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寻梦环游记》中说：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
所以我把爷爷的故事写出来，让更多的人，不被遗忘。
01
祖父朱起球，民国17年8月14日生于湖南湘潭石鼓乡青山桥李家湾，2007年2月10日卒于湖南郴州资兴，享年80岁。
爷爷是在夜里去世的，属突发心梗，那一天离07年春节的大年除夕相隔只有8天。
随即，散落于各地的子孙，顾不得春运的拥挤，迅速的请假启程，开始朝着家的方向以最快的速度聚集。
时值春运高峰，很多人不得不面对欲购无票的窘境（当时还未开通高铁）。
比如我是乘飞机到广州和堂弟振杰会合，因为买不到票，两人打的从广州回郴州，折腾了一天后，终于在傍晚赶到了灵堂，得以见到爷爷最后一面。
爷爷走的突然，也没留下什么话来，这更增添了奶奶的悲伤，奶奶在哭灵时不停念叨的是，爷爷一辈子总在吃苦，没怎么享福……
其实，在我眼里，爷爷的一生，还是有很多故事的。
02
爷爷出生在湘潭县石鼓乡青山桥的一个小地主家庭，家族里守着十几亩薄田过着自给自足的日子。（现在叫石鼓镇云霞村）。勤俭持家——娶妻生子——攒钱买田，是这个家族里遵循了上百年的祖训。而在种田之余，当地农村还一直有耕读的传统。
爷爷告诉我，其实封建时代农村人耕读，绝非为了追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诗意，而是作为男耕女织小农经济的一种合理补充。
家里有个能识文断字的人，逢年过节红白喜事写对联，生儿育女取名字，亲人远行收寄书信啥的，可以不求别人，由自己解决。
万事不求人，恰恰是小农经济的精髓所在。
另外，极个别孩子读着读着，能求取到功名的话，那更是稳赚不赔的投资。
爷爷的曾祖父，在清朝道光年间考取了秀才，按大清律例免除了其在世时的田徭赋税，故而在攒钱买田的道路上实现了从富农到小地主的历史性跨越。
因为在古时，农村家庭能考出个秀才，是蛮风光兼实惠的。
别看小说戏曲中，全是状元进士举人的故事，对于落第的秀才，关注的笔墨并不多。
其实殊不知，古代落第秀才的就业质量上，存在着显著的城乡差别，不过与今天的城乡差别刚好相反。
相比没有功名的童生，秀才可享受国家的免税政策
要知道城里的秀才考不上举人，很多人一辈子只能靠开私塾，做西宾混口饭吃，关键是身价极低。
因为那些考上了状元进士举人的人都会转为城市户口，这些人若是不任公职了，就自然成为家教市场里的中高端抢手货。
比如著名的林黛玉小姐，请的家庭教师贾雨村就是位进士出生的下岗官员。
这才是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的高端家教岗位，一不小心还能依靠东家的超级人脉时来运转。
而城里的老秀才，无缘这样的好工作，如果家里又没产业，那自然就过得凄惨了。
相比之下，同样是考不上举人，在农村里种田的秀才，往往会过得比较精彩。
首先，最大的实惠当然是秀才可免交田赋了，换成现在你做白领不用交税试试？
其次，在农村地区的私塾中，完全不存在状元榜眼探花举人这类学霸级对手，一个秀才足以轻松垄断当地家教市场几十年的龙头宝座。
另外，十里八乡哪家办喜事要写对联，哪家生儿要娶名字，请童生去，估计两片扣肉就打发了，而请秀才去，出场费怎么也得换成大肘子吧。
所以，爷爷的曾祖就这么一边种田，一边开私塾，幸福的成为了一名小地主。
03
自此，家族祖训，在勤俭持家之外，还加了男丁应入学读书求取功名这一条。
可惜自先祖之后，家中男丁接连三代也未再出过一个秀才，毕竟科举每三年才一次，一个县才十几个名额，农村子弟考秀才，真不是你想考就能考上的。
时间到了民国，取消了科举，改为现代学制教育后，封闭的山村对这种没有功名可取，没有赋税可免的现代教育一下失去了兴趣，对族人读书的投入与要求反而降低了许多。
就如爷爷，勉强读完小学，便无学可上，一来中等教育只有县城才有离家很远，二来家里舍不得花钱了。
