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中小学生守则》的第一条有“三爱”，其中一“爱”便是“爱国”。这足以说明“爱国”是一个中国人必备的品质。

既然是必备品质，也就是一个人的基本素养，所以才纳入中小学对学生道德品质的培养目标。爱国的方式可以不同，但爱国本身是不容质疑的，即爱国不是问题！

过去，从来没有什么该爱国或不该爱国的问题。即便是在黑暗的旧中国，爱国本身也没有成为问题。就算有人心里不爱国，也不敢拿到台面上说。所以，那样的年代仍有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为了中国不至于亡国灭种而前赴后继地抛头颅洒热血，他们的爱国行动是：用自己的生命换取国家的独立和强盛、人民的解放和幸福！

中国公知们偷梁换柱的本事的确不一般，在他们的操弄下，“爱国”居然成了中国舆论场拿来讨论的一个问题：中国人到底该不该爱国？为此，公知们创造性地发明了“爱国贼”这个词。如果你质疑这个词，公知们就辩称它指“以爱国的名义害国的人”。如果你不质疑这个词，透过前后文意这个词就被他们悄然偷换成“表达爱国的人都是贼”的含义了。于是，读公知文章的读者就被潜移默化成“爱国不是当然的，是可以被质疑的了”；于是，公知们就可以在爱国的名义下堂而皇之地干骂国、恨国、害国和卖国的勾当了；于是，公知们就可以用“爱国贼”这个词理直气壮地大骂那些发自内心说了几句自己国家好话的人了。

说到这里，我忽然想那些为了生存而远赴他国的华人华侨们。在自己的祖国遭受日寇入侵的时候，许多华人华侨自愿地捐钱捐物或亲赴抗日前线深切地表达着自己的热爱祖国的情怀。他们并没有因为祖国曾令自己生存不下去而怀恨在心，他们拎得清使他们活不下去的不是国家而是腐朽的政府，所以国家有难了他们仍然愿意为她赴汤蹈火。那个时候，也有打着爱国旗号卖国的，比如汪精卫就打的是的“曲线救国”的旗号，但那时的中国舆论场的媒体人远没有公知们“聪明”，他们没有能发明“爱国贼”这个词去骂汪精卫，而是直接骂他为汉奸卖国贼。

在公们知的操弄下，中国舆论场已经容不下说几句自己国家好话的人了。只要你说几句好话，你就成了妥妥的“爱国贼”。事实上，公知们在意的不是几句好话，而是在意中国实实在在取得了进步。他们恨死了中国取得进步了，因为这样一来就无法证明他们宣扬的从西方泊来的价值观了的无比正确了！

其实，爱国就是一个“常识”，但有了“爱国贼”话术的这一番操弄和洗脑，公知们顺利地把常识弄成了似是而非的问题，忽悠一些头脑不清醒的人随声附和。比如，有人就在网媒上振振有词：“国不爱我，我何以爱国？”又如，“侵略者来了，让当官的和有钱的上，与我何干？”还有赤裸裸的“外敌打进来，我就投降，反正赢了也富不了，输了或许还可捞到好处。”这类曾经人人侧目的汉奸国贼才说的话如今堂而皇之登上网媒。

公知们模糊是非的意图是什么呢？那就是想营造的一种“叛国有理”的认知误区：“我是叛国了，但罪不在我，罪在国不爱我”。当这种认知误区覆盖了中国舆论场的时候，人们就会认为某些人做出恨国、叛国、卖国、害国行为都是情有可原的，甚至是理所当然的，不但没有负罪感还反过来去追究国家的责任。公知们大肆嘲讽那些虽然遭受了莫大的委屈仍然始终不渝的爱国人士们，拼命去消解那些为了中华民族独立和复兴事业而牺牲的民族英雄们。

公知们的确一定程度地达到了目的——使“爱国”本身成了中国舆论场内一个可以被讨论和被质疑的问题！

网媒上，经常可看到公知们拿“政府不等于国家”说事，其实这是一个常识。如果政府等于国家，我们就没有理由推翻满清政府，也没有理由把蒋介石政权赶到台湾岛上去了。那么，公知们拿这个常识想做什么文章呢？那就是想否定当下在中国执政的党和政府，而这正是那些欲置中华民族于死地的域外反华势力心心念念想干的事，由此可见公知们的居心叵测了。

