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视剧《特赦1959》中，徐远举一直桀骜不驯逮谁怼谁，他跟周养浩一唱一和，像狗皮膏药一样粘住黄维，弄得黄维不胜其烦但又无可奈何——黄维在黄埔系有“书呆子”之称，单打独斗也未必是徐远举周养浩的对手，徐周二人联手，一向自诩武功不错的沈醉，可能要用忌惮三分。

真正不惯着徐远举周养浩的，还是宋希濂、邱行湘、郑庭笈、周振强等正规将军：宋希濂朋友众多，邱行湘力大无穷，郑庭笈是郑介民堂弟，周振强脸黑手黑，“军统三剑客”的老大沈醉尚且不敢惹他们，就更别说老二老三周养浩徐远举了。

周养浩打破郑庭笈脑袋，那是电视剧根据“董益三掌掴黄维”的事实进行的艺术加工，如果周养浩敢打郑庭笈，在老蒋那里当“国防部常务次长”、“参谋次长兼大陆工作处处长”、“国家安全局”局长的郑介民，会有一百种办法整治周养浩的家眷。

实事求是地说，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军统（保密局）的特务，一般都不敢招惹正规军将军，因为那些人不但比较抱团，而且在外面也有很多要好的同学，特务惯会看人下菜碟，惹不起的人物，他们是不会招惹的。

原军统局第电讯处少将副处长董益三敢扇黄维的耳光，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黄维性格比较孤僻，人缘也不太好，打他不会被其他黄埔系将领围殴；其二，董益三被俘时是康泽的手下，也就是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的第二处处长，而康泽是跟戴笠、巡城齐名的特务头子，在军、特两界都有很广的人脉，董益三有康泽撑腰，其他黄埔系也得给他几分面子。

董益三打黄维，沈醉看着很气愤：“谁敢打我一下，我就会奉还他两下。这两下，可能会像鲁智深拳打镇关西一样，叫他脸上开花！就是可杀不可辱！”

沈醉甚至希望黄维把董益三打死：“那位组长（董益三时为学习小组组长，后来跟沈醉又同为文史专员，所以沈醉没有直呼其名，算是给‘老同事’留了一点面子）既打人在先，黄维也就决心还击于后；只见他剑眉倒竖，怒眼圆睁，右手握拳朝对方脑门猛力击去。如不是梁司令官（梁培璜）手疾眼快，把那位组长向旁边一推，那一拳落在头上不死也得重伤。”

董益三欺负黄维人单势孤，徐远举却万万不能惹、不敢惹、也不会惹刘安国，如果吴敬中听到徐远举怒斥刘安国，肯定会上去给他一个大耳光：你的东北区区长官帽，是谁给的？你敢惹他，是不是不想活了？

吴敬中当然没有进战犯管理所，他在天津解放前就跑掉了。吴敬中的历史原型就是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曾任军统临澧特训班教官、中苏情报所总务科长、军统西北区区长、东北区区长、天津站站长的吴景中，刘安国的历史原型，则是曾任军统北方区区长、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的文强。

文强是正经的黄埔毕业生，在淮海战役被俘时是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在军统期间，一向与老蒋的大儿子经国、二儿子纬国兄弟相称，戴笠对他也是尊称“念观兄”而不直呼其名。

文强在《口述自传》中讲述了他和经纬兄弟的交情：戴笠坠机后，经国曾邀请文强当自己的副手，纬国一辈子都拿文强当大哥，“纬国比我小十岁左右，我是少将的时候，他是上尉。所以他一直到死，都称呼我为‘学长’，他自称‘后学’，我给他写信，称他为‘纬国弟’。”

文强的人脉关系，有些可以说，有些不可以说，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所有人都要给他几分面子，杜聿明和王耀武，跟他的感情都很铁，“刘安国两番话撂倒两个中将司令”，说王耀武那次是真的，说杜聿明那次是不可能的，因为刘安国的历史原型文强之所以去淮海前线，就是杜聿明力邀、老蒋特批的。

说起来很有意思，文强在黄埔四期的同一个宿舍里，出了至少四个名人：两个姓林一个姓周，二林在平津战役中相遇，甲林抓了乙林，乙林就是1961年第三批特赦的十七兵团副司令、六十二军军长兼天津防守副司令林伟俦。

