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从1966年到1977年的这段历史，多被后来一些所谓的“精英层”称为“取消高考”的十二年，曾饱受争议、批评与歪曲误解。

可谁又曾想到，如此一段难以磨灭的历史大事件，竟因两名中学生分别写给毛主席的一封信，从而全面拉开了“取消高考”的序幕。

两名中学生写给毛主席的两封信

1966年6月6日，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三(四班)学生就“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现行的升学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的旧科举制度的延续，是与毛主席给我们制定的教育方针相违抗……

其具体罪状如下：

使许多青年不是为革命而学，是为考大学而钻书堆，不问政治。不少同学有严重的“唯有读书高”、“成名”、“成家”、“个人奋斗”、“走白专道路”等剥削阶级的反动思想。现行的高考制度助长了这种思想。使许多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而造成许多“特殊”、“重点学校”、专收高材生，这种学校为一些只钻书本，不问政治的人大开方便之门，把大批优秀的工农、革命干部子女排斥在外。对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

我们具体建议如下：从今年起就废除旧的升学制度。

这名女学生提出的这些“罪状”，即便放到今天，似乎也是完全切中要害。

▲毛主席

同年6月11日，北京市第四中学高三(五)班学生也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同时，北京市第四中学全体革命师生就“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全市师生发出倡议，内容的核心就是：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

那么，这两名中学生为何要给毛主席写这样的信呢？

取消高考前的教育背景

1905年，长达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黯然落幕，于是取而代之的高考制度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依旧延续的是解放前的各高校自主招生模式。

1952年，为体现公平性，实行了全国统一的普通高校招生制度。

然而，当这项制度实行几年后，却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中小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例如：一些高年级学校一周课时比规定时间超出5-10小时，多的高达24小时。

对此，在1955年7月，教育部发出新中国第一份“减负”文件《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该文件称，1954年以来，学生负担过重，一般是大中城市的学校负担比小城市和农村的学校重，中学比小学重，高年级比低年级重。

▲周总理

或许，由于是这份“减负”文件的落实情况并不好，于是在1964年北京铁路二中校就“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专门给中央办公厅写信。

1964年2月13日在春节座谈会上就“中小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毛主席谈了个人的看法：

“……学制可以缩短。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1965年7月，毛主席就“中小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做出批示：

刘、邓、彭阅后，请尚昆办。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教授又甚不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

1966年4月6日至4月16日，教育部组织36个单位41名代表，召开了一次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

在这次会议，毛主席说：

“高考把学生当作敌人，公开袭击，定期袭击。高考助长学生死记硬背，不是引导学生活泼主动的发展。高考按平均分数录取，要学生门门功课都好。高考超出中学课程范围，高考出难题，学生家长抱怨。学生紧张，高考每年总有人晕倒，把学生考焦了。家长紧张。老师紧张，全国考生集中在三天考试，如临大敌，气氛紧张。高考三天决定命运，偶然因素大。考生填那么多志愿，只从高校出发，不考虑考生的实际情况！”

可以说，这是取消高考的一次预热举动。虽然，有人说这次会议不算太单纯，但弥足珍贵的是对高考问题的揭露，都点在死穴上了：当时的高考模式，相当于理论与实践在逐渐脱节，很可能造成大学生毕业后的就业专不对口。

这一背景，应该是毛主席能够慎重对待两名中学生来信的一大原因。

取消高考前的社会背景

1952年，就“干部子弟学校”的问题，毛主席曾愤怒地指示：不要专为干部子女办学校，要和群众打成一片。

当时，周总理的侄儿周尔辉，也是烈士的遗孤，新中国成立后被接到北京抚养，原本北京办有专门培养烈士、高干子女的干部子弟学校，但周总理却让侄儿到普通的第二十六中学住校学习，甚至还特意嘱咐侄儿，不得公开二人的关系。

▲在田间劳作的“上山下乡”知青

其实，当时的周总理和毛主席的想法一样，都希望从领导干部开始，彻底改变从旧社会承袭过来的教育不均等的局面。毕竟，旧的考试制度、教育制度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并威胁着政权性质，这是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的共识。

然而，在推行过程中，却遭遇了诸多的阳奉阴违。例如：1955年，教育部小教司起草了一份关于逐步取消干部子女学校的文件，文件中说：

“几年来，事实证明，专为干部子女办学校，有很大害处，这些学校花钱很多，教育效果并不好，使干部子女养成一种‘新贵族’的思想作风……应彻底改变干部子女小学与幼稚园制度……是必须坚决执行的不能再推迟的任务。”

当这份文件被送到国务院文办林枫、范长江、董纯才的手中时，他们却将“新贵族”等重要的内容给删掉了。甚至，他们还在同年亲自批准北京建立了“外交部干部子女小学芳草地小学”，以及育强小学、右安门小学等三所干部子女学校。