说到政府和国家的关系我就想起“三个代表”，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代表”就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满清政府之所以被推翻，是因为它不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了。蒋介石政权被赶走，也是因为它不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了。所以，满清政府和蒋介石政权不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了自然也就不能代表国家了，人民必须行驶推翻它们的权利了。

然而中国当下执政的党和政府正雄心勃勃地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代表的正是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样的党和政府自然能完全地代表国家，又岂能和辛亥革命时期的满清政府、民国时期的蒋介石政权相提并论？

因此，《中小学生守则》的第一条的“三爱”即“爱党爱国爱人民”是三位一体的！换句话说，执政的党和政府只要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它就可以和国家的概念融为一体，这就是我们经常把党和政府做出的决策成为国家决策的原因。

中国共产党过了百岁生日不久，她的成长历程是极其曲折艰难的，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她也犯过许多重大的错误。但她初心不改，始终保持着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意志和激情。如果我们有起码的良心，就应该承认对当下中国的一个基本判断：当下的中国是近代以来最好的时期。

什么是近代以来呢？那就是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近代以来，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过，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幸福过，中华民族离伟大复兴的距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贴近过！如果我们不是故意责难的话，把当下中国称为盛世一点也不过分。

我们说，对当下中国而言以上判断只是一个基本判断。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当下的中国并非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恰恰相反，中国还存在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去解决，有些是历史性的问题，有些是发展中的问题。比如，我们在网络媒体上经常看到的“发展不均衡”“贫富有差距”“贪腐很严重”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公知们“巧妙”地把这些问题做成了自己骂国、恨国、害国、卖国的理由。我对这些问题却有以下三个基本判断：

第一，对这些问题，人民认为是问题并认为必须解决，党和政府也认为是问题并认为必须解决。而且党和政府一直在努力解决并期望集合人民的力量一道去解决。

第二，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复杂。比如，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其中就有地理位置的原因，沿海就是比内地有更多的发展优势。贫富有差距的问题，其中就有个人能力的原因，同样的条件下有的人就合法地先富起来了有的人却没有富起来。贪腐很严重的问题，其中也有个人素质的原因，同样的环境中有的人就没有贪腐而有的人就贪腐了。

第三，以宪法为代表的国家法律、法规及党和政府的政策不是制造这些问题的根源，只是制约发生这些问题的机制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机制还不完善或者有所缺失。

为了说明这些基本判断有道理，我举两个例子。

例一：贪污腐败问题

在中国，我们找不到任何一条法律和任何一项政策是允许党政工作人员去贪腐的。换句话说，在中国的体制下任何贪腐行为都是不合法的，都是被零容忍的，都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所以，贪腐行为都是在暗中进行的，都需要我们的反贪腐机构去侦查才能发现，要掌握确实的证据才能予以惩罚。在中国，党和政府对贪腐建立了四道防线：一是道德和纪律防线，二是法律法规防线；三是反贪反腐的专门机构筑成的惩治防线；四是人民大众构筑的监督防线。

那么，产生贪腐的根源是什么呢？是人们的贪欲。贪欲是很强大的一种内心驱动力。马克思关于资本的一段名言：“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杀头的危险。”完全可以复制到贪腐问题上。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朱元璋的反腐败不可谓力度不大，那是要剥皮抽筋的，但仍然没有刹住官员的贪腐之风。

在改革开放初期，促进经济发展是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尽管法律法规也是不容贪腐的，但在执法上的确有力度不够的问题，致使贪腐问题严重到威胁党和政府执政的程度了。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的反腐败力度空前加大。比如，为治理军队腐败不惜大动干戈，把八大军区体制变成五大战区体制，使得军队的人际关系彻底洗牌，基本遏制住了军队内的腐败风气的蔓延。对地方的贪腐问题的治理也没有上限，大到政治局常委一级的官员，一旦腐败照样惩治。

