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2024年美国大选进入最后的激烈博弈阶段。谈论美国大选，你可能经常会听到一个词：“义乌指数”。这个由义乌小商品贸易产生的指数被视为判断候选人支持者多寡的一项风向标，当然，在许多情形下（尤其非完整统计）只是一种网络玩笑梗。
义乌有“世界城市”大名，但义乌至今仍是个县级市，义乌城也是个中国人常挂在嘴边的“县城”，许多人可能就不一定清楚了。
在这一期“聚落·场所·人”，陈映芳与我们聊的是义乌，这座中国县城、世界城市。她虽多次去过义乌，但最初也不是以观察者、研究者的身份进入：“实在也是因为得知几位外国同行朋友都去义乌参观过，才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本土学者，应该去看一下才是。当然，跟以住的一些经验相类似，现实场景会带给人意想不到的刺激和启示，并推促人去看书。于是就有了想写一点文字的冲动。”
义乌高铁站。作者陈映芳摄于2017年7月。
“聚落·场所·人”：当代人栖居于网络之上，通过编码、指尖、屏幕与世界取得联系。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就此“不接触”。当我们感叹起“人离不开社会”时，既是在说人的行为受社会规则、习惯影响，无法抗拒，也是在说人生活在某个地点：它载着我们某段经历的记忆、某次与家人告别或重逢的情绪、某组抽象的符号，凡此种种，将人与地点联系起来。与人失去联系的，或者从未有过联系的地点，才是那“非地点”（Non-Places）。
过去多年，作为社会学家的陈映芳一直致力于对中国城市性、城市化与中国社会兴起逻辑的研究。她向读者展现了她兼具实证与思辨精神的学术文本。去年她退休了，书评周刊借此邀请她开设专栏，换一种身份和视角，去思考在旅行、探访和查找资料中遇到过的聚落、场所，还有人。我们把专栏叫作“聚落·场所·人”。凡添入其中的文章，均有关人的聚落和场所。
本文为第六篇：“县城”义乌的突围。
“聚落·场所·人”往期推送：
第一篇：那些是村落吗？被误读的山西沁河流域城堡群｜聚落·场所·人
第二篇：陈映芳：“后滩”往事
第三篇：宝藏岩的半个世纪：从“必须消失”到“游客纷至”
第四篇：故乡，不只是“怀旧的乌托邦”
第五篇：县城火了，什么是县之“城”？
撰文｜陈映芳
没有城墙的老县城
人们常说的江浙发达地区，历史上主要是指环太湖的苏南和浙北地区。义乌位于浙江中部，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以前，地处山区的义乌其实一直是浙江省内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农业县。
翻阅资料，义乌有两个特点颇让我好奇。
一是它古老而逐步萎缩的历史。义乌置县是在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222年，初名乌伤，曾名乌孝等）。也就是说，义乌是中国自有郡县制开始就一直存续下来的最古老的县之一，义乌城（稠城镇）也可算是中国最老牌的一个千年古县城了。不过，这个县自秦以降，在一个个王朝的更替过程中，一方面曾多次经历过政区等级的升和降，同时它的县域规模还曾一而再地遭到了拆分——如今它周边的东阳、金华、永康等政区，原来多是历史上被不同朝廷从义乌分割出去的。直到明清时期，“七山二水一分田”的贫困的义乌县，才基本上维持了它原有的地域规模，而没有如江南平原地带一些富庶县那样被再次析分（今天义乌市的总面积为1105.46平方千米，邻近的县级政区如东阳市为总面积1746.81平方千米，永康市总面积为1049平方千米）。
义乌古代县城图。
义乌让我感兴趣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老县城原来是没有城墙的。据地方志上解释，因为受到山区地形的限制，义乌筑城墙有难度，所以它“自古有城守之名，而无雉堞之迹”。当然，作为王朝下的一个建制县治，县城自有其权力的威仪。稠城镇虽然是个直到上世纪70年代仍被戏称为“一条马路七盏灯，一个喇叭响全城”的名副其实的“小县城”，但历史上它不仅县衙之类官样建筑一应俱全，而且四周还建有几座城门——从最初的两座到后来的四座，至明代时为防倭寇之患增设到了七座。那些城门自清代开始已经陆续坍塌消失了，但义乌至今仍有“老七门”的传说。