徐远举要是敢跟文强乍刺，别说吴敬中会扇他耳光，就是林伟俦也会一拳打过去：敢欺负我舍长，就是放出去，校长也饶不了你！

林伟俦其实应该是很感激文强的：当年在黄埔四期宿舍，林伟俦下铺同学枪走火，把林伟俦的枕头打了一个洞，文强跟那位下铺同学打架，有一半也是为了林伟俦。

在电视剧《特赦1959》中，徐远举怒怼刘安国，放在真实的历史中就是寿星老上吊嫌命长——当时的情况是刘安国对刚转来的沈醉、徐远举、周养浩表示关心和担忧，徐远举却瞪着眼珠子梗着脖子犯浑：“刘安国，你胡说什么呢？我们几个再不怎么样，也比你强吧？你是叛徒……不用你为我好，我一个快死的人，我怕你啊我？”

“快死的人”，徐远举确实曾有过这样的畏惧，但是到了北京功德林，他已经知道自己死不了了——他和沈醉是1955年高级战犯集中后才到的功德林，可能是1955年底或1956年10月以后才跟早他好几年进入功德林的文强“重逢”，那时候他对文强，只能是尊敬和感激，当众怒怼，借他两个胆子也不敢。

徐远举在军统的时候人缘就不好，在行动处当副处长的时候，就跟正处长程一鸣（也是吴敬中和小蒋的同学）不对付，后来文强在北方建立了完整的特务体系，而自己要去东北当督察处长和主任，就把全套机构都交给了徐远举，这件事在《文强口述自传》中有明确记载：“日本人一投降，我那个北方局移交给了徐远举，我接手东北，任军统局东北 办事处处长，对外的身份是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参加受降后，第八 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和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两个人打电报给蒋，说文强抗日功劳很大，应该晋升中将，蒋正式批准我升为中将，这 一年，我三十九岁。 ”

1946年5月，少将徐远举任从中将文强的手里接过了第一战区长官部调查室少将主任兼军统北方区区长的官帽，他对文强应该是十分感激的，后来因工作关系见了已经晋升中将的文强，是要毕恭毕敬行礼的。

文强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身边有很多“好友”，无论是杜聿明还是王耀武，都跟他过从甚密，杜聿明还把自己的十包骆驼牌香烟送给了文强，就连沈醉，也是主动与文强拉关系。

沈醉对文强是十分佩服的，尽管沈醉自诩武功高强，但也知道自己不是文强对手：沈醉在上海当情报员的时候，文强就已经作为戴笠的副手，领导上海“忠救军”与日特进行生死搏杀，是在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文强曾把一个带着手枪的日特少将三拳两脚打得跪地痛哭求饶。

我们看历史照片就知道，文强的个子比沈醉还高，在红军时期，被捕的文强曾把一个江洋大盗打得睡在马桶边，在黄埔四期，打架也没怯过场。

文强在黄埔四期跟谁打过架，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都知道，但是他跟蒋家父子为什么关系也那么好，连笔者也没闹清楚，最后就只好请教读者诸君了：文强在我方有很多亲友，老蒋和戴笠为什么还那么信任他？

文强离开军统的时候，连毛人凤都有些眼红：“你这个人很难得，很自爱，我们不像你，你的面宽，你到哪里去都有人欢迎你。我们是跟戴笠起来的，靠着他，他又死了，没路走啊。”

郑介民留不住文强，但还是要跟文强保持亲密关系：“你要离开一下也可以，你一定要在我们这里挂一 个名，我们这里有个设计委员会，你就做设计委员会的中将委员，如果你连这个 名都不要，那就不好啦。你保留一个名义，愿意回来的时候你还可以回来嘛。”

徐远举是戴笠和毛人凤接力提拔起来的，他在戴笠毛人凤的“朋友”面前敢嚣张，别说吴敬中、林伟俦不答应，就是出去了，岛上的小蒋也饶不了他——虽然文强一直呆在战犯管理所，小蒋却没停发他的中将薪水和补贴，二十多年居然存下了一百多万美金。

文强最后没要那一百万美金，徐远举却没能活着走出去，如果他也能等到特赦，就是进了文史专员办公室，依然还得归文强领导——实际负责文史专员工作的“学习组”，文强是正组长，沈醉是副组长，在文强特赦并担任文史专员之前，该组长一直是政协干部担任，是文强的出现才改了规矩。

读者诸君可以试想一下：受各方重视且脾气更加倔强的文强，是徐远举敢招惹、能训斥的吗？如果徐远举真的跟文强冲突起来，结果又将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