我在国外住过较长时间，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网友，网络媒体传播的某某官员有多少资产什么什么的爆炸性消息大多数来自“美国之音”这类境外反华媒体的生造，它们雇佣了一大批反华分子“专业”地制造各种谣言，这些不能作为我们议论和判断贪腐问题的依据。中国反腐机构查处并公布的信息才可以作为我们议论和判断贪腐问题的依据。

由于腐败问题的顽固，即便是如此大力度的治理，腐败现象还是层出不穷，怎么办呢？大家可以献计献策，但决不能把腐败现象与我们的政治体制划等号。如果有人这样做，那就是居心叵测，就应该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抵制。

当下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反腐机构查处一批高级官员的腐败行为，本来应该理解为党和政府的反腐败巨大决心和斐然成就，而有的媒体人却借此把它渲染成腐败问题严重的证据，且做出“无官不贪”“制度性腐败”的结论。如果真的“无官不贪”“制度性腐败”，我们国家还能如此蓬勃发展吗？那应该早就垮掉了呀！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逻辑吗？

有人说，人家美国就不存在贪污腐败。这又是一个被洗脑造成的认知误区。当代资本主义体制有一个绝招就是把治理不了的问题合法化，吸毒合法化、卖淫合法化、抢劫合法化（零元购）等等。贪腐合法化不就没有贪腐了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贪腐已经被大资本利益集团做成控制政府官员的手段，那是合法的权钱交易。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区别之一。中国的某些大资本掌握者也想利用腐败控制政府官员，目前为止，有个别成功的案例，但总体上讲它们没有成功，因为它们越不过社会主义体制这道关。

和贪腐相关的还有一个特权问题，网络上批判特权的声音也很大。这个似乎和制度相关联，但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首先，我们制度性的规定了对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军人、科学家和关键岗位的高级官员要享受一些特殊的待遇，这种待遇往往表现为一种特权：当事人能享受，别的人不能享受。对给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人予特殊待遇人们没有意见，人们在意的是官员。但是，对高级别的官员赋予某种特权也是国际惯例，即便美国人也总不能要求给每个美国公民发一架总统专机吧？高级别官员负责的事务重要、承担的责任大、风险也大，只要不出原则性问题和发生重大失误，达成工作目标后的对国家的贡献也很大，所以他们的待遇高是符合多劳多得原则的。

西方官员比我们的官员善于作秀这是真的，比如耶伦来中国扮演隔壁大妈的亲民形象，但他们享受的特殊待遇不比中国的官员少。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被资本家拥上高位，下岗后又得到资本家的高额回报，这就是我们熟知的旋转门体制。拜登政府为啥热心挑起俄乌冲突，不就是要回报把他推上总统宝座的美国军工复合体吗？这些道理稍微动动脑筋就不难理解。记住，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为资本家服务，中国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这就是区别。

其次，确实存在一些官员权力私用给自己搞特殊化的案例，这样的官员多了就形成了人们深恶痛绝的特权阶层。不过一旦如此，它就变成了前面说的腐败问题，就成了我国法律法规不能容忍的现象，只要被发现就会得到查处。有线索的人们可以据实举报，一起监督这些公权滥用这类特权现象，而不能随意地把它和体制划等号。

再次，的确有一些模糊地带。比如，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许多单位都有给工作人员提供工作餐的食堂，其伙食标准很高，食材供应也有特殊渠道，就餐人或免费或只象征性的交少量费用。这个问题到底算不算特权？工作餐设置什么标准合适？我们可以就事论事的讨论，但不要无限夸大。在写这篇文章时，我就在某大学食堂就餐，这里没有师生之别，大家都是用现金按标价直接购买饭菜。学校招标了许多餐饮服务商家，师生选择性比较大，我戏称它是各取所需。我建议我们的政府机构的一些单位的食堂是不是也可以这样，不搞特殊化，内部不要再分等级。

