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项忠，著名军事将领，其家族于12世纪初定居于浙江嘉兴。项忠于1442年中进士，随后被任命为刑部主事。1449年随英宗朱祁镇远征，在土木堡遭遇惨败。

项忠被蒙古人俘虏，带往北方，被勒令饲养马匹。他利用机会带着两匹坐骑成功逃脱；两匹马都筋疲力尽之后，他又步行七天才到达一个边境的堡寨。

不久，项忠官复原职，并升任署郎中。1451年5月，项忠与监察御史韩雍一同升任广东按察司副使，共同负责当地军务。不过，韩雍很快得到升迁，而项忠在该职位任职三年。

1454年，因镇压瑶民起义有功，他的俸禄得到了增加，随后不久，由于父亲过世，项忠返回原籍。在服丧期结束后，项忠平级调动至山东按察司。

1459年7月，项忠被任命为陕西按察使。由于这是项忠在八年里的第一次晋升，他的好友韩雍赠诗一首以示恭贺。在陕西期间，项忠的才能似乎继续毫无保留的得以展现。

当地民众对其公正的管理十分满意，以至于在项忠不得不离任时，民众派代表前往北京请求将其留于陕西。

这种情况共有两次，一次发生在1462年项忠的继母去世时，另一次是在他升迁进京后的第二年。

1463年末，英宗特别下诏任命项忠为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他在此任上任职四年。

项忠被人们广为称颂的功绩之一是重新开通了西安北部的灌溉渠道，当地一万一千英亩的土地受惠于此。

显然，由于项忠在监管有利可图的茶叶贸易时采取严厉的手段，招致某些从中牟利的特权利益集团的不满。

1467年9月，这一巡察制度被颁布后，项忠被调离陕西，重新被召回北京，协助林聪署理都察院事务。在北京任职不到一年，项忠又回到陕西，协助镇压当地的叛乱。

这场叛乱于1468年6月在陕西西部的平凉府固原附近爆发，起义由把丹的孙子满四领导，把丹原为驻守平凉的元朝将领。

1369年前后投降于明军，被授予平凉卫世袭正千户，管理当时与其一起投诚的蒙古人。

这些蒙古人的后裔被称为“土达”，或“土鞑”，他们仍然被允许在广阔的牧场上生活，并免除徭役。这些人日益积聚的财富引来了贪官们的侵扰，有时他们会采取暴力反抗。

这一次，满四及其同伙杀了一些前去逮捕他们的差人，并攻入距离固原西北方向三十五英里处的山中，占领了一个名为石城的据点。

在击败了从固原派出的明军之后，他们聚集了数千名追随者。7月，叛军击溃了一支三万人的陕西地方官军，统领者为镇守太监黄泌、巡抚陈价及总兵官任寿。

此三人虽然逃过一死，但遭到拘捕，随后被贬为兵吏流放他所。数位高级将领阵亡，五百多名士兵罹难。与此同时，满四自立为王。

由于担心叛乱者会与黄河以北的蒙古人取得联系，于是明廷决定采取行动。8月初，朝廷从北京派出一支讨伐军，联合地方军队共同讨伐满四，以项忠总督陕西军务。

与项忠共同领军的还有作为监军的太监刘祥，担任总兵官的都督刘玉。同时，马文升被任命为陕西巡抚。10月中旬，三万将士受命聚集于固原，继续进攻叛军据点。

小规模战斗持续了数日，明军遭受挫败，其间大将毛忠中流矢而亡。战败的消息于11月20日传入北京，此时恰逢一颗彗星划过夜空，为了稳定民心，朝廷仅将捷报公之于众。

军事将领们坚持要求派遣北京京营增援，但是以彭时和商辂为首的文官集团建议宪宗对项忠抱有信心，坚信其能够完成使命，不要横加干涉。

最终文官们占据了优势，而将领们因丧失了获得权力、名誉和财富的机会而大为懊恼。在这样的背景下，项忠的围城战术奏效了。到11月，叛军开始陆续投降。

其中一位穆斯林同意密谋将满四诱出堡寨。满四本以为可以轻易取得胜利，然而却出其不意地被明军擒获。包括满四在内约有三百名俘虏被押解到北京，并于1469年2月被处决。

残余叛军又负隅顽抗了数日，当他们试图突围而出时，或被杀戮或遭俘虏。凭借此役之功，项忠官秩晋升一级以示褒奖，并升任右都御史，同时他的一个儿子还被授予世袭锦衣卫千户。

项忠于1469年2月回到都察院任职，仍作为副手协助林聪，同时他还负责其他一些事务。

1470年8月，在一次严重的水灾过后，项忠被派往北京东部及南部广大地区，赈济当地数百万饥民。

然而，在赈济工作完成之前，项忠就被派往河南集结军队镇压湖广地区的叛乱。叛乱发生在荆州西部及襄阳府，一般称为“荆襄地区”。

地处湖广西北，与河南、陕西和四川接壤，拥有大约十万平方英里的山川、森林、峡谷和溪流，自从 1368年邓愈率领明朝军队平定这一地区之后，官方禁止向此地移民。

从1437年开始，流民不断涌入，这一地区成为寇盗、逃税者及饥民的避难所。到 1465年为止，有将近两百万流民非法定居于此，不接受任何地方政府的管辖，也不负担任何税役。

各地均以豪强出任首领进行统治。一位阴谋者石龙，绰号“石和尚”，开始联合这些人对抗政府。在他们发动起义时，推举绰号为“刘千斤”的刘通作为首领。

1466年末，总兵官朱永和工部尚书白圭率领官军，在湖广总兵官李震等将领的协助下，镇压了叛乱。

他们成功剿灭了大多数叛众，但是当地一百五十万流民的安置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四年后，即1470年，当地爆发了另一场由流贼李原领导的起义，石和尚再次从中协助。