但不同于其它族人，不读便不读罢，反正有田可种。爷爷对读书的渴求一直远大于种田。
谁都没有想到，转眼之间，爷爷便以一种非常戏剧的方式重获读书机会。
这一求学转机的发生，并非因民国政府大力发展农村义务教育所改变，而是在山河破碎国土大片沦陷时意外来临。
上世纪抗日战争期间，湖南成为中日血战之地，长沙先后历经3次会战最终沦陷，1938年12月，丧心病狂的日军轰炸长沙引发大火，市内几成焦土，长沙的各类大中小学，被迫开始内迁。
其中最有名的一所学校，是北大、清华、南开迁往长沙成立才一年的国立长沙联合大学，此番再次被迫迁往昆明后，更名为西南联大，最终成就一番传奇。
国立长沙联合大学迁往昆明更名为西南联大
但长沙的其他院校就不可能有西南联大这样的地位而获得民国政府的财力支撑，只能选择省内避难。
当时日军染指长沙的狼子野心早已昭然若揭，向西进攻常德图谋威胁重庆，向南攻占衡阳以便联通广东（日寇已经占领广东沿海）。
所以，沦陷地区的院校便只能朝着长沙西南方向的湘中农村转移搬迁，且在选址时要避开县城专挑选日军可能不会分兵去占领的偏僻乡镇。（这点极为关键）
这期间最有名的是湖南怀化市安化县蓝田乡，先后有20所长沙的大中小学迁入，结果因太过拥挤远超当地承受能力，很多学校又不得不再次进行了拆分安置。
在这20所学校中，有一所省内享有盛誉的名校——长沙广雅中学（建国后更名为长沙市七中），便在到达安化后又再度进行了分流。
最终，这一支办学力量几经辗转，搬迁到了湘潭县石安乡中间大屋办学，与爷爷家所在的青山桥相距4公里。
建国后石安乡与歇马乡、明道乡合并为石鼓镇
国难当头，广雅中学办学条件极其艰苦
与此同时，另有搬迁而来的省立第五高级职业学校在相邻的湘乡县组建了省立湘乡工业技术学校，可以就地接收广雅中学毕业生进行培养。
这两所因战乱而搬来的学校极大的改变了当地的教育现状，特别是跟随学校避难的那些学生毕业后，一大批本地少年意外获得了就近读书的机会。
这其中绝大多数学生因此而成为建国后各行各业的青年才俊，但也正因为这一点，为不少人日后命运的蹉跎浮沉埋下了伏笔。
《石鼓镇志》记载上千名本地青年就读于广雅中学
那段国难当头的求学时光，爷爷是不曾向孙辈提及的，倒是奶奶后来向我说起过几次。
爷爷小学后耽误了好些年，等他去石鼓读广雅中学时，年龄已经不小了，读书期间，爷爷和奶奶奉家人之命媒妁之言成婚了（这在当时是合法且普遍的）。
所以奶奶见证过爷爷求学的不易。
民族危亡任人宰割的年代，普通百姓求学是极为不易的
1944年6月17日，湘潭县城沦陷，7月，日军窜入歇马乡，烧杀奸掠两日，后因日军兵力不足，未对其他偏远贫瘠的乡村分兵占领，广雅中学因选址偏僻逃过一劫。
据湘潭县志记载，沦陷期间，2万3千人死于日军屠刀之下
当然，除了选址偏僻外，也与湘潭军民进行的殊死反抗有关，据史料记载，国共双方均在当地建立了多支游击队，这使得日军对偏远乡镇不能贸然进犯。
就这样，即便日寇占领了县城，学校依然在石鼓坚持办学。贫瘠的小山村里，一批不屈的湘中子弟，用湖南人特有的坚韧延续着民族的文脉。
爷爷求学的第二种不易，是家里的反对。
学校离爷爷家还有八里路，爷爷一个学期只回两趟家，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跪在祖屋的天井里，向家里讨要下一阶段的生活费。
当时爷爷家管事的是爷爷的祖母，身为秀才先祖的儿媳，但思想非常封闭，她早早为爷爷操办好婚事，期望他在娶妻生子、攒钱买田、勤俭持家的人生轨迹上踏实进取。
所以这位女祖宗对爷爷这样一个劳动力有田不种却费钱读书的行为很是不满，以至于爷爷每次都要跪上很久才能讨到些许。
我无从得知爷爷当年从学校走回老家时，一路上会有着怎样的心情。
但我能联想起一句成语——“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或者是另一句湖南俗语——“恰得苦，发得狠，霸得蛮”。
04
爷爷去世若干年后，父亲和我多次回忆起爷爷，曾说起过父亲五十年代读小学时，经常去爷爷的单位玩耍。
