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一日军糟蹋漂亮母亲，将其婴儿丢入沸水，晚年开始忏悔

引言：

1942年深秋，山东莱芜一个偏僻的村庄，寒风刺骨。年轻的母亲抱着襁褓中的婴儿，蜷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突然，一阵粗重的脚步声由远及近。石田干雄带领的侵略军闯入了这个宁静的村庄。这位曾是印刷厂工人的日本士兵，此时已被战争扭曲了心智。当他推开那扇摇摇欲坠的木门，看到了年轻母亲的刹那，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想法在他脑海中浮现。这个瞬间，注定要改变多个家庭的命运。数十年后，当石田干雄在日记中回顾这段往事时，他的笔触颤抖着，字里行间透露着悔恨。但这份迟来的忏悔，真的能够弥补那些逝去的生命和破碎的家庭吗？

一、石田干雄的早期生活

1911年，石田干雄出生在日本静冈县一个普通的农家。他的父亲是当地一个中等规模的农场主，种植水稻和蔬菜。在那个年代，石田家的生活条件算不上富裕，却也能维持温饱。家中除了父母，还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

石田干雄六岁开始上学。由于家庭经济状况并不宽裕，他只读完了六年制的小学教育。1923年，12岁的石田干雄便告别了校园生活。离开学校后，他先是在父亲的农场帮工，但很快就表现出对农活的不适应。

1925年春天，14岁的石田干雄在姐夫的介绍下，进入静冈市一家印刷厂当学徒。这家印刷厂主要承接当地报纸和宣传品的印刷业务。石田干雄从最基础的工序做起，每天负责整理铅字、清理机器。工作虽然辛苦，但他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耐心与专注。

三年后，石田干雄从学徒升为正式工人。他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印刷技术，每月能领到35日元的工资。这笔收入在当时已经算是不错，足以支撑起一个小家庭的基本开销。1932年，他与同村的女孩野田雪子结婚，次年生下长子健一。

1935年，石田干雄在印刷厂工作已经整整十年。这期间，他曾尝试开设自己的小型印刷作坊，但因缺乏资金和人脉而失败。随后他又回到原来的印刷厂，担任印刷车间的技术工人。每天的工作就是操作印刷机，检查印刷质量，指导新手学徒。

然而，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不断扩张，战争的阴影开始笼罩整个社会。1937年，印刷厂接到了大量军方宣传品的订单。石田干雄开始接触到各种军国主义宣传材料，这些材料中充斥着＂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和对军人的颂扬。

1941年春天，印刷厂的订单骤减。工厂开始裁员，石田干雄的工资也被降到了每月25日元。同时，街道上征兵的宣传越来越多。一些从前线归来的士兵经常在茶馆里讲述在中国的＂丰功伟绩＂，他们谈论着在满洲和上海获得的＂荣誉＂与＂财富＂。

这年秋天，30岁的石田干雄主动报名参军。他将妻子和孩子托付给父母，带着对＂建功立业＂的期待，踏上了开往军营的火车。在东部第63部队的新兵训练营，一个曾经普通的印刷工人即将开始他的军旅生涯。

二、军国主义思想的毒害

1941年末，石田干雄进入东部第63部队的新兵训练营。这里的训练制度极其严苛，每天从凌晨四点开始，直到深夜十一点才能休息。新兵们除了要接受体能训练，更重要的是接受思想改造。

训练营的第一课就是皇军精神教育。教官们反复强调＂天皇至上＂的理念，要求所有新兵背诵《军人敕谕》。每天早晨，新兵们必须面向东方，向天皇的照片行最敬礼。任何不够虔诚的动作都会遭到严厉惩罚。

军营里的等级制度极其森严。老兵可以随意殴打新兵，这被美化为＂精神淬炼＂。新兵挨打时不允许躲避，必须立正受罚。石田干雄所在的新兵连，仅第一个月就有三名新兵因不堪虐待而自尽。但在军营里，这样的事件被轻描淡写地记录为＂因病死亡＂。

训练营特别重视＂武士道精神＂的灌输。教官们通过各种手段，强化新兵对死亡的漠视。他们被要求用刺刀刺杀活着的动物，开始是鸡鸭，后来是猪羊。不愿下手的新兵会遭到全连队的殴打。渐渐地，杀戮成为了一种习惯性的行为。

每周都有专门的政治教员来上课。他们宣扬＂大东亚共荣圈＂的理念，将侵略美化为＂解放亚洲＂的神圣使命。教员们特别强调中国人是＂低等民族＂，将其称为＂支那猪＂。新兵们被要求背诵各种污蔑中国的口号，直到完全认同这种观点为止。

体能训练之外，最重要的是服从性训练。军营里流传着一句话：＂命令就是皇命＂。新兵们被要求对上级的命令绝对服从，不允许有任何质疑。为了强化这种意识，教官们经常下达一些毫无意义的命令，比如要求士兵们在烈日下原地站立数小时，或是在寒冷的冬夜里只穿单衣做操。

