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初，毛泽东与汪东兴谈话时说：“我们军队里也不那么纯，军队里也有派嘛……不知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我信。我们军队几十年经常有人闹乱子。”

这是建国以来，军队的领导权和军队的内部状况第一次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开始重新审视“文革”，重新审视军队的掌握情况，同时也萌生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念头。

这是建国以来，军队的领导权和军队的内部状况第二次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但这也仅仅是处于关注层面，并没有让他下定“对调”的决心。

▲毛泽东和邓小平握手

直到1973年，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邓小平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谈到了各大军区司令员“坐镇”一方20年来未变动的问题，问邓小平的想法。邓小平稍作沉思，未发一言，只是将自己面前的茶杯与毛泽东的茶杯对换了一下。毛泽东微微一笑：“英雄所见略同。”

至此，毛泽东决心“对调八大军区司令员”。

1973年12月12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我考虑了很久，大军区司令员还是调一调好。”

说着，他看向叶剑英，接着又说：“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

说到这里，毛泽东提议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们合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王洪文

唱完歌，毛泽东继续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什么是“油了”呢？就是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时间一长，思想就会慢慢变得消极起来。

13日，毛泽东召见了政治局的有关同志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等军区的负责人谈话，并指着邓小平对众人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个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他办事比较果断。”

说着，他又看向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要犯错误的。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

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们，也算是“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前的一次沟通、交流、谈心吧。目的，当然是为了对调的顺利进行。

交谈中，毛泽东说：“你陈司令（陈锡联）、济南杨（杨得志）、南京许（许世友），在一个地方搞得太久了。李德生、皮定均、丁盛，不那么久，你们带个头，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都会照着做。”

听了毛泽东的话，最年轻的李德生最先表态：“服从中央的决定，我对这次对调没有意见！”

毛泽东：“要不要带几个人一起去？”

李德生：“我不需要带人，那边有我过去的老上级，我上去后能和他们搞好工作。”

22日，毛泽东正式宣布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毛泽东宣布完命令后，要求王洪文对参会的各位将帅进行点名，目的是为了让其在将帅们面前树立威望。

▲周恩来

谁知，王洪文竟不知深浅地直呼各位将帅的大名，并未加上某某司令员或某某将军的尊称，从而引起了一些将帅的不满。例如：当王洪文点到许世友的名字时，许世友眼望天花板，面色难看，根本就不理他。于是，王洪文壮着胆子，又点了一次许世友的名。结果，许世友很不高兴地把茶杯“咣”地一声，猛然往茶几个磕了一下，以示不满。

无奈之下，王洪文用求助的目光看向了毛泽东。毛泽东面色铁青，有些恼火，但未发一言。

这时，周恩来看到场面有些尴尬，强忍身体病痛，急忙站出来“救场”。他从王洪文手中拿过名册，先从各军区司令员点起名来，李德生、陈锡联、许世友……一个个收起了刚才的傲慢，报着响亮的“到”。

随后，周恩来又宣读了详细的“对调”结果，即：

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对调。

其实，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只有6大军区，即：东北军区、华北军区、西北军区、华东军区、中南军区和西南军区。

▲对调的八大军区司令员

到了1955年，根据时局的战略需要调整为十二大军区，即：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广州军区、武汉军区、成都军区、昆明军区、兰州军区、福州军区、新疆军区、内蒙古军区、西藏军区。

到了1985年6月，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在裁军100万的同时，又一次根据新时局的战略需要，将原来的十二大军区合并优化为七大军区，即：沈阳军区、北京军区、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广州军区、成都军区、兰州军区。

到了2016年2月1日，再一次根据新时局的战略和实战需要，将原来的七大军区，改革为五大战区，即：东部战区、南部战区、西部战区、北部战区、中部战区。

也就是说，当时并未对“昆明、新疆、内蒙古、西藏”这四大军区司令员进行对调，而这四大军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处于“边疆”地带。这可能也是未被“对调”的一大原因吧。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要求10日之内，各军区司令员必须到达指定的新的工作岗位，并且规定每人所带的随行工作人员不得超过10人。

对于毛泽东的命令，李德生行动最为迅速，并于26日在北京军区政委纪登奎的陪同下，仅带着一名秘书和一名警卫参谋，就赶去了沈阳。

随后，各大军区需要对调的领导纷纷行动起来，全都在10日之内，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毛泽东

这次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是我军建军史上的一次重要的历史事件，因此也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学者罗兹曼说：“这是有意识地显示文官控制着国家政权。这样，许多司令员便离开了他们工作了20多年并建立了关系网的地区。这一命令是中国地方军事主义走向衰落的主要迹象。这次调动的规模之大表明，涉及到的每一个人都意识到，传统的势力已经被打破。”

事后，邓小说：“这是因为毛主席很懂得领导军队的艺术，就是不允许任何军队领导干部有个团团，有个势力范围。”

实事证明，这次对调是十分正确的。因为，这次“对调”进一步保障和巩固了“党指挥枪”、“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的这一根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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