还有，特供用品问题应该是存在的，比如给有特殊贡献的人员提供的某些特供食品。但也有商家利用“特供”之名贩卖假货的问题。市面上流行的特供酒、特供烟、还有什么特供有机食品等等大多是贴牌的仿制品甚至假冒伪劣产品。我就认识一个迷恋特供酒的人，年纪不大就把自己喝成了老年痴呆。我奉劝人们不要上当，去迷恋什么特供。

我说了这么多贪腐和特权，绝非是说这些现象可以容忍，而是说不能把这些现象与体制划等号，不要随意下什么“制度性腐败”的结论。我坚决拥护严惩腐败、杜绝特权。我们要做的是支持党和政府打击腐败、遏制特权，和党和政府一道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而不是把党和政府和人民群众对立起来，更不能把反腐败反特权的概念偷换成反对党和政府！一定要明白，面对腐败和特权，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是同一战线的，腐败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例二，贫富差距问题

人们一般理解贫富差距是分配不公造成的。但说到分配不公，网络上的人们常常犯一个逻辑错误：把一些人利用非法手段获取财富也纳入分配不公的范围了。

要知道，我们在谈论分配不公的时候，有一个逻辑前提，那就是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分配政策规定的分配方案为讨论基础。讨论这些合法的分配方案是不是存在分配不公的问题，如果存在又如何调整和改进。如果像某些媒体人那样把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财富也划入分配不公，那不等于承认通过贪腐、特权获取财富也是合法的了吗？那不等于在给贪腐和特权洗白吗？

包括贪腐和特权在内的一切非法手段获取财富，比如抢劫、偷盗、诈骗等等都是我法律法规打击的对象，都不是体制和制度允许的财富分配方式。对这些只存在如何有效打击的问题，不在我们讨论的分配不公的范围内。

明白了这个前提，我们的讨论才有意义。那么，在我国合法的分配方式中到底有没有分配不公的问题呢？如果有，有哪些分配不公的现象呢？这些现象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根本的分配制度都出了问题呢？还是技术性问题、阶段性问题、局部性问题或全局性问题呢？只有弄明白这些，才可能进一步谈如何调整和改进的问题。

分配不公问题涉及方方面面，极其复杂。例如劳动收入问题、养老金问题、就医报销问题、教育资源问题等等。

1、 一次性分配问题

（1）劳动性收入

凭劳动获得收入是人们获得收入的主要方式。包括公务员、事业单位公作人员、国企员工、私企员工和纯个体劳动者都是凭劳动获得收入的，这部分人群占有劳动能力的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构成社会性劳动的主体。

这部分人的收入依据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优劳优得）。总体上讲，只要是遵循这个原则设计的分配制度都应该是公平的。问题出在对劳动价值多少及优劣的衡量太复杂了。即便同一行业，级别不同工资标准不同。比如我们经常看到酒店招工广告，掌灶大厨的工资标准差不多是大堂服务员的两到三倍，你说这公平呢还是不公平？对酒店而言，如果你承认掌灶大厨的劳动价值一定高于大堂服务员，那么这个差异的存在就是公平的。

网络诟病的重点之一是国企高管动辄年薪数百万，是一般员工的十到二十倍甚至更高。那么，国企高管的劳动价值是不是一般员工的劳动价值的十到二十倍呢？这个问题可以探讨。同样的问题如：职务高的公务员的劳动价值是不是一定高于职务低的公务员呢？职称高的技术性工作人员的劳动价值是不是一定高于职称低的技术性工作人员呢？这些问题的确是可以探讨的。但常识告诉我们答案应该是肯定的，所以各行各业都设置了不同级别的职务或职称，制定一套由低级别向高级别的竞争机制，低级别的人通过努力学习和锻炼提高自己的劳动技能和效率，并通过一定的考核晋级到高级别，这个过程付出的劳动都转化成个人的劳动价值的提升。

如果没有这一套机制的设计，只要是个工作人员都拿一样的工资，那么无论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还是国营企业都只有一个结果：退化直到倒闭。