1942年初，训练营开始进行实战演习。演习中特别强调对＂敌人＂的残酷处置。教官们教授各种刑讯手段，美其名曰＂审讯技巧＂。新兵们被要求观看处决战俘的现场示范，有些人当场呕吐，但很快就适应了这种场面。

训练营还设立了专门的慰安所。军官们公开表示，这是为了培养士兵的＂男子气概＂。新兵们被强迫参与，拒绝者会被指控＂不够阳刚＂。这种制度化的暴力进一步摧毁了士兵们的人性。

在这样的环境中，石田干雄在四个月内完成了从普通平民到皇军士兵的转变。1942年5月，他随部队登上了开往中国的军舰。此时的他，已经完全接受了军国主义的洗脑，成为了一个彻底的杀人工具。

在开往中国的船上，老兵们向新兵详细讲述了在中国的＂战果＂。他们不仅谈论战斗，更多地炫耀对平民的掠夺和凌虐。这些故事不再引起新兵们的反感，反而激起了他们的期待。船舱里充满了对即将到来的＂战功＂的讨论声。

三、战场上的暴行实施

1942年6月，石田干雄所在的部队抵达山东莱芜。当地正值麦收时节，田野里飘荡着成熟麦子的香气。部队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对周边村庄进行＂扫荡＂，美其名曰＂肃清抗日分子＂。

第一次行动的目标是莱芜东部的杨家村。清晨四点，部队包围了整个村庄。村民们还在熟睡，突然被枪声和呐喊惊醒。日军用枪托撞开房门，将所有村民赶到村中央的晒场上。石田干雄负责搜查东边的几户人家，他们翻箱倒柜，搜刮值钱物品，将不值钱的器物砸得粉碎。

在晒场上，日军开始甄别村民。年轻力壮的男子被指控为＂八路军嫌疑＂，直接被拖到村外的沟渠处处决。妇女和老人被迫跪在地上，任由日军搜身。一位老人因为腿脚不便，跪得不够快，当场被枪托击打致死。到中午时分，村里的房屋大多被点燃，浓烟遮蔽了太阳。

七月初，部队转移到莱芜西部的山区。这里的村庄分布零散，游击队活动频繁。指挥官下令采取＂三光政策＂，凡是发现的村庄，一律烧光、杀光、抢光。在短短一周内，石田干雄参与了对五个村庄的＂扫荡＂行动。每次行动的模式都大同小异：先包围，后搜查，最后烧毁。

八月中旬，部队在一个叫东李庄的村子里发现了地下粮仓。指挥官认定这是游击队的后勤基地，下令对全村进行惩罚性屠杀。当天，一百多名村民被集中在祠堂里，用机枪扫射。石田干雄负责守在祠堂外，防止有人逃脱。枪声持续了将近半小时。

九月，天气转凉，部队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治安肃正＂行动。这次行动持续了整整一个月，波及了莱芜周边数十个村庄。石田干雄所在的小队专门负责搜查可疑对象。他们在一个村子里抓到了一名受伤的青年，怀疑他是游击队员。为了逼供，他们使用了各种刑讯手段，最后将青年活活打死。

十月底，部队进驻了莱芜城郊的一个大村庄。这里的村民听说日军要来，大多已经逃走。但仍有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和妇女来不及撤离。日军在村里搜到了一些抗日标语和传单，随即展开了疯狂的报复。所有留下的村民都被关进粮仓，粮仓被浇上汽油，点火焚烧。

入冬后，山区的游击战愈发频繁。日军的＂扫荡＂行动也变得更加残暴。石田干雄的部队采取了＂人质战术＂，凡是怀疑有游击队活动的村庄，就抓捕村民家属作为人质。如果附近发生袭击事件，这些人质就会被处决。到年底，他们手上已经积累了数百条人命。

1943年初，部队接到了新的命令，要对莱芜南部的村庄进行＂大规模清剿＂。这次行动中，石田干雄遇到了那位怀孕的年轻母亲。这成为了他后来始终无法摆脱的梦魇。在这之前，他已经参与了无数次屠杀，手上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

四、战后的法律审判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石田干雄随第63部队在山东被中国军队俘虏。他被关押在济南战犯管理所，编号为B-2749。在最初的审讯中，石田干雄对自己在莱芜地区的暴行供认不讳，详细交代了参与屠杀平民的具体过程。

1946年3月，济南战犯管理所开始对战犯进行分类审查。石田干雄因直接参与多起大规模屠杀平民事件，被列为甲级战犯。审讯记录显示，仅在1942年6月至1943年初的半年多时间里，他就参与了至少12次村庄＂扫荡＂行动，造成近800名平民死亡。

