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全球化的未来似乎已成定局：在这个经济高度一体化的世界里，穷国可以循着富国的足迹，逐步缩小全球贫富差距。对20世纪中叶的自由主义者来说，恢复贸易意味着将平等主义经济发展模式扩展到全球。正如老美的参议员肯尼思吹嘘说：“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将把上海提升到一个新高度，直至它成为另一个堪萨斯城。”

然而，现实狠狠打了他们一巴掌。全球化未能兑现“堪萨斯城”的承诺，但却将上海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中国的工业化不是威胁，而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胜利。这正是全球化承诺的一个显著体现！

纵观现代历史，全球富人与穷人之间的鸿沟不断加大，几乎没有逆转的迹象。全球不平等在近200年里稳步上升，直到1980年左右才开始逆转，而这一趋势在2000年后变得尤为显著。今天的全球收入分配是自19世纪以来最为平衡的。

这一转折的核心动力是什么？是中国的崛起！

过去30年全球不平等的减少几乎完全归功于中国。正是中国的快速发展，使全球贫富差距自工业化以来首次大幅缩小。这不是威胁，而是全球化最耀眼的成就。中国的成功是对那些曾认为只有西方才能引领全球化的人的最有力反击！

历史证明，追赶富裕国家生活水平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在中国之前，唯一成功的例子不过是台湾省和南朝鲜。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60年前，台湾省和南朝鲜的人均收入分别是美国的6%和14%。60年后的今天，他们的比例几乎没有变化。几十年的起伏波动，最终却是徒劳无功，根本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趋同。更有甚者，其他一些贫穷国家甚至在这场追赶赛中彻底迷失了方向，优势尽失。

除非发生根本性变革，否则贫穷国家注定永远贫穷。

然而，中国以非凡的崛起打破了这个被视为“宿命”的定律。中国不仅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增长，更关键的是，它将增长的红利广泛惠及各个阶层。最新研究表明，1988年至2018年间，中国收入最高的人群增长最快，但即便是收入最低的5%工薪阶层，实际收入也增加了近5%。这个增速比美国同期任何群体都要快得多。

中国的奇迹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奇迹，更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它向世界宣告：所谓“发展中国家”的宿命论不过是西方自我优越感的幻想。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核心区别是什么？在中国，底层50%的人口也从经济增长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1978年至2015年间，底层50%人口的平均收入实际增长了五倍以上，而在美国，收入最低的50%则经历了负增长。

同样明显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实实在在地转化为生活水平的显著提升。1970年，中国人的预期寿命低于巴西或菲律宾，而今天，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超出他们近十年。2002年入学的中国儿童比十年前的同龄人高出了5-6厘米，这一变化无疑反映了饮食和生活条件的巨大改善，尤其是在贫困农村地区。

那么，为什么中国成功兑现了全球化的承诺，而许多国家却未能如愿？答案是，中国成功走上了早期工业化国家所开辟的道路。

早期工业化国家的模式是：通过保护基础产业、对基础设施进行公共投资、采用外国技术、并提供廉价但具有战略导向的信贷。这个模式在美国成功后似乎被遗忘，但德国、日本、韩国，以及如今的中国，重新拾起并大放异彩。

如今，美国也在重拾这些产业政策的“旧观念”，这并无不妥。但令人费解的是，当中国使用这些政策时，却被批评为“操纵”。这种双重标准显得格外荒谬与不合时宜。

美国试图在美国和中国的产业政策之间划清界限，宣称美国采用的是“透明的、结构合理的、有针对性的激励措施”，而中国则依靠“非市场政策”，试图“主导全球市场”，并“造成绿色能源产品的供过于求”。然而，讽刺的是，美国却吹嘘《通胀削减法案》中的激励措施将使清洁能源投资的增长翻一番，从而“让美国制造商引领全球市场”。

毫无疑问，如果仔细分析，就能分辨出所谓“改变市场结果”和“扭曲市场结果”之间的区别，或是“领导全球市场”和“主导全球市场”之间的差异。但事实显而易见：这取决于是谁在采取行动——是“美国”还是“中国”。

关于中国“造成全球绿色能源市场产能过剩”的指控，经常被关税支持者抨击，尤为荒谬。如果在这些市场上确实存在全球产能过剩，美国的投资与中国的贡献是密不可分的。这才是“全球”一词的真正含义。

关于气候经济，过去的主流观点认为：全球面临的挑战在于“搭便车”现象。全球都从减少排放中获益，而为此付出的代价却由少数国家承担。在没有各国强制实施脱碳的情况下，通过绿色投资追求国家优势，或许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出路。

绿色产业政策具有双重效益。既能推动技术进步，又能替代碳定价。然而，西方却不断炒作“产能过剩”、“补贴战”以及“中国贸易冲击2.0”等恐吓性言论，完全搞反了问题。实际上，可再生能源和绿色产品的过剩，恰恰是我们应对气候危机所需的解决方案。

美国支持本国制造业无可厚非，但对中国绿色产业的补贴，最合理的回应就是美国和欧洲同样增加对绿色产业的补贴。为了避免气候灾难，补贴竞赛应成为国际竞争的一部分，并以正和的方式引导竞争。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美国似乎选择了对抗的道路。20世纪80年代，里根团队通过与日本达成自愿协议，适度减少对美汽车出口，同时鼓励日本汽车制造商在美投资，以应对进口汽车对美国制造业的威胁。而拜登团队则显得更加好战，甚至没有尝试通过谈判达成协议，而是采取单边行动，将中国视为敌人，而非潜在的合作伙伴。

美国优先并没有错，但将中国视为敌人是错误的，将其理想化同样也是错误的。

关税政策问题复杂，但大局不容忽视。全球化的基本前提依然站得住脚，即使实践中常遇挫折。首先，没有一个国家是一座孤岛，尤其在今天，最紧迫的问题只能通过跨境合作解决。其次，经济增长不是零和博弈，一个国家的成功不应被视为他国的失败。

中国的增长，正是全球化承诺的最佳例证：国际贸易能够加速穷国与富国的融合。

美国必须首先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世界其他国家正在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