢去举报，因为就算举报抓住了，还是会放回来，而土匪一旦回来复仇，那就是全家灭口。为了自保，老百姓开始武装自己。
四野21兵团司令陈明仁率52军、53军刚进驻广西时，兵团指挥部设在一个村子里。晚上宿营时，陈明仁听到指挥部隔壁的铁匠铺传来叮叮当当的打铁声，吵得睡不着，于是披上衣服出去看看。来到铁匠铺后，陈明仁看到很多人在赤膊打铁，干的热火朝天，他还以为这些人是在连夜打造农具，仔细一看吓了一跳，好家伙，原来是在造枪。
这些农村汉子造的枪五花八门，仿汉阳造、仿三八式、仿汤姆森，应有尽有，全都堆在墙角，就连枪管里的膛线都挫出来了。陈明仁和铁匠聊天得知，他们这里村村寨寨都会造枪，祖传的手艺活，从鸟铳到机关枪，传了好几代人了，个个都是能工巧匠。
除了自己造枪外，这些彪悍的老百姓，还经常抢解放军的的衣服和枪。
有一次一个解放军小战士到老乡家里的水缸里舀水喝。南方的水缸较低，当他弯腰取水的时候，房东老太太从后面将那个战士的双脚抱起来，把他的头放到水缸里想淹死他，所幸当时水缸里的水不多，战士奋力挣扎，才没有被淹死。
恰好部队这时集合清查人数，发现那个战士不在，连队领导很警觉，马上派人回来寻找。等找到时发现，那个战士还在拼死挣扎，战友们立即他救下来，同时把老太太抓了起来。
审问中，那个老太太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说：“我就是想要他的那支枪，其它也没有多想。”审讯人员问：“为了一支枪你就可以杀人？”她说：“我不弄死他，他不会给我枪。”
直到晚年，参加过广西剿匪的老兵们但凡谈到当时的土匪，印象最深的就是土匪扒衣服，扒活人的，扒死人的。那地方太穷了，甚至有不少根本就不是土匪的村民，见我们的战士落单了，掉队了，就把人给杀了，就为了扒衣服穿。
第二，解放军兵力分散。
广西剿匪虽然投入的兵力多达二十多万，但一半以上用于守备城市和交通线，其余分散在农村大山剿匪。广西地广人稀，十多万人撒下去后，每处能集中的兵力就非常少了。
由于战线太长太散，导致兵力严重不足，每次都只能是被动应战，哪里被袭击了，等大部队赶过去时，土匪们早已得手，又逃回了大山。
针对这种情况，李天佑主张采用更加机动灵活的战术，兵力不能像铺面粉一样铺的到处都是，而是要有重点的配备兵力剿匪。土匪集中，解放军也集中兵力进剿，土匪分散，解放军也分散进剿。
还有，就是严厉禁枪，不允许民间私自藏匿、打造枪械。这些枪原本是用来防土匪的，但是被土匪、国民党特务一煽动，村民手中的枪反而成了土匪的武装。
再就是，一改之前的宽大政策，对一批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严惩，该枪毙的枪毙，该坐班房的坐班房，让老百姓看到解放军剿匪的决心。
在会上李天佑说到：
“谁是匪？藏在哪？老百姓都知道呀，可谁敢说呀？你今天抓、明天放的，这是剿的什么匪呀？老百姓背地里有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解放军讲宽大。咱们政策不对头，咱们脱离群众了。土匪那么猖狂，我们一味地只讲宽大，该杀的不杀，这匪能剿得了吗？”
这样一来，老百姓心中就有胆气了，而老百姓一发动起来，土匪的末日就到了。比如大桥乡有一个村子，当地有一个匪首名叫韦源乡，经常来村里抢劫欺压百姓，老百姓对他是敢怒不敢言。
后来，解放军派了一个连进驻到这个村，向老百姓宣讲对土匪的政策，号召老百姓举报揭发。有了解放军撑腰，老百姓举报了韦源乡的巢穴，带领解放军爬了三天三夜的山，最后将韦源乡击毙。
韦源乡被击毙后，他的余部气焰仍是十分嚣张，像过去一样大摇大摆的来到村里企图报复村民。岂料，村民们早已手持大刀长矛严正以待，一拥而上将这伙土匪绑了，送到了解放军驻地。
还有一个叫周天雄的土匪，靠着侥幸躲过了几次搜山，战士们一直没有抓到他。几天后，有村民来报告，说野地里躺着一个人，身上还带着枪，看样子像个土匪。
解放军马上去过查看，果然是周天雄，这小子没吃没喝，又不敢像以前那样去村子里要吃的，最后活活饿死在野地里。讽刺的是，死的时候兜里还揣着几根金条。
在大瑶山，49军、53军的战士和当地老百姓、民兵分片包干，对藏匿在山里的土匪进行拉网式搜索。在这种地毯式搜捕下，土匪无处藏身，纷纷被抓捕击毙，剩下的只得下山投降。后来参与搜捕的老兵回忆：后来的几十年里，看到山就发怵，这辈子也没爬过那么多的山。
大瑶山的剿匪经验推广到广西全境后，境内的土匪终于被逐步肃清。广西剿匪进行了3年，累计歼灭土匪46万人，相当于四野又打了一次辽沈战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