同年11月，项忠受命总督河南及湖广军务率军镇压起义。韩雍再次赠诗一首以示恭贺，其中有这样一句警言：“古来才大人多忌，且闭精芒在剑函”。

1471年初，项忠在河南西南部的南阳指挥作战。时任湖广总兵官的李震随行，他封锁了通向叛乱山区的入口。

通过承诺豁免投降者罪责的方式，项忠吸引了大部分叛众出山归降，并将他们遣返原籍重新安置。同时，官军攻入起义地区，最终于1471年8月俘获了李胡子。

在项忠和李震的联名奏疏中，二人报告说重新安置了九十三万八千人，在战斗中击毙一千余人，俘虏了两万八千叛众及其家属。

对于战俘，项忠建议充军，声称从每户抽取一人即可增加五千兵众。

1471年末，项忠和李震上疏汇报此次军事行动的结果，声称他们重新安置了五十多万人，俘虏了两百八十六人，处决了六百四十人，并判处三万余人充军。

与明代其他战役的报告相对比，这里面并没有特殊之处，一般来说这样的报告都会被朝廷毫无置疑地接受。

然而，1472年1月16日，即项忠的报告抵达北京十五天之后，一颗彗星划过夜空，并且连续出现了三十一个夜晚。根据一般的观点，彗星传达了上天对皇帝或官员们恶行的不满。

像往常出现这种情况时一样，大臣们会向皇帝呈上一批奏疏，有些旨在进行告诫，有些充满忏悔之意，但是更多的是将矛头直指某人，认为此人的不端行为可能是导致该预示出现的原因。

一位官员暗示，在项忠处决或流放的那些人中，有些是无辜的或者有待赦免，那些反感项忠的官员对这一谣言信以为真，借机对其进行攻击。

有些人甚至说项忠这种滥杀的行为确实应当受到上天的惩罚，即使死后也不能逃脱。然而，宪宗支持项忠，并且认为那些谴责项忠的人是对其怀有偏见。

随后，在1472年6月，白圭上疏指出项忠汇报的数据不实，并且提议正式展开调查；但是宪宗驳回了白圭的建议，并且立即下令接受项忠的最终报告，并以此作为论功行赏的基础。

项忠和李震均晋升一级以示奖励，这些指责激怒了项忠，他提交了一封篇幅很长的奏疏为自己辩白，宣称他是严格按照禁止移居荆襄地区的国家通例行事的。

这一政策已经延续了一个世纪之久，同时他还指出这场叛乱是由白圭等将领的失败直接导致的，而这些人均参与了初期战役的指挥并获得了封赏。

项忠辩称最终报告中的数据已经经过仔细的核实，应当取代先前提交的数据。并且他还汇报了其设立关卡、巡检以防止流民涌入禁区的措施。

宪宗接受了项忠的辩白，并将其召回北京。至于项忠本想杜绝流民进入的荆襄地区，于1476年，在副都御使原杰的建议下，朝廷采取了新的政策。

令仍留居于该地区的流民就地人籍，并置于新设立的郧阳府的管辖之下，设巡抚及总兵官进行管理。返回北京后，项忠又在都察院任职两年。

1474年末，项忠被任命为刑部尚书，然而任职未满一月，又改任兵部尚书，并掌管兵部达两年之久。

1477年初，宪宗朱见深开始宠信宦官汪直，命其统领厂卫，并于同年3月批准汪直建立新的侦查机构，称为“西厂”。很快，西厂成为敲诈勒索和刑讯拷问的中心。

汪直权倾一时，以至于朝廷要员在街上遇到他都要回避让路。有一次，项忠从汪直身边经过，有失礼节，于是次日，汪直便派遣一队锦衣卫前去骚扰和侮辱项忠。

同年6月，大学士商辂请求废止西厂，项忠协同九联名上疏大力支持商辂。宪宗在众臣的要求下屈服，关闭了西厂。

不久之后，汪直重新得到宪宗的宠信，项忠察觉到自己的不利地位，以病请辞。但是，在项忠离开北京之前，宦官们就将其缉捕并严刑审讯，指控他从李震等部将那里收取贿赂。

项忠不堪折磨承认了罪行，于是被革除所有职衔，贬为庶民。以平定湖广苗寇之功，刚刚于1476年10月被封为世袭兴宁伯的李震也被剥夺了爵位。

1483年汪直垮台后，项忠和李震均恢复了原有官爵。随后项忠赋闲于家，十九年后离世。在去世时，项忠被追赐了一些荣誉，包括谥号襄毅以及世袭嘉兴副千户之衔。

这样，项忠共留给后代两个世袭军衔，一个在他的出生地，另一个在北京。终明一代，项忠的后裔中有十位考中举人。

其中五位中进士：儿子项经；两个孙子，项锡和项钶；曾孙项元治；玄孙项承芳。项忠还有一个曾甥孙项元汴成为著名的艺术家和收藏家。

他的玄甥孙项德桢辑录了项忠的生平传记，题为《项襄毅公年谱》，1598年刊行。收录传记四卷，项忠个人著述一卷及二则附录。

对项忠滥杀提出的谴责显然是莫须有的，因为根据明代律例，叛乱者应受到严厉处罚以示警告，而将士要根据他割取的敌人头颅或耳朵的数量给予奖赏。

显然，彗星不合时宜的出现对项忠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在这点上，人们不由会想起韩雍在1459年赠予项忠的诗中对其的劝告，即有才之人应该小心谨慎以免招人憎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