1956年，北京又建起了五所干部子女学校，而这几个学校只是象征性地招收了少数几个工农兵子女，以装点门面。

▲1977年，考生步入考场

1960年至1962年，在教育界某些专家的鼓吹下，大办所谓的“重点学校”，即：新建干部子女学校十一所。其中：外国语干部子女学校的干部子女占了85%以上。甚至时为教育界领导的张某人还说：“如果基建可能的话，一年增加个把（干部子女学校）。”

因以上种种，在1963年，林彪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由解放军总司、总政、总后联合下发了《关于军队干部子女学校移交教育部门接管的通知》。

同时，教育部也根据林彪的指示发出了《催办中央“逐步取消干部子女学校”指示的情况和准备采取的具体措施的通知》，要求各地“提出取消干部子女学校或变相干部子女学校的具体措施和办法。”

可即使如此，依旧存在欺上瞒下的现象，如：当时北京市教育局的一些人，竟然在报告中说北京市区没有一所干部子女学校。

可以说，在“取消干部子弟学校问题”的历程中，如同经历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这应该也是触动毛主席“取消高考”的内在因素之一。

取消高考前的历史背景

众所周知，“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以及体力与脑力劳动者差别。

同时，国家决定“取消高度”的时间段又正好处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全面拉开序幕的时期。

▲人民公社时期的东方红拖拉机

若按照当时的高考制度，农村子弟就可以通过高考进入城市改变个人命运，而城市工人子弟同样也可以通过高考实现阶层的跃升，相当于知识分子都将拥向城市，人才都跑到城里去了，谁来建设乡村，就更不要提什么缩小“城乡差距”了。

如此以来，知识分子不愿意到农村去、不愿意与工农结合，农村出来的学子也不愿回到农村，其结果就会造成农村教育资源与城市进一步拉大，势必与消灭“三大差别”的目标相左，甚至还会加速阶级矛盾，而这也与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严重背离。

其实，消灭“三大差别”，并不是一些人所片面指责的“平均主义”，而是为了实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共产主义目标。

1966年6月，因以上种种背景因素，原本已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下发了《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结果却因这两名学生写给毛主席的信，进而坚定了毛主席对教育改革的决心，于是高等学校招生这一推迟可就不是半年了，而是停止了整整三年。

同时，当时国家推行的“人民公社”，如同工厂实行的“鞍钢宪法”，走的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路子，通过在农村兴办“社队企业”，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最终将农村建得同城市一样好。

▲1977年，恢复高考时的标语

对于这点，相信年长一点的人都会有印象。那时，如：“东方红”旋耕机等大型机械，常常出现在田间地头。可是，自从实行“联产承包制”后，这种大型机械突然间就全部失去了身影。

此外，还有学者调研发现，如果新中国前30年一直在高考，农民和工人的孩子基本上是上不了大学的，因为他们可能连如今的文盲都不如。想想我们的老一辈，几乎都是在脱产或半脱产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而这，同样也与共产主义的目标相背离。

后来，通过一段时间的扫盲运动，孩子们也能基本处于教育的同一起跑线了。据统计，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文盲占90%以上，而到了改革开放的时候，文盲已降低到10%以下。到了今天，中国大学以上文凭的人已达到了60%。

也就是说，那个年代“取消高考”自有那个年代的必然性。

对“取消高考”的歪曲误解

1968年7月20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一篇《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报告中说：“实践证明，从工人中提拔的技术人员比来源于大专院校毕业生的技术人员要强。”

毛主席看到这篇报告后，当即亲笔加了一段“编者按”：

“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此时，虽说大学已经停止招生，但并不是不办大学，而是指明了办大学的方向，那就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 ，相当于后来的“脱产教育”。

▲1978年春，北京大学迎来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批新生

1968年7月21日，当毛主席的这段“编者按”刊登后，各高等院校纷纷按照这一标准“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下乡知青中招生”，同时坚持“三来三去”的招生原则，即：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儿来哪儿去，有点类似于后来的“委培”。

这段历史被称为“七二一工人大学”，后统一改称“职工大学”。

据《中国教育年鉴》记载，截至1976年底，全国共有七二一大学33374所，学生148.5万人，是同期普通高校学生数的3倍之多。

以此来看，当时并没有真正的“取消高考”，只是取消了统一高考的形式，也不是一些说的“取消高考”十二年，而是为了解决当时“学生死读书、读死书，片面追求考试分数，理论与实践严重脱离，高考与无产阶级政治严重脱离”的教育问题。

1977年冬和1978年夏，全国一千万余考生走进了中断“十二年”的统一高考的考场，从而也解决了“文革”十年来积压下来的千万社会知识青年报考大学的问题。自此，统一高考，再次成为每年千万莘莘学子实现梦想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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