1947年初，济南军事法庭正式成立。石田干雄成为第一批受审的战犯之一。检方出示了大量证据，包括受害者家属的证词、当时的军事记录，以及其他战犯的证词。特别是在东李庄事件中，一位幸存者指认石田干雄就是守在祠堂外的刽子手。

审判过程持续了三个月。法庭传唤了多位证人，其中包括在杨家村大屠杀中幸存的王老太。她作证称，亲眼看见石田干雄用枪托打死了她的丈夫。另有证人指证，在一次＂清剿＂行动中，石田干雄亲手将一名怀孕妇女推入火中。这些证词都得到了其他证据的佐证。

1947年5月，法庭对石田干雄作出判决。判决书长达47页，详细列举了他犯下的罪行：参与屠杀平民、实施酷刑、纵火焚村、抢掠财物等。法庭认定他犯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判处死刑。

石田干雄提出上诉，称自己是在执行上级命令。上诉法庭审查了全部案卷，认为即使在军令之下，他的行为也远远超出了战争需要，明显带有个人残暴性质。1947年7月，上诉被驳回，维持原判。

1947年8月15日，就在日本投降两周年的这一天，石田干雄被押往济南郊外的刑场。行刑前，他主动要求面向东方，这是他最后一次按照军人的方式行事。上午十点整，枪声响起，一名手上沾满无辜者鲜血的刽子手倒在了中国的土地上。

处决结束后，军事法庭将全部案卷整理成册，收入济南战犯审判档案馆。这些文件记录了石田干雄在山东莱芜地区犯下的累累罪行，成为了日军暴行的铁证。其中包括了他的供词、受害者证言、现场照片等重要史料。

1948年，军事法庭又陆续审理了第63部队的其他战犯。他们的供词进一步佐证了石田干雄的罪行，也揭示出更多在莱芜地区发生的暴行细节。这些审判记录共同构成了一份完整的历史档案，记录着那段黑暗的历史。

战后多年，石田干雄的案件被多次引用于战争罪行研究。他的审判记录成为了研究日军在华暴行的重要史料，也被收入多个历史文献汇编。这些记录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罪行档案，更是那个时代整体暴行的缩影。

五、历史的警示意义

1950年，济南战犯审判档案馆开始系统整理战时档案。石田干雄的案件成为重点研究对象，其完整的审判记录被编入《山东日军战犯审判实录》第一卷。这份档案详细记载了一个普通日本士兵如何在军国主义教育下，逐步沦为杀人机器的全过程。

1955年，山东省档案馆专门成立战犯审判研究组，对包括石田干雄在内的多个典型案例进行深入研究。研究人员走访了莱芜地区的受害村庄，收集了大量口述史料。在杨家村，幸存者们指认了当年屠杀发生的具体地点，这些证言与审判记录完全吻合。

1960年代初，莱芜地区开始建立抗日战争纪念设施。在东李庄，当年被机枪扫射的祠堂被保留下来，成为侵华日军暴行教育基地。墙上的弹痕依然清晰可见，地面上残留的血迹也被完整保存。每年都有大量参观者来此接受历史教育。

1975年，山东省历史研究所对第63部队在莱芜地区的暴行进行了系统调查。研究人员发现，石田干雄所在的部队在短短一年半时间里，在莱芜及周边地区烧毁村庄37个，造成平民死亡2300余人。这些数字都有详实的档案记录支撑。

1980年，日本一些历史学者来到莱芜，实地考察战争罪行发生地。他们查阅了石田干雄的审判档案，走访了案件发生地。在东李庄的祠堂前，这些学者默默鞠躬。他们在研究报告中写道，这些罪行的记录必须永远保存，以警示后人。

1990年，莱芜市档案馆开始对战时档案进行数字化保存。石田干雄案件的所有文书、照片、证物都被扫描存档。这些电子文档后来被共享给多个历史研究机构，成为研究战争罪行的重要资料。研究人员通过这些档案，能够清晰地还原当年暴行发生的全过程。

2000年，山东省文史研究馆组织编纂《山东抗战实录》，将石田干雄案件作为重要章节收录其中。编纂者们认为，这个案例揭示了军国主义如何将普通人改造成杀人工具，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该书出版后，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2010年，莱芜市在原第63部队驻地建立了战争罪行陈列馆。馆内专门辟出一个展区，展示石田干雄案件的相关档案和实物。其中包括他使用过的武器、犯罪现场照片、受害者遗物等。这些展品无声地讲述着那段历史。

2015年，中日历史学者在莱芜举行研讨会，专题讨论战争罪行档案的历史意义。与会学者一致认为，石田干雄的案件记录必须永久保存，这不仅是为了记住历史，更是为了防止历史重演。

2020年，山东省档案馆完成了新一轮战犯审判档案的整理工作。石田干雄案件的档案被列入重点保护名录，采用最先进的技术进行保护。这些泛黄的纸页承载着历史的记忆，永远警示着人们铭记战争的残酷。