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铭
1985年7月3日至28日，我们西北大学西北史研究室的三名83级研究生：苗普生、何宁生和我，在导师周伟洲、王宗维的带领下，从西安出发，历经兰州、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西宁等地，对丝绸之路沿线的文物、古迹、民族进行了实地考察。
一、在兰州的参观学习（7月3日—8日）
我们师生一行到达兰州后，先后参观了甘肃省博物馆、图书馆和西关大寺。记得参观博物馆的时候，是师初宾老师接待我们。除了介绍展厅的文物以外，老师主要向我们介绍了馆藏的汉代简牍等。甘肃省图书馆是周丕显老师接待，他向我们介绍了省图书馆的馆藏和特色，主要介绍了图书馆收藏的西北地方志和敦煌文献。我们几个研究生还在图书馆的目录室翻阅和抄录了一些方志的卡片。
7月7日，我们在兰州大学招待所见到了应约前来给我们讲课的杨建新老师。杨老师身体结实，说话中气很足，粗壮的胳膊和手腕，跟人握手时很有力气。他给我们三个学生讲授甘肃少数民族的历史与现状。他首先谈到回族，说有人认为从唐代以来回族人就开始在甘肃居住，唐代中亚人即其祖先。但这种说法缺乏根据；因为唐代回族人在沿海一带的较多，而在甘肃较少。所以有人认为，甘肃回族的出现应从元代算起，是因蒙古军队从中亚带回许多工匠、随员等，这些人后来散居在甘肃各地。但如果要讲明确的材料，在明末清初才有——有一个发生在甘肃境内的回族人起义，打出了“反清复明”的口号。再加上临夏在历史上没有回族活动的记载，所以伊斯兰教在临夏（河州）活动是较晚的。伊斯兰教应该是在明末清初从甘肃及陕西传去的。这以后，临夏才逐渐成为伊斯兰教的中心，但这时已是清代末期了。
杨老师说，东乡族与回族都信仰伊斯兰教。关于东乡族的来源，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以前多认为属于回族的一支。经研究，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东乡族是以蒙古人为主形成的。另一种观点认为东乡族是东来的阿拉伯及中亚人为主形成的，因为其面容不像蒙古人而像中亚人；但这个观点的人类学证据还不充分。其实东乡族与蒙古族的语言很接近。东乡人主要应是由元明以来蒙古人、回回人及后来的汉、藏人融合而成；即是说，蒙古安西王所率的士兵后来散居于东乡等地，这才形成了东乡族。这个民族是历史上民族融合的典型，在民族学和民族史的研究中有重要的位置。对裕固族，许多人认为其实是甘肃回族的一支；但有人不同意，认为唐代甘州回鹘、高昌回鹘在敦煌、酒泉一带的分界并不明显，故裕固人又很可能是高昌回鹘的后裔。关于保安族的族源，分歧不大，一般认为是进入河西的蒙古人演变而来，是元代驻扎于青海的军队（保安庄）后来散居务农或畜牧后形成的；故其语言属蒙古语族，其历史及特点与东乡人相似。
二、在武威的考察和座谈（7月8日—10日）
我们师生一行于7月8日乘火车抵达武威。
7月9日上午，在地区文化馆梁馆长陪同下，我们先后参观了武威地区文化馆文物陈列室（在武威城关）与位于县城北面2华里处的擂台汉墓（包括汉墓封土堆上年代较晚的庙宇建筑）和位于县城西北约5华里的海藏寺（明代）。
当天下午，在武威县文化馆党馆长的陪同下，我们参观了坐落于武威城关的文庙。文庙的陈列室陈列了武威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的许多出土文物，及凉州知名人士的遗著、字画等。更重要的是，有名的“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西夏碑）及“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元代），以及在城南青咀喇嘛湾出土的多块与吐谷浑有关的碑刻，都陈列在这里。之后，我们又参观了位于城内的古钟楼，这里存放着一尊唐代铸造的“大云寺铜钟”（一说为五胡十六国之五凉时期由鸠摩罗什所铸）。
10日上午，在梁馆长及党馆长的陪同下，我们驱车前往城南20公里处的青嘴喇嘛湾。这里除有新石器遗址外，还有唐代吐谷浑诸王的墓葬——它们分布在两湾北壁的一个个小山岗上，其中包括夏鼐先生发掘的慕容忠墓、弘化公主墓等。
吐谷浑为鲜卑慕容部的一支，其先祖居于徒河青山（在今辽宁义县境内）。西晋末（公元4世纪初），首领吐谷浑率所部西迁今甘肃、青海间。唐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其王诺曷钵娶唐弘化公主。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吐蕃“率兵以击吐谷浑，诺曷钵既不能御，脱身及弘化公主走投凉州”（《旧唐书·吐谷浑传》）。当时，吐谷浑活动中心在今青海湖附近，诺曷钵等奔凉州（治所在今武威市），可能就是北越祁连山，出其山口而至的。为了搜寻当年的历史线索，我们特意询问了过往青咀喇嘛湾的行人。他们说，此路即可穿越群山前往青海。我当时就有感慨：公路虽为后来所建，但穿越祁连山的通道，却是自古有之。远远望去，祁连山是难以逾越的；但在人们的脚下，特别是在游牧民族的马蹄下，却算不得什么天险屏障。诺曷钵等越祁山而奔凉州即是一例。往前追溯，小月氏退“保南山羌”，卢水胡入湟中亦是例证。（参见《后汉书·西羌传》）。