有差异才有激励，按劳分配原则内含激励机制。根据职级设定有差异的工资标准这个分配方式是按劳分配原则的具体化，它的公平性是毋庸置疑的，是不需要讨论的。可以讨论的只是：差异到底多大合适？不同行业的工资标准差异就更不好比较。有一个传统性的标准大体可以做参考，比如行政县团级的工资相当于高级技术职称的工资。但同一技术职称的医生和教师谁该拿更高的工资呢？现实生活中，医生收入高于教师，因为医生收入不单靠工资，还和医院的经济效益有关，这种行业性差异是很难同一。

衡量劳动价值高低有一个简单的方式就是岗位的可替代性：可替代性高的岗位劳动价值低，可替代性低的岗位劳动价值高。越是知识和技术含量低的岗位，可替代性越高。可替代性高的工作不需要多少知识和技术积累。换句话说，知识和技术的积累量决定了一个人的劳动价值的大小。这就要求人们努力学习，增加自己的知识和技术含量，才能提高自己的劳动价值。

（2）资产性收入

私企员工面对的问题和国企一样，所不同的是私企投资者如果参与企业管理，他的收入除了高管应得的工资部分，还有他的资产性收入，这就涉及到另一种收入分配方式：资产性收入。如果是单一的私企，老板是企业唯一的投资者又是管理者，企业就是属于他的。那么，该企业除了员工工资、交税、研发资金投入、设备折旧和添置等等费用支出外的所有收入都是老板的。如果是股份制企业，那么扣除企业成本的所有收入都由股东按投资量大小分配。这也是市场经济必须的资产性分配制度，原则上也是公平的。资产性收入还有股票等类的证券性收入，只要不违法违规，都是正当的资产性收入，都不存在不公平的问题。比如投资股票市场，就要面对风险，亏了就嫉妒赚了的，大骂股票市场不公平是没有道理的。

2、二次及三次分配

人们应该明白一个道理：致富主要靠一次性分配收入。二次及三次分配只能起到普惠和兜底的作用，不保证致富。

（1）养老金

网络媒体对养老金的意见很大，是因为差异较大。我们简单观察就不难发现养老金的高低决定于个人所交的养老保险金的多少，个人所交的养老保险金高养老金也高。而一般工资水平高的所交的养老保险金高，所以人们看到的结果是，退休前工资水平高的退休后所领养老金也高。

由于中国的以养老保险为基础的养老金制度刚建立不久，其政策正在调整和优化之中。

对公职人员而言，存在一个与过去的退休金衔接的问题。因此2014年以前退休的叫“老人”，2014年到2024年退休的叫“中人”，今年才完成过渡，此后退休的就应该叫“新人”。新人的养老金政策会有所变化，明年就会观察到这种变化。

中国养老金制度的改革首次涉及到非公职人员，这本身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巨大的进步。非公职人员没有过去的退休金制度做参照，单纯地根据所交的养老保险金的档次决定其养老金的多少。由于许多人选择的档次较低，所以领取的养老金也较低。

网络媒体上有拿农民说事的声音，说农民只有一百多元的养老金，严重不公等等。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的养老金制度如何覆盖所有农民，这是一个正在研究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未加考虑的问题。之所以需要较长时间的研究，是因为中国的农民人口占比大，情况复杂且特殊。举一个例子：城镇人口的收入来源主要靠工资，他们的资产积累（比如住房）主要通过工资收入来购买。而农民的宅基地和农用土地这些资产是通过国家分配得来的，农民建房国家还有补助。对此如何认定？在制度设计时需要研究，研究就需要时间。

如果从发展的眼光看，传统的中国农民正在被新型的中国农民所替代，今后的农民的形态尚未定型，如何为他们量身定做养老金制度也需要一个过程。相当多数的农村，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些老人，他们的儿女要么外出打工要么在城里有工作（宅基地和耕种用地仍然保留），老人的生活不完全依赖于种地的收入，许多农民已经把土地流转出去，自己不再种地。这些复杂的情况，都是新的针对农民养老金制度设计必须考虑清楚的问题。

总之，广大农民朋友要相信党和政府绝不会忘记为新中国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农民。

