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各地（不仅限于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确实有很多将军级学员（当时对战犯们的称呼就是学员）写了研究美军战术的材料，那些第一手材料得到了最高层的表扬，也在某种程度上对志愿军作战提供了情报支持：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当时最了解美军装备和战术特点的，还真是那些在战犯管理所学习的将军级学员。

杜聿明、郑庭笈、杨伯涛、宋瑞珂等人，不是有跟美军联手作战的经验，就是原来的部队装备了美械，这些人写出了数万字的材料，还有一些主动请缨，要去朝鲜戴罪立功，但是似乎没有谁获得批准——其中原因，我们用电视剧《特赦1959》中黄维的一句话就能概括：“共产党有他们自己的将领，比他们（指写美军战术研究的战犯）高明多了。杜聿明和王耀武去了朝鲜，能打出现在的战果？”

黄维这个人在战犯管理所人缘不太好，其中主要原因就是他说话太直，甚至直得有些尖刻，他这句话可谓入木三分：杜聿明、王耀武都是败军之将不足言勇，他们在朝鲜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打一场没有空中优势和火力优势的战争，并不会比他们在济南和淮海的表现更好。

有人说杜聿明和王耀武上了朝鲜战场，即使不能像曾泽生那样把原来蒋军的“六十熊”变成志愿军王牌五十军，也可以的给彭总和陈大将当参谋，沈醉年轻力壮，搞一搞侦查和情报分析应该也能胜任。

别看们在电视剧里个个老气横秋，军衔也都是中将，但抗美援朝战争开始的时候，杜聿明、王耀武、沈醉确实年龄都不大：杜聿明和王耀武在1951年都只有四十五岁，沈醉更小，才三十六岁。

三四十岁正是当打之年，但是他们上了朝鲜战场是否可用，那就是一个问题了。我们细看这三个中将的背景，就会发现即使胸襟开阔如陈赓司令，也不会放心让这三个中将跟着自己去朝鲜战场。

“军统三剑客”中，沈醉和徐远举同岁，周养浩比他们大八岁，周养浩两面三刀，徐远举又臭又硬，这两人根本就没有“打老美”的心思，沈醉倒是在云南起义通电上签过字，还亲自下令让云南所有特务停止活动缴械投诚，在战犯管理所（当时战犯并不都在功德林，1955年前沈醉一直在重庆）的表现也很积极，还因为揭发周养浩徐远举而遭到过他们的报复——徐远举破口大骂，周养浩抡起板凳下了死手。

沈醉的表现比徐远举周养浩好，而且在云南起义前已经被老蒋任命为“中将游击司令”，看起来似乎懂一点军事，但是我们综合分析，就会发现在咱们所说的三个不适合去朝鲜的中将里，沈醉是最不适合的一个：他在军统搞总务的时间相当长，特工技能和经验远不及谢力公、余乐醒等“科班出身”，当然也不如曾任军统西北区区长、东北区区长、保密局天津站站长的吴景中（《潜伏》吴敬中的历史原型）——吴景中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的特工专业人才，在情报和电讯方面很有一套。

沈醉“表现良好”，很大程度上是“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未必是真心跟老蒋和军统（保密局）一刀两断，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沈醉十分“爱妻”，他那位军统临澧特训班行动术女学员出身的妻子和好几个孩子都跑到了台湾，藕断丝连，难保他不会脚踏两只船。

沈醉有妻儿牵挂，杜聿明和王耀武也存在这个问题，尤其是杜聿明，他的儿子、女儿、女婿都在美国，而且当时他的女婿在美国地位还不低，他给彭总或陈大将当参谋，您说能完全信任吗？

沈醉“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在这方面，王耀武能当他的师父，人要是太聪明了，说话做事都不可能让人完全放心。

杜聿明是被俘前是徐州“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王耀武被俘前是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长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省保安司令、山东军管区司令，沈醉被俘前是保密局云南站站长、云南游击总司令部中将总司令，这三个中将都不适合去朝鲜当参谋或搞情报，真正能让人放心的，其实是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兼湘鄂边区绥靖司令部中将司令官、第十四兵团司令官、第十四编练司令部司令官宋希濂，还有原军统北方区区长、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文强。

宋希濂是黄埔一期生，他在黄埔关系最好的同学兼兄长就是陈赓将军，在被俘前，就已经对老蒋绝望，甚至一度以为老蒋已经派郭汝瑰带着一个兵团要在大西南将其解决掉——宋希濂在《我在西南挣扎和被歼灭》中回忆，他就是因为得知郭汝瑰兵团已经迫近他的驻地而连夜逃走，这才一溃千里：宋希濂并不知道郭汝瑰是即将起义的地下党，他的忧惧，说明他早已跟蒋家父子离心离德。

宋希濂跟陈赓将军的关系，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都知道，而且宋希濂是一个绝对的爱国者，在这场对外战争中，他绝不会胳膊肘往外拐，在抗战期间，他就以旅长身份向何应钦请缨，不达目的不罢休。

宋希濂于公于私，都会在朝鲜战场上尽心竭力，同样道理，如果让陈赓将军在功德林“将军级学员”选一个跟自己去朝鲜，您说他会选谁？

除了中将司令宋希濂，还有一个中将也不容忽视，那就是刘安国的历史原型文强——文强跟陈赓的关系，可能很多人都不太了解：当年政治部周主任的婚礼，有两个人比较活跃，一个是陈赓，另一个就是文强。

文强在《口述自传》中饱含深情地回忆：“周主任说：‘徐特立跟你父亲是同乡，我跟你姑母是同学，我要结婚了，你算是我们的亲人吧，请你参加我们的婚礼。’我感到周主任没有把我当外人看。去参加他的婚礼之前，我跟周恩寿商量：‘得送点礼呀。’周恩寿说：‘不用送，他们是革命结婚嘛。’我很坚决：‘那不行，我们这样深的关系，礼都不送，太不像话了。’我们两个人想了一会儿，周恩寿说：‘一定要送就这样好了，我去买一张红色的宣纸，你是艺术专科学校的，你写几个字就行了。’周恩寿跑到外面买了一张宣纸回来了，我考虑了一下，写下了六个字“花花圆圆寿寿”，接着落款：周恩寿、文强。”

文强的《口述自传》，笔者改动了几处称呼，但读者诸君一定能看出文强对周主任的感情之深：陈赓“迎亲”，文强写字，据说那天周主任喝了很多酒。

文强只是倔强，而非不明事理，他跟陈赓以及陈赓上级的关系，笔者还真不能一一列举，但是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都知道：参加过南昌起义的文强，在军事方面也很强，他当年跟组织失联的原因也很复杂，只要给他一次机会，他就一定会证明自己的能力。

文强在军统期间，一直是在对日谍战，并没有抓捕过地下党，在淮海战役期间，又瞒着杜聿明释放了数名准备突袭蒋军指挥部的武工队员，说明在他心里，一直没有忘记南昌起义时的情谊。

这样看来，如果让陈赓将军到战犯管理所选择几位学员去朝鲜战场协助自己，还真就是宋希濂这个中将司令和文强这个中将特工比较靠得住，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对咱们今天说的这五位中将学员肯定了解更深，那么在您看来，哪些战犯管理所学员比较适合入朝作战？如果宋希濂和文强真去了朝鲜战场，做什么工作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