我不清楚各地方的古代县城，有多少是像义乌那样的。城墙之于世界各地的古代人类聚落，尤其是皇权治下的官衙所在地，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性。在今天的建筑史界，已经形成一门独特的“城墙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已经出版有系列的《中国城墙》辑刊）。然而，即使在冷兵器时代，倘若没有外敌入侵之患或流寇之祸；同时，如果不分城野，普通民众都能被权力有效教化；再或者国家权力的治理已经深入到了乡村社会，那么，实体城墙的功能就会式微。
所以，如历史上的义乌城那样，仅靠城门、衙门这些建筑的加持——它们当然各有其象征性意义和实际的管治功能，地方官员也是不难统摄一方的。也就是说，成熟、细密的地方治理体制本身可以成为“看不见的城墙”，建构起国家所需要的城市空间秩序。当然，就如陈金永教授在《Invisible Wall》中所讨论的那样，制度也可以成为城乡之间的无形之墙。
城乡夹缝间的“县城”：
义乌如何开市
义乌商品城一角。（作者摄于2017年）
今天我们看到的义乌商品城，按当地比较正规的说法，已经是第五代市场了（第一代马路市场，第二代棚架市场，第三代大厦商城，第四代专业市场，如今则是第五代的“高规格、高档次的世界一流国际贸易城”）。有关义乌自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如何“兴商建县”的历史，在无数介绍中，出于对“细节中的历史”“生活中的隐秘制度”的好奇，我对一本名为《义乌不能忘记：谢高华》的书（何恃坚、何建农著，上海社会科学会出版社2018）充满兴趣。
《义乌不能忘记：谢高华》，何恃坚、何建农著，上海社会科学会出版社，2018年12月。
谢高华是1982年义乌开放小商品市场时的县委书记，这本书主要记述了他的为政功绩。不过两位作者在书中比较详细地记录了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对县级政区和县城工商业管理的各项政策，还通过一些人物记忆描述了那个时代的地方干部和商贩们的行动轨迹，如今看起来不乏独特的史料价值。这儿摘几个义乌开市的历史细节来说说。
义乌书记谢高华是1982年4月从衢州市委书记任上平调到义乌的（当时的衢州市还是个县级市），上级交给他的主要任务，就是让贫困小县义乌跟上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不无吊诡的是，那时义乌城中的第一代小商品市场，正被政府视为一个需要整治的对象，于是也成了新书记上任后遇到的一个最棘手的难题。
义乌民间一直有一个传说：1982年5月，一位名叫冯爱情的女商贩，因为摆地摊一次次被驱赶、遭没收，有天在路上大胆地拦截了新到任的县委书记，要求政府允许老百姓合法摆摊。在与书记争论了半天后，商贩的要求居然得到了县委的同意。这个故事充满了中国人对为民办事的父母官的戏剧性想象，不过这故事还真是有出处的，冯爱情其实也是中央电视台曾经播放的电视剧《鸡毛飞上天》中拦截县委书记汽车的冯姐的原型。而作为那个时代的过来人，我也确实能从这故事中感受到那种熟悉的时代气息。
谢高华与冯爱情（右为谢高华）。（资料来源：《义乌不能忘记谢高华》第38页）
细看冯爱情的故事，早期在义乌城中摆地摊的商贩们，主要是穿梭于义乌县的廿三里镇和县城之间——上午去廿三里镇等乡镇小商品市场采购各种商品，下午再赶到县城里摆摊兜售。廿三里镇的小百货市场，不仅比县城里的形成早、规模大，而且它似乎也没有像县城里的马路市场那样，受到城市管理者的驱赶。冯爱情等一大批摊贩之所以一次次找官员告状，主要就是请求政府允许他们象廿三里镇那样合法设摊。
在今天看来，这是个有点奇怪的市场链——工业商品不是应该由城市贩运到乡镇吗？
不过，从城镇乡的社会治理历史看，在清末民初国家实施地方自治的历史上，虽然乡镇以及一些城市商埠曾获得过自治的实践机会，但在官治的各级“城”中，空间秩序主要仍由政府机构负责管理。1949年后，对于农村市镇的商业空间，国家曾有压缩和严格管制。不过在经历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三年大饥荒之后，各地基层政府对农村的集市贸易开始实施了有条件的开放。也因此，70年代末的自由市场（包括工业小商品批发市场）最初是在一些乡镇形成的。在浙江，地处义乌与东阳交界处的廿三里镇小商品市场，还有如永嘉县桥头镇的钮扣批发市场等，领风气之先，一时间带动了周边各地，商贩们成批地涌现，并向附近城镇扩散出去。只是，类似的市场在稠城镇等县城却受到了限制。