（2）医疗问题

中国现在实行的医疗保险制度也处于调整和优化的过程中。它分两部分：国家兜底的基本医疗保险和个人购买商业医疗保险。

目前，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做到了全覆盖，只是报销比例有差，尚待进一步调整。

网媒上，声音最大的是要求医疗免费。我认为，医疗免费作为目标追求是对的，但当下实行免费医疗的条件还远未成熟。一是中国的人均GDP不足以支撑免费医疗的巨大开支，二是人们的道德水平未达到适应免费医疗的程度。免费医疗很可能造成部分人过度医疗耗尽医疗资源使另一部分人无医可就。个别人在网络上鼓吹免费医疗、某某国家实行全民免费医疗。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网友，这些人嘴里的数据是虚假的，决不可轻信。

人们诟病最多的是少数人享受特殊的医疗政策。这又回到前面多讲的部分人享受特权的问题去了。同样，对于国家有重大贡献的人员享受特殊的医疗待遇老百姓不会有意见，况且这类人员数量不大，国家养得起。但对大量存在的高干病房，群众是有意见的。我发现县一级都存在所谓干部病房，这样享受特殊医疗的人数就很多了，应该大幅度提高高干病房的门槛，尽可能降低享受特殊医疗的人数，让医疗资源尽量惠及普通老百姓。

至于医疗报销比例，目前对病人有分级，对医疗机构也有分级。希望今后在报销比例上逐步做到对病人不要再有所分级，对医疗机构倒是可以继续分级的。比如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病的报销比例大于到大医院看病的报销比例，引导人们小病不进大医院就会缓解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

我们应该相信，随着经济发展和中国药物开发研究的水平的提高，医疗成本会大幅度降低，医疗制度更趋合理，医疗观念进一步转变，个人健康意识的提高，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会得到解决的。

我国实行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并存制，有的私立医院比公立医院贵许多。私立医院的医疗水平未必超过公立医院，但它的服务态度和就医环境可能更好，它的贵也就贵在这些地方。作为病员，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选择医院。你要选择费用较高的私立医院享受好的就医环境，就不要抱怨贵。昨天，央视报道允许外资入境开办医院，那医疗资源就更多了，更能满足人们的差异化需求了，但建议出台相应的严格管理办法。

说到医疗，许多人又提到医疗腐败。这就回到了专论腐败问题的前文，因此不再本段的讨论范围。

（3）教育问题

教育也是网媒舆情严重的领域。我为教育说句公道话：为追求教育资源公平分配，教育部门已经想了很多办法，做了很多工作了。

比如，就近入学政策。中小学实行划片招生，在片区内的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是免学费和课本费的。比如，为了尽可能满足老百姓享受优质教育的需要，许多教学质量高的重点学校大量办分校，以保证分校所在片区的学生就近入学享受优质教育资源。比如，重点学校对不在本片区的学生设立了昂贵的择校费，显然是想通过经济手段阻止片区外的学生挤占本片区的教育资源，希望学生理性地去选择自己所在片区内的学校就读。至于有的学生家长放弃就近入学的机会要去花高价进私立学校或不在自己片区的重点学校本部，那就没有理由抱怨读书贵。

比如，重点学校大量办网校，即通过网络媒体对乡镇学校实施远程教学，使得偏远地区的学生也可以享受到重点学校的优质教育资源。比如，安排重点学校的优秀教师到偏远地区定点支教。比如，整顿校外办学机构。如此等等的举措，都是在均衡教育资源分配上动脑筋、下功夫。

和医疗系统一样，教育系统也实行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并存制。相对公立学校，学费是私立学校办学的主要经费来源，读私立学校的费用自然很高。如果家长信任私立学校，愿意花高价读书，自然也就没有理由抱怨学费贵。

再者，校外办学机构都是按小时收费的。国家整顿以后，语数外这些主科的课外办学基本停了，但音乐、美术、舞蹈、体育等学科的校外办学仍然很活跃，收费都很贵。据我观察，其生意很好，许多家长愿意花高价去培养孩子的特长，提高孩子的综合素质。这部分学费贵，选择校外办学机构学习的人也是没有理由抱怨的。