随后，我们驱车前往位于城南祁连山下的磨咀子汉墓群（包括马石遗址），这里出土了著名的武威“仪礼简”及“医简”。我们登上土坡，看见被发掘或被盗的墓坑比比皆是，墓坑内还有未清除的人骨及棺木等。我还大胆钻入洞中观察，虽然白骨累累，却未觉可憎。出洞后，我还随手捡了一些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片。这种东西很多，俯拾皆是。
三、张掖、肃南裕固族自治县（7月11日—17日）
我们是于11日晨7点半乘车，下午约3时许由武威到达张掖县城的。途中，两边的景色逐渐由农业区转入间有草地牧场的地区，并且看到了很长一段明长城。从车窗看出去，明长城约有3—5米高，1米来厚；在一长段单墙后，多筑有一座垛楼。明长城的走向，在走廊中偏北的位置。明长城在历史上是用来阻挡蒙古骑兵的；但在客观上，则把当时的农业区和畜牧区划分开来，农业区在城墙以南。
我们下午到达张掖后，先去参观了坐落在城内的大佛寺，这里也是县文化馆的所在地。大佛寺建于西夏年间，后毁于战火，到明代又重建。这里塑造的卧佛，是目前全国最大的泥塑卧佛。接着，我们参观了文物陈列室。这里所陈文物不多，但有一块“西夏黑水桥碑”是全国罕有的石碑。此碑阳面为汉文，阴面为藏文。汉文记叙了建造黑水桥的背景及经过，藏文则有王尧先生的译文。
12日上午，我们乘车离开张掖县城，向西进入祁连山区。约三小时后，抵达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所在地红湾。这里群山怀抱，河流交错，县城建筑在山间的平地上。到红湾的次日，肃南县委宣传部召集有关方面的人员，与我们举行了座谈会。有意思的是，出席座谈会的县委安书记、政协杨主席就是裕固族人。
政协杨主席介绍了裕固族的文化、宗教和习俗。他说：裕固族分东、西两部分，区别主要在语言；西部的与哈萨克语言接近，东部裕固人大部分讲蒙古语。两部分裕固人在服饰上略有不同，如在帽子、领子、鞋子的装饰上有一定的区别。西部明花区的鞋饰还代表了主人家庭富有的状况，而东部的则不太讲究绣花。东部、西部裕固族在主要的风俗习惯上没有多少区别。整个裕固族人中，姓安的最多；除此以外，还有何、杨等大姓。由于裕固族没有文字，再加上没有背家谱的习惯，许多东西渐渐失传了。裕固人有奶名（小名）、大名之分，满月时取小名，结婚时取大名。大名由活佛给起，不带辈数；小名多取生活用具名，如石头、水疙瘩、杠子、花儿，也有用牛、羊取小名的。总之，大名多带吉祥色彩，而小名则多带生活习气。新中国成立前裕固族有一种“戴头婚”的习俗，后来便逐渐消失。其子女结婚后，一般都与父母分帐而居，在有土屋居住地区，则分房而居。明花区的土屋居住习惯，已有很长的历史。
四、敦煌·莫高窟（7月19日—23日）
在酒泉参观、游览嘉峪关之后，19日上午我们一行乘长途汽车前往敦煌。傍晚时分，汽车颠簸在一望无边的戈壁公路上，看着窗外硕大、嫣红的落日，这才体会到书本上读到的唐诗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的意境。
第二天到达莫高窟时，我在重庆师范学院念书时的同窗罗华庆前来迎接，异地相逢，格外亲切！华庆是自愿来敦煌工作的。早在重庆读书期间，他就有志于敦煌学的研究。大学毕业，他不留恋大城市生活，远离亲人，毅然来到西陲之地，经过两年的学习钻研，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就。他与两同行合撰的《中国敦煌学史》已脱稿，正在修改出版中。恰好，为熟悉洞窟，华庆近期正在实习讲解，便给我们当了几天的讲解员。其间，华庆还在他住的小屋里招待我们三个研究生吃了一顿饭；具体有什么菜记不全了，只记得有午餐肉、西红柿。饭后他提来一个水桶，里面放着一个西瓜，这算是那个年代的“水冷设备”吧。他住的地方十分简陋。我现在已经记不起是莫高窟前的上寺还是中寺，那情景——小河边茂密的树林，林间弯曲的土路，土墙小屋的清凉和古朴，留给了我至今远未褪色的印象。
在敦煌我们一共住了4天，看了两天的洞窟，听了一天的课，在敦煌县城考察了一天。当时华庆腰上挂着一大串钥匙，说你们要看哪个就开哪个！两天下来，华庆带领我们参观了约六十多个洞窟。它们上起前秦，下迄西夏，都是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由于我的硕士论文在写吐蕃对河陇的统治，所以对吐蕃时期及晚唐、五代的一些洞窟特别注意。另外，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些密宗的洞窟。自那以后，我虽然又数次去过敦煌，但再也没有机会参观这些洞窟了。