从矿区返回厂区要走一段山路，在山路上爷爷常常和父亲说起的就是，要好好读书，将来走出这片矿山，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
这些谈话在父亲的脑海中一直留有深刻的印象。
因此我也推测，当年爷爷行走在山道崎岖的乡间小路上时，是不是也有那么一个“人”，对他说起过，要努力读书，将来走出这片乡村，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
我觉得那样的情景是一定存在过的。
不然，1947年的那个午后，20岁的爷爷就不会那么坚定的跪在祖屋的天井里，再一次向他祖母恳求继续念书的可能。
当时，爷爷中学毕业后先在老家当了一年私塾老师，后被同学邀约一起报考邻县省立湘乡工业技术学校，为了能顺利报考，爷爷将自己的年龄填小了3岁。
彼时抗战已胜利，这所学校准备搬迁回长沙。继续求学，则意味着更高的花费与更为漫长的离别。
但爷爷态度很坚定，而且这一次，与爷爷并排跪下的，还有奶奶，和奶奶怀中的父亲。
那位女祖宗最终还是同意了。
至此，爷爷走上了与族中兄弟截然不同的的人生。
爷爷毕业时是23岁，档案记录是20岁
省立湘乡工业技术学校迁回长沙后，1951年合并成湖南工业技术学院，1998年并入中南工业大学，属第一批985院校。
05
那年，得知爷爷去世的消息后，爷爷的胞弟，老家的叔公因年事已高不能亲来，便委派自己的三个儿子一齐赶来奔丧，堂叔们带来了老家亲人的吊唁，也带来了一个传说。
据说爷爷去世的那天中午，老家有人看见爷爷在祖屋前的晒谷坪上走过，细算起来正好是爷爷弥留之际的时间。
这则传言经过一些老人们愈发传神的转述，使得爷爷魂归故里的暗示成了丧事中一个颇为热门的话题。
我知道这世界没有鬼神，但听到这样的故事还是不免有一丝欣慰，毕竟，落叶归根永远是一个老人朴素的心愿，哪怕是在一个故事中得以完成。
事实上，爷爷作为这片矿山的第一代开拓者，作为资兴矿务局测量专业的第一批技术员，选择长眠于斯，亦是最为妥当的。
五十年代初爷爷毕业后，进入了湖南省煤炭系统。
建国初期，湖南有三大矿务局直属煤炭厅管理，不久，爷爷作为测量专业的骨干，分配到了位于郴州的资兴矿务局工作。
煤矿开采，自然离不开穿山打洞。
除了产煤的采掘巷道，大型煤矿中需要更多的是运输巷道，很多巷道需要横穿一座或多座山岭。
（图片来源网络）
对于横穿山岭的巷道，你可以选择从这边挖到那边，但必须保证贯通后规划的起点和终点不发生偏移。
也可以选择从起点和终点两边对挖，中途会师。
如何确保单向掘进时路线不发生偏移。两边掘进中间会师时不发生偏离，便是由爷爷的测量专业来保驾护航。
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因为当时没有GPS定位，没有激光测距，没有电脑。
（PS：现在就是有这些现代工具，测量工作的环境也仍然称为艰苦）
每掘进一段，你得扛着光学测量仪，翻山越岭的从山这边来到山那边，然后测量数据，然后用纸和笔进行演算，然后做出校正。
每一条巷道贯通的背后，是崇山峻岭间无数次的往返攀登、是荒郊野外中无数次的栉风沐雨，是笔头稿纸上无数次的演算验证。
（图片来源网络）
值得后辈永远铭记的是，那个时代的矿山建设者们，不光只有爷爷不怕吃苦，所有人，都是肯吃苦能耐劳有干劲的主人翁。
正是这一群充满激情的建设者们，克服了今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筚路蓝缕，肩扛手挑，建设出一个日新月异的人民矿务局。
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资兴矿务局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煤炭开采任务，为国家实现煤炭自给，做出了光荣的贡献。
这是属于矿务局第一代建设者们集体的辉煌。这其中，有爷爷的汗水。