让我稍感不解的是，早在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公告就已将集市贸易的性质明确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1979年4月国务院转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关于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局长会议的报告》，也放宽了对城乡集市贸易的管理。而同时期，在湖北省城武汉已经有一个被媒体称为“天下第一街”的“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在浙江的一个地级市台州也开始形成“路桥小商品批发市场”。为什么在县城，小商品市场的合法化却会受到那么大的阻力，以至于后来义乌县委为了给县城小商品市场找到合理性，还到廿三里镇和其他地方作了多次调研，内部也开了一次次充满争执的会议。
义乌生产的圣诞帽与圣诞球进入欧洲家庭。图为瑞典纪录片《圣诞快乐，义乌》（Merry Christmas, Yiwu 2020）画面。
当时的义乌政府，一方面要应对来自上级的农业增产、经济发展的目标要求——然而义乌当时的农业生产已经达到了亩产粮食的天花板；另一方面还要解决农民的生活出路问题。最终，在决定义乌正式设立小商品市场前，谢高华等领导干部甚至说，已经做好了受到政治处罚就回老家种田的思想准备。就此而言，或许我们可以说，1982年9月的义乌开市其实是一个地方政府版的安徽小岗村故事。
从这个故事的前后脉络中，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原来，作为农村乡镇枢纽中心的县城，其“官治”的传统根深蒂固。稠城镇尽管属于广义的“乡村社会”范畴，在地方治理体制中却不算真正的乡村集镇。它的空间秩序规范既不似省、地级的“城市”，也和一般市镇不尽相同——相对于乡镇在“农村集市”框架下被拓展的小商品市场，国家对集市贸易的既有政策（“三条禁令”）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县城依然被严格执行：农民不能弃农经商；集市贸易不能经销工业品；个体不能批发销售。事实上，中央政府对城乡小商品市场进一步的政策放宽，是1983年开始的（国务院发布的《城乡集市贸易管理办法》，国务院公报1983年04期），而对长途贩运商品的开放则是1984年的事了。
纪录片《义乌通史》（2020）海报。
了解了县城的这样一种尴尬处境，我们多少能理解，当时谢高华及义乌县委宣布在稠城镇开设合法的小商品市场，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县城治理现象——《义乌不能忘记谢高华》一书的作者甚至用了“‘一代市场’横空出世”“火山大爆发”等词来形容那一事件。
颇具意味的是县政府对棚架式商品市场的空间安排。他们将商贩们自发地形成于热闹而敏感的城中心县前街、北门街、朱店街一带的马路市场，迁移到了位于老汽车站旁约一公里的湖清门路，当时那儿还属于城乡接合部。“城门之外、县城边缘”的地理位置，形象地阐释了地方官员是如何以“打擦边球”“只做不说”等的政策行动技巧，来应对来自上面的政策限制的。
一城一世界，“市”的魔力
由于早已听说过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各种神奇故事，2017年那次去义乌时，我对义乌商品城的庞大规模倒没感到多么惊讶。不过，义乌城中充满国际范的商业街，以及各国商人、各地少数民族居民与本地市民平和相处的氛围，还是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可称为内心震撼的观察体验，来自那儿的宗教空间。虽然多年前在上海我也曾走访过沪西清真寺，知道每到周五，那周边的马路摊贩及其空间秩序，是当地街道管理者的工作重点之一。然而义乌不同于其他城市。来自于国内外的数量宏大的伊斯兰教信仰者，聚居于一个县城，这意味着义乌在建设一座商业城市的同时，打造了一个特殊的宗教空间。
义乌街边的清真美食。（本文作者摄于2017年）
七月里的那个周五中午，义乌正是超高温的天气。大清真寺内整洁、宁静。马路对面的各种清真店和食品摊琳琅满目。我顶着热辣辣的日头，买了些吃的喝的，然后坐在食品摊边，隔着马路，旁观了数千个伊斯兰教徒，从全城各地赶来参加祈祷仪式的全过程（最后匆匆到达的一百多人是在教堂外小广场上就地跪拜的）。短短一个小时内，人群来去如潮，参拜者一个个身穿各国正规民族服装，神态宁静而虔诚，一俟结束即四散而去。当时真把我看得有点目瞪口呆。
这一切是怎么可能的？后来我在网上看了些资料和相关的研究论文。其中有曲折历史的介绍（义乌的宗教场所曾经历过从教徒自发地在旅店内祈祷，到地方政府指定废弃工厂空间作为临时教堂，再到后来允许正式建造教堂的复杂过程），也有宗教社会学的分析（如当地历史上没有过回汉冲突的社会记忆，以及宗教团体和各级政府间持续展开的交流沟通及政策调整等）。
