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一场罕见的金融风波席卷了浙江乐清，将二十多个县镇卷入其中，波及二十多万人，八万多个家庭倾家荡产。这场风波的源头是一个看似平凡的小木匠，李启峰，他的失踪引起了社会的动荡，成为一起惊动中央的大案，甚至引起了海外的广泛关注。

李启峰是一位在乐清县雪湾村的小木匠。1986年3月下旬，李启峰失踪的消息传遍温州市，许多人开始恐慌，甚至痛哭流涕。温州市的店铺关门，工厂停工，数万个家庭陷入经济困难，温州陷入了“经济萧条”的境况。

李启峰不仅是一位小有名气的木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抬会大会主。抬会，又称应会，是一种经济互助会，会员们共同出资，形成一个“会”的组织，帮助有需要的会员。李启峰打破了抬会的传统规律，开始组织“百人百元百月单万会”，条件看似疯狂，但承诺的利益吸引了大量会员。

入会第一个月需要交1.16万元，但两个月之后，每个月就能够拿到9000元的利息，这样的条件吸引了大量人心动。李启峰的讲义气为他招募了很多会员，甚至有人愿意借钱凑够1.16万元入会。

李启峰家变得热闹，每天接待前来要求入会的人，甚至聘请了会计、出纳和保镖来应对不断增加的需求。

抬会原本是一种互助行为，但在李启峰的组织下，演变成了一场金钱的疯狂游戏。会员们不断增加，入会费也不断上涨，成为一种投机倒把的行为。李启峰为了填补之前的承诺，不断发展会员，形成了一个滚雪球式的发展。然而，这种疯狂的发展最终导致了抬会的崩溃。

抬会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会员只想收利息，不愿意使用资金。支付利息的人远远少于拿利息的人，为了填补缺口，李启峰只能不断发展会员。

抬会的发展变得越来越疯狂，入会费也不再局限于1.16万元，甚至有人送来76万元。整个抬会形成了一种具有投机欺诈性质的金融模式，风险逐渐积累。

1986年春天，抬会的崩溃不可避免。大量的入会者涌入，抬会规模虽然扩大，但大部分人只想收利息，不愿意使用资金。李启峰为了填补之前的窟窿，不断发展会员，形成了一个不可持续的局面。最终，抬会的资金链断裂，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抬会的会员变成了讨债者，社会秩序混乱，公安机关统计发现有1000多人被非法拘禁，200人潜逃，140多处房屋被毁，8万多户家庭倾家荡产。

面对抬会的疯狂崩溃，乐清县政府采取了行动，严禁抬会非法金融活动。然而，李启峰和郑乐芬等大会主携款潜逃，使得抬会的彻底崩溃成为不可避免的命运。

乐清县公安机关组织队伍追查大会主的行踪，最终在天津和江苏将李启峰夫妇和郑乐芬抓获。然而，尽管大会主被抓获，很多会员的钱依然无法收回，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对于李启峰等人的定罪并不容易，因为当时的法律对于这种新型经济犯罪没有明确规定。抬会是一种早期的民间金融探索，但在李启峰的组织下演变成了投机倒把的行为。温州市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对大会主的定罪会影响较大。

最终，乐清县公检法司四个部门商讨后决定，以诈骗罪来处理李启峰等人。法庭认为，李启峰的行为构成投机倒把罪，数额巨大，情节严重，应予严惩。

抬会风波最终以李启峰等人的死刑而结束，但留下了难以挽回的社会伤痕。这场金融游戏的疯狂崩溃让人们深刻反思，对金融体制的监管也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温州作家李涛以《怪胎》记录了这场风波的始末，成为了他的成名作。

抬会的故事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金融探索的一个鲜活案例，也为后来金融监管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