在敦煌期间，我和华庆还去登了三危山。那是20日傍晚，吃过饭，太阳还未落山，我们拎着照相机、水壶出发了。三危山呈西北东南走向，纵卧在敦煌县南面；经过莫高窟对面的一段，是其主峰。三危山之名，对许多人来说，并不陌生。《后汉书·西羌传》说：“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三苗所徙之三危，在今何地？前人多信《括地志》谓即敦煌南境之三危山，但亦有人据《河图》说在陇西乌鼠山之西南。持后一论者认为：远古之时，炎黄集团的势力尚未能达到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即使秦始皇时，其西界还不过黄河，长城在秦西边的走向，今兰州一段是沿黄河的东岸修筑的。（参见顾颉刚《史林杂识》）如此，三苗怎能徙至今敦煌之三危呢？这次，我们亲自登临三危山，见其怪石耸立，几乎寸草不生，焉能养活人民？故心中狐疑，这三苗所徙之三危，似应到青海、甘肃东南部去寻找。
五、湟水怀古（7月24日—26日）
7月24日，我们从兰州到达西宁。在这里，我们参观了青海省博物馆、塔尔寺，请青海民族学院的芈一知老师给我们讲课。随后我们考察了柳湾彩陶发掘工地、南凉都城遗址（在今乐都境），参加了互助土族自治县成立三十一周年庆祝盛会。7月26日，我们再返兰州，从那里踏上归程。
此前的7月24日，当我们乘坐的火车从兰州发出后，即沿黄河边向西走过一段路程，在河口转而沿湟水西进，进入青海省境内。火车进入湟水流域，从车窗两边望去，那是由于湟水的冲积，在大山之间形成的约一公里宽的冲积平原，东西往来的铁路、公路干线就纵卧其中。由于这里地处祁连山山脉东南，受东南季风影响，长年气温、降雨量都高于祁连山以北地区。所以，我们从较为干旱的河西走廊进入湟水流域，一下就被那铁路两旁绿油油的庄稼、蔬菜，南北山壁上茂密的灌木丛所吸引住了。我是在南方长大的，又不通地理之学；但我在火车上还是贸然地发表看法，说这湟水流域的气候、植被，算得上是我国西北与西南地区之间的南北过渡带。
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湟水流域最早的居民不是汉族，而是少数民族，主要是羌族。结合考古资料研究，古代羌人分布的中心在青海东部的河曲及以西地区。（参见马长寿《氐与羌》）如此，湟水流域便在其活动范围之中。汉武帝时，为割断羌族与匈奴的联系，“乃度河湟，筑令居塞”，之后又出兵击走羌人，于是“羌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羌人既失“肥饶之地”，宣帝时，他们遂向汉朝官吏提出“愿得度湟水，逐人所不田处，以为畜牧”（《后汉书·西羌传》）。由于汉朝的拒绝，由此酿成了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的羌汉战争。
以前读史书，对羌人被迫离开湟水流域后，又顽强地要求重回故地的行动理解不深。这次进出西宁，亲眼见湟水流域实为“肥饶之地”，也就理解了汉家既占、羌人复争的道理。由此羌人的境遇，不禁让人联想起匈奴失去祁连山后的悲壮情形，其歌曰：“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蓄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史记·匈奴列传》引）。匈奴失去祁连、燕支尚哭如此，湟水流域自古为羌人家园，失而欲复得之，其与汉朝的抗争值得同情。
后语
这次考察历经近一个月的时间，行程数千公里，沿途的所见所闻所学，内容十分丰富，学到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收益匪浅。虽然时间过去了30多年，但许多见闻印象深刻，至今回想起来尚历历在目。这次实地考察，影响到我后来学术研究的路径和走向。正如大家知道的那样，我自从攻读硕士学位以来，研究精力就主要集中在吐蕃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史上，所有的研究都是以此为中心展开的。就自己发表的不多的论著来说，大多是引用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文献，结合相关的汉文文献和其他语种文献而写成的。这一风格已然数十年，未曾有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