06
爷爷的测量工作做得很出色，他负责的巷道，每次都能笔直的贯通，不带任何的偏差。
但，这不代表其他方面不出偏差。
在随后那个特殊年代里，因家庭出身问题，爷爷成了第一批被打倒的知识分子，身陷囫囵，接受改造。
爷爷没有了工作后，家庭经济顿时陷于困顿。
奶奶艰难的挑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去矿山捡煤块，挑煤渣，用瘦弱的身躯勉强养活几个半大的孩子。
值得庆幸的是，爷爷后来又恢复了一半的工作。
因为，那些革命口号喊得震天的造反派闯将们，一次又一次的把原计划两边对挖中间会师的单巷道挖成了一组互相平行永不相交的双通道。
然后革命闯将们降低难度，开始单向挖掘，结果从起点A开挖，却最终完美错过规划中的终点B，而挖出规划外的终点C，简称C位出道。
不得已，矿上又恢复了爷爷一半的工作。白天去上班搞测量，晚上回去继续批斗。
上班期间，可以吃单位的食堂，但，依然没有收入。
后来批着批着，也就慢慢恢复了部分自由。
只是家庭之中，真是苦了奶奶。
最为艰难的一年，是奶奶无力为几个子女置办一顿有肉菜的年夜饭，读初中的父亲想办法去总矿区办公室，给爷爷工作的矿上打了电话，告诉爷爷下午记得从单位食堂带点肉菜回家过年。
因为单位中午加菜过年，上班的职工都会有肉菜吃。
不过，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单位食堂不会有多余的肉菜，爷爷也没有多余的餐票。
爷爷的做法就是，自己把饭吃完，把肉菜全部打包，然后从矿区出发，翻山越岭一下午，终于赶在年三十的晚上，为家人带来了一顿有肉菜的年夜饭。
在那个北风萧瑟的午后，打包了肉菜的爷爷，走在回家的路上时，心中，会想些什么？
可能想起很多，也可能什么都没有去想。
爷爷去世后，父亲每每回忆往事，经常会想起那一年，那一碗带着体温的肉菜，是一家人劫后重逢的回忆。
我无从知道，那天的爷爷在路上想了些什么，我只能这样去看。
那天在回家的路上行走的，是一位压力之下负重前行的中年男子，是一位心疼妻儿心怀愧疚的普通丈夫。
07
爷爷的坟地选在矿务局总厂区的水库山上，这座山坐落于工农水库边，四周都是爷爷曾用脚步丈量过的矿山。
人生无处不青山，这里，也是矿区老人们较为集中的埋骨之地。
上世纪末，随着煤炭资源的日益枯竭，不少大中型国企被迫开始破产兼以图转型发展。
资兴矿务局下属不少煤矿相继宣布破产，矿务局本身也于2002年被改组为资兴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自此，资兴矿务局正式走入历史，成为一个时代的回忆。
随着爷爷那一辈建设者们的老去，山间的坟茔越来越多。
那一辈建设者，来自五湖四海，他们建设了矿山的繁荣，也见证了矿山的衰落，最终，他们大多选择在这里，一起迎接矿山的黄昏。
那年送爷爷下葬后，我们一大家人回到爷爷房中。
与五十年代爷爷和奶奶带着几个小孩来到矿务局落户时相比，爷爷的后人，开枝散叶，已是四世同堂，加上老家来的亲戚，一大屋子人把小小的房间挤得密不透风。
讨论的事情有许多，其中一项是按照老家的一些风俗去做些事情，真是种类奇特，名目繁多。
例如新坟三天之内要如何如何，头七时又该如何如何，然后规矩从头七到二七，居然能排到七七。
爷爷老家七七的规矩是，老人离世后，七七四十九天内，后人要每天给遗像敬水敬茶敬饭。
在我当时看来，这些全是小农社会的旧俗，根本不适应现代工业社会的节奏，如今还是要移风易俗一切从简为好。
但奶奶坚持要按规矩把一些事情做完。
我记得奶奶说，这四十九天里她哪也不去，就每天在家里给爷爷敬水敬茶敬饭。
奶奶说，她要让爷爷记得回家的路。
谨以此文，缅怀祖父朱起球老先生。
并向资兴矿务局第一代建设者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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