不过，在我看来，义乌今日这样的宗教空间的形成，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在于这座城市突出的“市”的属性——作为一个拥有成熟的国际市场的城市，一个经济共同体，文化包容是必需的。世界各国和国内各地少数民族的居民之所以选择义乌，首先是因为这座城市的经济功能，即在这儿他们能够“做生意”。在此首位目标下，政府及当地居民尊重商人群体的文化宗教，教徒遵守当地的政策规范和社会习俗等，对各方都是维护城市整体属性、功能及生活秩序的重要条件。
异质的民族/种族身份、生活方式、文化宗教等，本是世界各国现代城市的一个基本属性。这其中，市场自有其神奇的魔力，真正考验的，是社会的城市观，以及城市政府的治理能力。
“市”的存在与否，它能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这历来是中国城镇社会的形态及属性的一个核心问题。在过往的课堂上，我常常会用两张图片——一张是唐朝的长安城图，另一张是《清明上河图》，来说明中国古代城市的社会空间结构、或者说政府对城市空间的管理体制，是如何从“坊市制（里坊制）”转变到“街市制”的。这其中的一个历史知识点是，在唐代的各个等级的“城”中，作为商品交易空间的“市”，是在被规定的场所，由官府集中管理的——通常为一城一市，长安设有东、西二市，那可算是京城的特例。
在中国的“城”里，商铺、酒楼、饭店、客邸等被官府正式允许开设于开放的街上、巷内，一般说来，那是宋代才开始的。在《清明上河图》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开放的、多姿多态的街市，还可以看到出入于城门内外的中亚商人。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关于县城转型的更多思考
作为一个县城，义乌这几十年的转型过程无疑有特殊的一面。我们从中可以探寻出县城转变的某些结构性问题的典型特征，但就大多数县城的城镇化过程而言，它很难说有多少代表性意义。义乌在中国可模仿吗？这是我在写这篇小文时，一再自问的一个问题。但最后也没有结论，我想学界大概也难有人给出确切的预测。
当然，这几十年来全国各地的县级政区、县级市的城镇化，是中国社会普遍的事实。这方面的研究太多了。在这里，我想推荐一本人类学的田野调研著作：任柯安（Andrew B. Kipnis）的《从乡到城——一个中国县城的社会转型》。基于实证调研的、具有社会理论内核的描述和分析，可能是我个人的阅读偏好，但我推荐这本书还有两个理由：不同于包括社会学者在内的许多社会科学研究，这本书的经验内容包含了三十年的时间维度，是对一个县城社会的转型过程的分析；另一个理由则是，这本书的经验研究对象，是山东省的邹平。对中国现代社会史和中国社会学史感兴趣的读者应该记得，那儿正是上世纪30年代梁漱溟等人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1931—1937）的所在地。
《从乡到城——一个中国县城的社会转型》（From Village to City: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a Chinese County Seat），任柯安（Andrew B. Kipnis）著，加州大学出版社，2016年3月。
任柯安所分析的邹平乡镇社会重组以及就地城镇化的过程，大致可以被视为今天国家倡导的、占主流地位的城镇化模式。
不过，涉及当下人们所关注的县城问题，那我们不能不联想到，从普遍意义上说，在纵向的、等级清晰的政区之间，内生于城乡关系之中而通行于世界的、结构稳固的市场经济，是县城经济的必要支撑。
如果县级政区的政府主要通过行政手段，对县域内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产品实施集聚，从而对乡镇土地及人口、经济消费力等造成虹吸，那么，迅速拓展的“城”，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为现代型的“城市”，在制度上又能否有效抵御来自上级统县政区（地级市乃至省城）的资源虹吸——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即如最近舆论所议的“县中”优质的师生资源被“市里中学”抢走的教育现象那样，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作者：陈映芳；编辑：西西；校对：刘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