也就是说，在中小学阶段不花高价读书是可以办到的。自己一边选择高价的学校一边又抱怨学费贵是没有道理的。

再有就是读大学的费用问题。在中国读大学要收费，这一点倒是和国际接轨的。但针对贫困学生国家有很多的助学政策，如果充分了解、充分利用也是可以缓解读书贵的困难的。

和医疗系统一样，期望教育全免费也是不现实的。其道理，这里就不再赘述了。不过我建议把九年义务教育扩展到十二年，即把高中包含进去。还可以缩短学制，把十二年基础教育缩短为十年，再把三年的幼儿教育放进义务教育阶段那就更好了。

如果网友坚持看到这里，就可能会疑惑本文是不是跑题了。说爱国居然成了问题，怎么又大篇幅地谈治理腐败，公平分配的问题了呢？其实前文已经交代过：因为公知们把这些问题做成了“叛国有理”的依据了。公知们忽悠大众的就是：如果你觉得分配不公、致富不成，那你就有理由不爱国！

说到这里，人们就会问：是不是意味着对党和政府有意见就不可以提了呢？党和政府在工作中有错误就不可以批评了呢？

我的主张是：不但可以批评，还必须严厉批评，不留情面！但批评必须出于善意，即着眼于警醒党和政府去纠正错误或预防发生错误。

人们又会问：对于党和政府是不是只能批评不能表扬呢？不是说批评才有社会良心，表扬就是拍马屁、就是阿谀奉承吗？

我的主张是：不但可以表扬，还应该理直气壮的表扬。关键是要实事求是、发自内心，表扬可以鼓励党和政府做得更好。

既然人民是主人，党和政府是服务员，主人通过批评教育服务员如何不犯错或少犯错、通过表扬鼓励服务员再接再厉把工作做得更好不是很正常吗？

再说了，对人民而言，批评或表扬党和政府都是自己的权力，别人无权说三道四。不是说言论自由吗？为什么要限制人民选择批评还是表扬的权力呢？

对党和政府，我反对假批评，也反对假表扬。什么是假批评和假表扬呢？这两者有两个共同的特点：

第一，不事实求是。

第二，不是出于善意，而是想达到某种个人目的。

其实，这两个特点是两位一体的，既然批评和表扬是另有目的的，那就一定不会尊重事实。

比如前面提到的贪腐问题和贫富差距问题，网媒上的某些言论，都是打着批评之名行恶意中伤之实，意在制造人民群众与政府的对立，为敌对势力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创造条件！有人说，你过于敏感了吧？我的回答是：我说的“某些”言论而不是所有相关言论。别有用心的言论的特点是标题极度惊悚夸张、内容虚无空洞、其言论不是极左就是极右、明目张胆地号召老百姓造反。

那表扬呢？有没有涉嫌阿谀奉承的或蓄意捧杀的例子呢？有！阿谀奉承，多发生在对某个具体的领导拍马溜须以达到个人获得好处的目的的案例中，蓄意捧杀，多发生在使领导忘乎所以导致其犯错而遭受惩罚的案例中。对于党和政府的整体的阿谀奉承和蓄意捧杀没有多少实用意义，不过也有，比如那些鼓吹中国已经比美国发达了，可以不再艰苦奋斗了，该向发达国家看齐享受高福利（其实世界上只有北欧的少数几个小国进入福利型社会）了。

那么，究竟该如何批评和表扬呢？我的办法是：实事求是、就事论事，批评时既提意见又给建议，表扬时既给鼓励又提希望。

如果网友坚持读到这里，会说：又跑题了！说爱国的事，怎么又说到批评和表扬了呢？

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一定要大胆地、勇敢地、理直气壮地说“祖国，我爱你！”。我在表扬党和政府做得好时可能会用词吝啬，但我在歌颂祖国时一定会充满深情、不吝溢美之词，因为我深深地热爱着自己的祖国！

当下的中国舆论场爱国居然成了问题，作为中国人我感到一种奇耻大辱。

网友们，让我们一起直起腰杆，挺起胸膛，大声说：祖国！我爱你！

注：本文作者为“秦安战略”智库核心成员牟林，为本平台原创作品，欢迎朋友们留言交流，一起网聚智慧、网聚人气、网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